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太学教师——博士

汉代太学讲授经书，教授学生的教师称“博士”。“博士”一词，始见于战国前期，是对学者的泛称，而不是官名。随着各国兼并、战争的剧烈，割据称雄的大国，礼贤下士，任用贤才辅佐国政。到了战国末年，鲁、齐、魏、秦等国相继设立博士官，参与议政，博士由学者变成了官职名称。

秦始皇一统天下，仍立博士，为奉常的属官，掌《诗》、《书》和百家言，“通古今”，备咨询，参与议政，为朝廷的文化官吏。任博士者不限于儒家，也有神仙家等。汉承秦制，依旧设置博士，博士不限于经学。汉文帝虽不喜欢儒术，但从文帝时起，始设专经博士，把儒家的经典立为学官。申公、韩婴以治《诗》为博士，晁错、张生、欧阳生因通《尚书》为博士，还为《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置博士。自然，此时博士也不限于儒家，如洛阳少年贾谊是以“通诸子百家之书”，擅长文学而被立为博士，公孙臣上书陈述终始五德传任博士。儒家也可兼综儒家之外的学说。如晁错先学申、商刑名之学，后从伏生受《尚书》，此类例子屡见不鲜。及至景帝，辕固生治《诗》、胡母生、董仲舒治《春秋》立为博士。这样五经已有了《诗》、《书》、《春秋》三经，并与诸子百家并存。此外各家博士也可以招收弟子，只是弟子的选择，尚无定制，大都由博士自由挑选，而不受朝廷政令的约束。

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置“五经博士”。这五部书籍遂为“法定”的经典，并设立博士，其他不以五经为博士的被罢黜，自此，儒家垄断了博士职。但此时的博士虽然可以授徒，并不是太学的专门教官，及至置博士弟子员后，博士的职责不为“通古今”，而为“作经师”，成了太学的专门教官，以传授经学为业，有时也参加朝廷的议政、制礼、学术讨论，或奉使巡查地方政教之类的工作。博士之长，秦时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博士的俸禄初为四百石，宣帝时增加到六百石，东汉为六百石，相当于县令。但博士秩卑职尊，容易升迁，内迁可任太常、侍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王的太傅或刺史、州牧。许多人不以得立博士为其最终政治目的，而是通过博士弋猎高官厚禄，飞黄腾达，进入九卿或三公。君若不信，请看西汉的薛广德、贡禹、师丹、何武等都位至御史大夫，韦贤、张禹、匡衡等官至丞相。东汉的伏恭、刘弘官至司空，鲁恭迁至司徒。可谓手握青紫，策名廊庙，显赫至极。

汉代博士官，虽然是文人进取高官厚禄的捷径，前程似锦，但并非都是一般士人所能猎取的，初由征拜或举荐而来。成帝阳朔二年(前23)，下诏要去慎选博士，其所举者必须“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汉书·成帝纪》)，方才合格。及至东汉建立，对博士的选用更加注意，规定博士要先考试，择优录取，荐举博士要具保状，凡被荐举的人要具有一定的道德，广博深厚的学问，是研究某经或某一学派的专家，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一般来说，汉代的博士大都是由有专长的名流学者充当，他们既不是头重脚轻的墙上芦苇，也不是腹中空的竹笋，而其中不少人是一代经师硕儒，家学渊源，或几代为博士者。

汉代大学博士讲经，必须严守师法或家法。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师家法。“先有师法，而成为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皮锡瑞：《经学历史》)。师法是源，家法流，源于师法。如《易》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是为师法;施家又有张禹、彭宣之学，孟氏又有翟牧、白光之学，梁丘氏又有孙张、邓彭祖、衡咸之学，是为家法。因此所谓师法、家法，简单地说就是传经者必须严守老师的经说，不得任意更改，不能掺杂异说。若不遵家法、师法，立即会被取消博士资格。如西汉孟喜因改师法竟丧失博士资格。张玄试策第一，拜为公羊颜氏博士，教授不久，太学生发现他兼授严氏、宣氏，上书揭发他不遵颜氏家法，不宜任博士。光武不得已，只好将张玄撤换。正因汉代儒笃守师法、家法，经学越来越详密，异说越分歧，出现了“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博士也越来越多，列表如下：(见下表)

汉代五经博士变迁表

说明：平帝时立《左氏春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四家古文博士，因古文立于官学时间短，未统计在表内。

从上表可以看出，汉代太学从建立之日起，太学的讲台就被儒家独占，汉太学就是儒家的大学。更令人深思的是，昔日被孟子鄙视为“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之语”的齐学，如今成为汉代太学教育的宠儿，居于优势地位。你看，传《春秋公羊传》的公羊寿，是齐人，《公羊传》是五经中地位最高的一经，汉武帝提倡儒术，归根到底是尊《公羊传》，董仲舒、公孙弘，都是因治《公羊传》而博得汉武帝赏识，并显赫一时。人们争学《公羊传》，出现《公羊传》热，于是齐学大盛。《易》则本之杨何，杨何是齐人，而且杨何是自田何传来的，田何也是齐人。《书》是传自济南伏生，伏生传至张生及欧阳生，伏生、张生、欧阳生都是齐人。传《诗》的大师辕固生，也是齐人，而且“诸齐人以《诗》显贵”(《汉书·儒林传》)。只有《礼》是传自鲁，为鲁学。然而，汉武帝立的《礼》博士，乃是后苍《礼》，后苍是齐人，也深得齐学三昧的。

汉武帝时代齐学处于优势，武帝之后，齐学在太学中的支配地位并未动摇。如宣帝甘露三年(前51)，在未央宫石渠阁举行御前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史称“石渠阁议”。参加这次“阁议”的诸儒，据《汉书·儒林传》载，姓名可考者有《易》学博士施雠(从田王孙受业)、黄门郎梁丘临(梁丘贺子，为施氏门生);《书》博士欧阳地余(欧阳高孙)、博士林尊(欧阳高弟子)、译书令周堪(事夏侯胜)、博士张山拊(事夏侯建)、谒者假仓(张山拊弟子);《诗》学韦玄成(韦贤之子，瑕丘江公及许生弟子)、博士张长安(事博士王式)、薛广德(事王式);《礼》学戴圣(后苍弟子)、太子舍人闻人通汉(后苍弟子);《公羊》学博士严彭祖;《穀梁传》学议郎尹更始(事葵千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中郎王亥及萧望之等二十三人。其中齐学派占十四人，鲁学仅九人，齐学仍为优势。“石渠阁议”之后，尽管宣帝立《穀梁传》学立博士，并未取代《公羊传》学的地位。西汉末年，匡衡治《齐诗》，贡禹治《公羊传》，孔光治《书》，张禹治《易》，平当治《书》，跃居三公，彭宣治《易》，仕至大司空，都属齐学派，显赫一时的人物。东汉时齐学派仍然占据优势，齐学的特点，不仅仅是传经者多为齐人，而且往往以阴阳五行灾异之说附会经义，多怪诞之谈。所以齐学实际上就是今文学派。(www.daowen.com)

所谓今文经，是指为老师口授传经，而以汉代通行之隶书抄写而成的。古文经是用先秦的大篆写成的儒家经典，汉时大篆已不流行，故称古文。鲁学就是古文经学派。古文经在汉初已陆续发现，虽有传本，但藏于秘府，未立博士，不列于学官。到了哀帝时，刘歆继承父业，校阅群书时，发现用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毛氏》、《逸礼》、《古文尚书》，心花怒放，欣然上书，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哀帝令刘歆与博士们讨论之时，遭到诸博士的反对。于是刘歆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致书太常博士，申述古文经、传的来历，指责博士们“专守残，党同门，妒到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汉书·刘歆传》)。待刘歆的书信公之于后世，反对的声浪似潮涌，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利立即辞职，以示抗议;大司空师丹大怒，向哀帝控告刘歆“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汉书·刘歆传》)。许多执政大臣也卷进去，一致反对立古文经。刘歆只好离开京师，出任河内太守。古文经在哀帝时始终没有立为官时，王莽辅政，召回刘歆，任京兆尹，封红休侯，一跃而为典文章的要人，再次提倡古文经，将《左氏春秋》、《毛氏》、《逸礼》、《古文尚书》立为官学，每经博士增为五人。古文经遂得到广泛的传播。光武中兴，复废古文，然而从此古文已进入学者的案头，在民间广泛流传。汉末，郑玄等提倡古文经。古文经势力大盛，自是以后直至清嘉庆年间，所行者大致皆古文经。道光之后，今文经曾一度死灰复燃。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最后一个大师，他死后今文经学派也结束了。古文经学最后一个大师是章太炎，他死后这一学派也结束了。

今古文经究竟有何不同呢?大致有下列几点：

(1)今文经家以六经皆孔子所作，系托古改制之书;古文经家则以六经皆史。

(2)今文经家崇奉孔子，认为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而古文经家崇奉周公，认孔子为史学家。

(3)今文经家信纬书，讲微言大义;古文家斥纬书荒诞，谓六经皆史。

(4)今文经家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古文经家斥今文经为秦火残缺之余。

古文经是真是假，闹了千余年，讫立仍是一个难解之谜。留待经学家去探索。这些争议波及太学，涉及太学教课书，所以不能不加以论述。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在我国，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汉代博士的教学，以说经、互相问难、谈论经义为主要的教学形式。太学解说经文，死守章句，支离蔓延，“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的教学法，扼杀人才，桎梏思想，自然不足为道，但重视讲经论义的活动，还是有可取之处。一般善于说经者，常为称道，出现了“《五经》纷纶井大春”(《后汉书·逸民列传》)、“殿中无双丁孝公”(《后汉书·丁鸿列传》)的美称。至于互相问难之事，更是频繁。自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平定”《五经》同异之后，博士们辩论经义之事，屡见于史书，如汉元帝令少府五鹿充宗与诸《易》家，讨论《梁丘易》(《汉书·朱云传》);汉光武帝命公卿博士名儒相互诘难，显然，汉代博士们有互相诘难的优良传统，这种辩难精神，是研究和发展学术不可少的。

我们论述了太学教授——博士，自然也可将太学生的学习及生活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