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百家争鸣的余波

按照传统观点，百家争鸣到秦代就戛然终止，而汉代仅仅是由“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发展的过程，这似乎已成定论。假如我们翻开发黄的史册，就会发现，秦始皇并没有焚尽天下之书，坑尽天下之儒，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并没有因焚书坑儒而结束，迄至汉初仍留下强烈的余波。

当张良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失败后，逃到下邳。在那昏黑的子夜，圯上老人黄万公赠张良《太公兵法》一部。看来“秦法虽严亦看甚疏，人家犹有未烧书!”陈涉起兵时，孔子的八世孙鲋，也抱着孔子的礼器，往归义军，当了陈王的博士;楚汉相争之际，宽衣博带的儒、墨、法诸家学者遍天下。当汉高祖刘邦举兵围鲁，而鲁国的诸儒正在讲诵习礼，弦歌之声不绝。儒生郦食其自称高阳酒徒来见刘邦，为之出谋划策。刘邦刚刚登上皇帝宝座，就有儒生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史记·陆贾列传》)，著述《新语》;叔孙通率邹鲁儒生为刘邦制定朝仪。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汉代初年，封建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于是，在文化、学术、思想上采取了开放方针，废除了秦朝的“挟书律”，多次派人“求亡书于天下”;礼聘秦博士和邹鲁儒生，对于“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汉书·刘歆传》)。因此，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诸子再起，百家俱兴，百家争鸣的战鼓又擂响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述百家复兴的盛况时写道：“汉兴，萧何作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义，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

百家学说复兴是从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开始，学者们不断从秦代焚书的灰堆里，拣出一些未能烧尽的断简残编，从民间搜集一些私藏幸免的百家著作，将先秦古典文献逐步整理出来。到了汉文帝之后，诸子传说、百家之言、各种典籍不断涌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汉代学者的新作，先秦学派除名墨两家渐衰外，各家学说都有新的发展。如汉代新著的道家著作有《捷子》、《曹羽》、《郎中婴齐》、《道家言》、《臣君子》等，阴阳家新著述的有《公孙浑邪》、《五曹官制》、《张苍》、《天下忠臣》等，汉代法家著作有《晁错》，此外《九章律》、《傍章》、《越宫律》、《朝律》等属于法律文献。纵横家汉代著作有《蒯子》、《邹阳》、《主父偃》、《徐乐》、《待诏金马聊苍》等，杂家有新作《淮南子·内外篇》、《东方朔》、《博士臣贤对》、《臣说》等，农家有《董安国》、《氾胜之》、《蔡葵》等。汉代的诗赋之家多不胜举，五行方略术数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穷，著名的就有唐都、苍公等。汉代军事家著述更是汗牛充栋，仅汉初张良、韩信整理的兵法著作就多达一百八十二家，经过删除、整理、留取精华，定著为三十五家。到汉成帝时，军政杨仆又进一步搜集兵书，整理著录，还未到达完备。儒家著述到汉初时更是支派流漫，洋洋大观。当时学者各凭所记看，同一古书而有多家版本，同一学说又有各种派别，就六经而论，淄川田生讲《易经》;济南伏生授《尚书》;言《诗经》者，在鲁有申培公，在齐有辕固生，在燕则有韩太傅;讲授《春秋》在齐诗胡毋生，于赵则有董仲舒。因此上，“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则有齐鲁之术，《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隋书·经籍志》)。从汉初对先秦诸子著作的整理和大量新的著述来看，已颇具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之盛况。

当然，汉初的学者思想家绝不只是钻在断简堆里整理残篇，而是广招弟子，开业授徒，干预政治。像家业千金的杨王孙也去学黄老之术，官居高位的主父偃学纵横长短之术。汉文帝时，伏生已是耄耋之年，九十余岁，仍然开业授徒，太史公司马谈为了获得深厚的知识，更是转益多师，学天文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生，正因如此，他才能精通百家，而作《论六家要旨》。这些都说明当时百家私学十分盛行，并得到了汉家王朝的默认。许多成绩显著的诸子任博士，进入仕途，所以，在汉武帝之前，诸子开业，百家讲学，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当此之时，诸子各家都力图干预政治，以自己的学说观点来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于是，学术争鸣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进而发展一步，学术争议就成了钩心斗角的权力之争，对于学术争鸣的最终裁决又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因此，汉代的诸子学者与先秦战国时又有所不同，无不颂刘宣汉，以讨得主子的欢心，在朝廷中争得一席之地，谋得一官半职。请看：陆贾絮絮叨叨地给刘邦说《诗》、《书》，致使刘邦听得厌烦。然而当他把为汉王朝统治长治久安而炮制的理论《新语·十二篇》呈给刘邦时，马上就博得这位“马上英雄”的连连称“善!”。叔孙通率邹鲁儒生弟子为刘邦制定了一套朝仪，上自诸侯王、三公，下至九卿、满朝文武无不震恐肃敬!一扫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击柱的粗鲁无礼之习，竟使汉高祖笑不拢嘴地赞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些儒生虽然在理论上对儒家思想发展无所建树，然而却比他们的开山鼻祖孔子一生到处碰壁强得多。凭拍马术博得主子的青睐，一个个赏金封官，平步青云。于是儒家登上政治舞台。相隔不久，曹参任齐相时，又曾召集齐地长老诸生商讨治世之道和安邦定国之策。当时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汇集，“人人言殊”，各逞雄辩。这次儒家学说和其他学者都碰了一鼻子灰，曹参对精通黄老之学的胶西盖公特别器重，尤其对他“治道贯清静而民自定”的方针异常赏识。以此施行果然任职九年，人民安集，时称贤相。萧何死后，曹参继位相国，又进一步把黄老学派的政治策略推广全国。甚至在用人上，对那些所谓“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委以重任，迁为丞相史;而对那些能说会道、言辞尖刻者一概厌恶，稍有锋芒棱角，即罢官斥退。在政治上照旧规，“守而勿失”，无所变更。以后汉文帝喜好刑名之学，汉景帝不任用儒生，窦太后自己爱好黄老之术，自不必说，并且下令皇太子和外戚都得读黄老之书。达官贵戚死后陪葬也少不了黄老道家著作。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就陪葬有帛书《老子》、《经法》、《十大经》等。当此之时，甚至一些公卿一旦博得黄老大师的青睐，也能增加自己的身价，则黄老之术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尽管如此，黄老之学并没有独尊，儒家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就出现了“以儒绌老，以老绌儒”明争暗斗的局面。这种学术之争一旦蒙上权力的阴影，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即使是在黄老之学盛极一时的文景两代，伏生仍然以硕儒大师的身份给晁错讲授尚书，兰陵王臧学《诗》之后来为汉景帝服务，当太子傅。可见儒家学说在朝廷内也有一席之地。甚至儒家代表人物辕固生与道家代表人物黄生在汉景帝面前进行关于“汤武革命”的学术论争。黄生认为：冠再破旧都必须戴在头上，鞋再新也只能蹬在足下，桀纣虽然不道也是人君，汤武即在圣贤也属于臣下，所以“汤武非命也，乃弑也”!辕固生则认为：当时天下人心皆归汤武，所以汤武受命而立，并反问道：如按黄生的理论，汉高祖代秦即天子位也不对吗?汉景帝面对这场争议也无法裁决谁是谁非。如果承认辕固生正确，就等于承认汉高祖代秦而立是篡弑;若要承认辕固生正确，就等于说将来如汉家天子不道就可取而代之，自然不利于汉王朝的统治，于是就只好说：“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汉书·儒林传》)，模棱两可地制止了这件事。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闻知此事，为贬低儒家，故意召辕固生问《老子》书。不料辕固生不知好歹，却回答说：“此乃家人言耳”，一句书激得窦太后怒火填胸，罚他下圈去斗野猪，眼睁睁让他去死以出这口气，幸亏汉景帝袒护，暗地给他一把利剑，才免死于非命。到武帝即位之初，窦婴、田蚡及赵绾都推崇儒术，贬低黄老道家，窦太后极为不悦，竟下令把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全部罢官，把御史大夫赵绾逮捕入狱，给尊儒学派以严厉打击。

在儒、道两家学派明争暗斗的同时，法家、阴阳五行学说与纵横家也介入斗争的漩涡之中。自从高祖初年，萧何捃遮秦法作《九章律》，后来叔孙通作《傍章》十八篇，到汉武帝是酷吏张汤作《越宫律》，赵禹作《朝律》，法家思想一直是汉代统治的基石。无论是崇尚黄老，还是独尊儒术，都离不开法治这个有力工具。尽管汉文帝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但对“明申、商”的贾谊、晁错还是颇为重视。贾谊一年之中连续升迁，官至中大夫，各种法令的更定、列侯就国都听从贾谊的建议;晁错也是如此，“错数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汉书·晁错传》)。汉景帝即位之后，晁错竟“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但是后来贾谊因得罪了那些因循守旧的权贵而被贬谪长沙，胸怀一腔热血却郁郁而死。因此唐代诗人李商隐在《贾生》诗中哀叹道：“贾生上书忧汉室，长沙一去古今怜!”晁错因削藩被离间而弃市，法家的历史悲剧在汉代又重演!(www.daowen.com)

法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张释之依法判案，不阿权贵，敢抵制天子之命，这种尊法依法颇有商君之风。直到汉武帝时，许多酷吏都通晓法律，执法不阿，赵禹“据法守正”。并奉诏与张汤论定律令，严延年“少年法律于丞相府”，力行法治，郅都“行法不避贵戚”，以“奉职死节官下”自勉，宁成“其治效郅都”。这些酷吏都是一代名臣，在制定法律、推行法制的想法上，都近似先秦的法家思想。

战国时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学派及其“五德终始”说也渗入到汉代政治中去。从汉高祖“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建北畤，张苍等阴阳五行学家都以水德吹捧，认为应尚黑色，数应六。而贾、公孙臣却认为汉是土德，应该“色尚黄，数用五”。这一争议直到汉武帝时才结束。不过，本属于一个独立学派的五德终始说在武帝时已投靠儒家的大旗之下。阴阳五行学派的另一衍生分支——谶纬迷信、方士却大肆繁衍滋生，流于庸俗。

纵横之学从汉初就有蒯通著述，到汉武帝时主父偃又进一步发展其理论。主父偃还给汉武帝上书，让诸侯把封地推恩分给弟子，以削弱封国势力。由此得到汉武帝的赏识，采用了推恩令，使纵横之术的理论也得到一次实践的机会。杂家思想在汉代也有发展，不乏新作著述。《淮南子》出现可谓集其大成，博采众家之所长，兼儒道，合明法，成为鸿篇巨制。

从历史长河的发展来看，汉初的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的延续发展。其争鸣形式及内容与先秦时代有相通之处。虽赶不上战国百家争鸣之盛，但不少学派都有所发展，学者中亦不乏一代风流的佼佼者。可是，毕竟改朝换代，时过境迁，汉初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有所不同，所以汉初的百家争鸣也有着自己的特点。

首先汉代百家在争鸣中走向融合，已不像先秦时代那样，诸子学说界限清楚、壁垒森严，而是在争鸣中卷起思想学术合流的波涛。各家彼此扬长弃短、互相吸收，界限已不十分明显。一人思想中对诸学家说可兼容并蓄，对立的学派也可彼此学习。陆贾是公认的儒家，然而著作中却不乏道家思想;晁错是法家，却投师伏生受业《尚书》，对一位学者究竟属哪一家有时也难以划分，司马迁称贾谊明申、商之术，而《汉书》中却成贾谊为“醇儒”。其实贾谊思想中，儒、法、道、阴阳都兼而有之。阴阳五行本属一门独立学派，汉代却被儒家吞并。

再者，汉代学术争鸣与政治斗争结成姻亲，一方面学术争议为了争得政治权利，进入仕途。权力之争往往贯穿着学术问题的争鸣。另一方面诸子各家争得自己的地位，又都转向为新兴的西汉王朝的统治服务。战国时的老庄之学的道家充满了消极颓废思想，一个向往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一个神出六极之外，追求那“无何有之乡”!而汉初黄老之学的道家却用“贵清静而民自定”的学说为新生封建王朝提供了一套统治策略。先秦儒家孔子为挽救“礼崩乐坏”的周王朝，疾呼要“克己复礼”，汉代儒家一方面为刘邦充当起草朝仪的角色，另一方面用“天人感应”为汉家天子作出合理的权威论证。当年曾师游说列国之间的纵横家，在汉代只能向天子媚献“推恩令”之策，阴阳五行家为汉代天子推德运、改正朔、连那些诗赋家司马相如、扬雄等的作品，也失去了屈、宋辞赋的慷慨激昂之音，成了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词，连扬雄自己晚年也认为“状夫不为!”

汉代诸子百家是由战国诸子百家发展而来，有着明显的继承性，每家每派的学说都可以在先秦诸子中找到思想渊源。但是，先秦诸子崇尚理论空谈者多，勤于著述而与统治者合作者少(法家、纵横家的例外)。汉代恰相反，理论建树虽不及前代之盛，然而却把理论都用到维护汉家王朝的实践中，叔孙通虽然只会制朝仪，由于能被刘邦采用了，所以，他比圣人孔老夫子和孟子终生东奔西颠、抱负无法施展的遭遇幸运多了。汉代法家虽然没有像《荀子》、《韩非子》、《商君书》那样的精深之作，可是在制定法律条文上却远胜他们的先辈一筹。总之，汉初的诸子百家虽然与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一脉相承，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不乏新的内容、形式及特点。同时，汉代初年的百家争鸣也就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