第二节　先秦诸子学说的扬弃和发展

百家争鸣运动中，诸子各家学派互相吸取，彼此融合，为封建王朝大一统探索新的思想统治理论。在总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思想学术文化融合的一股主流。文化学术融合有着自己的独特道路，它只能在自由论争中得到发展，并不能和政治完全保持一致。秦始皇能用武力来征服六国，却无法用武力来统一学术思想。因此，他用烈火审判和血腥迫害只能盲目地摧残文化，堵塞学术自由谈论之路，阻碍了先秦诸子思想文化融合的进程。汉初统治者要比秦始皇聪明得多，一方面他吸取秦代统治者选择统治思想，制定文化政策的失败教训，在文化学术上采取了开放方针，促使了百家争鸣运动的复兴;另一方面，在百家争鸣运动中，在诸子思想合流的进程中，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产生了董仲舒的新儒学。如果说百家争鸣到了战国末期，如百川归海，逐渐融合，而由兼采墨、道的儒家荀子开其端，那么，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则总其成，完成了这一使命。从此，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教”一直被奉为统治者的治国理论。

早在汉朝初建立，刘邦称帝，天下初定，一切制度均属于草创，并无一套系统的治世之良策，更无法依据哪一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他深感“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汉书·高帝纪》)。因此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直是对各家学说兼容，直至汉宣帝时还是王霸杂用。刘邦虽系市井无赖之徒不喜欢儒生，但当他一觉得叔孙通、陆贾之类的儒生颇有用途时，立刻就又赠给黄金，封以高官厚禄。汉武帝虽然号称崇尚儒术，独尊儒术，实际上重用张汤、赵禹之类酷吏，治国方略颇崇尚法家，对纵横家主父偃也是重用不疑;在经济上他的得力助手又是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著名理财家。到汉宣帝时，他的太子婉言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任!”(《汉书·元帝纪》)这个汉宣帝比起刘邦、汉武帝要说话实在得多，以“霸王道杂之”一语道尽天机。所以汉宣帝爱讲论六艺，博尽奇异之好!对法家著作犹感兴趣，“申子好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责实也，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六艺之经也，宣帝好观其君臣篇”(《全汉文》)卷三十八)。汉代统治者对思想学术方面的文化政策，完全与秦代相反，只要有利于汉王朝统治的思想学术，都可以兼纳并容。这是汉初百家争鸣运动能够风靡一时的前提，也是汉武帝“独尊儒术”而产生董仲舒神学思想体系的前提。

董仲舒思想产生，并能被定为一尊，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在汉景帝时，董仲舒曾以治《公羊春秋传》做博士官;汉武帝即位以后，他上“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他广泛吸取各家思潮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学说，全部融入儒家思想体系的理论中，成为当时儒学的一代宗师，两汉中央集权统治理论基础的奠基人。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实质是以儒学为纲，广收百家诸说，成为战国到汉初百家争鸣、文化融合的一次大总结。(www.daowen.com)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政治上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大一统局面已经形成。在经济上，社会经济得到迅猛的大发展。这时汉王朝以一个版图辽阔、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封建帝国屹立于东方。大汉国威，远震中亚，波及欧洲。一个强盛统一的王朝需要一个统治思想，经过汉初百家争鸣与文化融合，从理论上讲，思想统一的时代已经到来，汉王朝统治者经过百年实践，也掌握了各家学说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内容，所以，早在董仲舒之前，太史公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旨》，已总结了诸家优劣短长：“《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恐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老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谈到道家时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求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实施，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高”(《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在这里虽然把道家有所抬高，但是，也基本上反映了汉初对各家学派的理论总结。董仲舒正是在这种文化融合、思想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他以儒家为核心，又吸收黄老之学，糅合阴阳、名、法各家构成新的封建思想体系，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

董仲舒所提供的新的封建体系，适应了时代要求和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以“天人感应”论为汉代天子受命于天，下牧万民作出了权威论争。他把阴阳五行学派的理论纳入儒学的思想体系中，成为汉儒重要基础。“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他把自然现象拟人，赋予道德的属性，把自然界一切看做天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安排，自然界的变更视为天意的表现，封建社会各种等级名分和隶属关系也是天意的安排，于是，天上的神权，地上的皇权密切联系起来，融通为一。也就是他所说的“事应顺于名，名应顺于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既发展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说，又吸取了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三纲思想，实现了儒法合流、霸道杂之。并提出德刑并用，以德教为主，以刑名法治为辅的统治方针。同时他又把墨家“天志”“明鬼”以变相的形式融合在自己的天人体系之中。“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与其说来源于他，不如说其源于墨家。甚至“天出灾异谴告”的最初表达形式，也是由《墨子》提供的。至于名家的“名理”，可以在董仲舒的“正名”等名目中，找到它的身影。他的名号理论则是它的发展。总之他把先秦六家综合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以德威并举给汉朝统治者提供了统治万民的政治策略，因而他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所以董仲舒的思想，是结束汉初百家争鸣，诸子合流代而建立综合性思想体系的历史要求与愿望的反映。因此，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学术上看，只是形式消失，实质上成为新体系的要素和组成部分。因之董仲舒的新儒学是诸子合流的共同产物，自然也合乎“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所以能在思想界定一尊，理所当然的是董仲舒的“儒术”。虽然还挂着孔子之术的大旗，但是，流淌的不再是“醇儒”的血液。当然孔子大喊疾呼“克克复礼”，本是为挽救奴隶制覆亡的一曲挽歌，而今脱胎换骨成了歌颂新生封建制度的赞曲!可是，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出现是适应了封建王朝大一统治者局面的需要，为中国封建社会正式确立了一个封建统治思想，从而为中国哲学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方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的伟大进步。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个封建正统思想一经确立，便影响和调剂着中国古代的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情趣达两千之年，形成了一种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无形灾难，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