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

目下，无论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以及个人生活方面，都使人感觉到有一种危机，从而烦闷、不安。其间原因固然很多，但客观地仔细推究起来，较根本的可说是由于文化失调。自中西文化接触以来，始终还没有得到好好的调整。中国的文化未曾复兴，对西洋的文化亦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对西洋文化认识不清楚，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亦无法得到正确的了解与评价。西洋文化的传入，少则数十年，多则可推至明末西洋教士利玛窦等之来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我们对于西洋文化却始终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没有以正确的态度加以接受：即在西洋原甚健康无弊且有价值的事物，一传入中国，就往往变了质，以致流弊丛生。即如恋爱、跳舞，甚至民主自由，都是人所熟知的事实。何以如此？细一探究，实缘我们从开始以来，认识西洋文化的方法就错了。我们认识西洋文化，一向只看其外表，从外去了解，而没有把握住西洋文化的核心。最初只看见了西洋的船坚炮利，所谓物质文明的发达，于是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这第一步已经错了。其次，戊戌政变以后，慢慢地觉得我们不但没有西洋的坚船利炮，我们的政治法律亦不及人家，于是有大批留学生到欧美与日本，要去学他们的法律、政治等等社会科学。但是，西洋的政制立法，有其深厚的精神和文化的背景，生硬地搬到中国来，不惟行不通，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增长纷乱和危机。于是到了五四运动，更进一步觉得要认识西洋的思想和精神，这比前两个时期诚然是进步多了，但当时所注重的西洋思想，还只是实用主义；虽提倡民主与科学，但却认为不需要较高深较根本的纯正的古典的哲学、艺术，特别是道德和宗教。总之，即自五四运动以来，亦还是只从用方面着手，没有了解西洋文化的体，还是从外去了解，而没有进入西洋文化的堂奥。直到最近十年来，才渐渐的有一种觉悟，觉得西洋文明，不仅是物质文明，而在物质文明的背后，有很深的精神文明的基础，我们不但物质文明不及人家，我们的精神文明亦还是不及人家，须得向人家学习。而在这精神文明里面，尤其是那支配人思想、意志、情感、生活的宗教，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以前曾写过一篇论西洋文化的体与用的文章，其中反对从量方面言全盘西化，而竭力主张在质、在体、在内容方面要彻底西化。就是说，要研究介绍西洋文化，必须有体有用的整个研究，整个介绍过来，单重其用而忽略其体，是必无良好效果的。特别在宗教方面，我曾说：“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又曾说，西洋近代文明中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正如中国旧有文化中的一切特点，在儒家中均应有尽有。该文发表以后，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先生就认为我的认识西洋文化，较一般人深刻，并且还说我的主张亦就是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但我其实并不赞成从量方面去讲全盘西化，而主张各部门从质方面讲应该彻底西化、深刻西化。

其次，闻一多先生，他后来是众所周知为民主奋斗而牺牲的烈士。在五六年前，在一篇《中西风格比较》文内，他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就是根据信仰而奋斗，不认输，甚至不承认死，勇往直前，奋斗到底的精神。他指出基督教徒所崇奉的上帝，是与自己相似，而又远超出自己的人格的神。他认为崇拜这样的一个神，实在有它的优点，远胜过中国人的崇拜祖先，或中国道家崇尚自然的泛神论。因为祖先与我们自己是一样的人，与自己太相象，我们所有的一切缺点，我们祖先也都有，因此其实很难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不如上帝之远超出我们自己，可使我们因高不可企而生崇敬之感。至于道或自然，又与我们太不相象，我们无法以之作为理想的奋斗目标，而基督教的上帝则为一种理想人格，我们可以之为模范而增进奋斗的精神。他又说到，西洋人对于恋爱、求真，以及事业各方面，都是这同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故各有崇高伟大的成就，而中国人则多平庸、重子孙繁衍，又喜欢卖弄小聪明，这些都正好与宗教精神相违悖。

又雷海宗先生，亦在同样讨论中西风格比较一文内，大致谓中国人最缺乏自省功夫，所以在宗教方面，就有祈祷与认罪。西洋人的祈祷，虽说是与神交通，实际只是浓厚深切的反省。而中国人的烧香念佛，只是与鬼神讲生意经，并无自省的成分。他又说，西洋人的生活是神灵与物质，或精神与物质二元的，而中国人的生活则是一元的，就是物质生活。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辅助物质生活的，而西洋人的心灵生活是独立的，以精神生活为主，物质生活为宾，非但基督教为然，其他方面亦是如此。西洋的物质文明，是其丰富的精神生活的自然表现，并非悬空独立的魔术。精神若指自省工夫与人格警觉言，则西洋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中国的反是毫无精神可言的贫血的文明。中国的精神文明，只可解释为“物质缺乏的文明”云云。

这两位先生最足代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都能明白指出宗教在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我特别介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指出了西洋实在有基础深厚的精神文明，即基督教，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盖西洋文化的传统，一向有两大来源，一面是希腊的哲学、科学、艺术等；一面就是希伯来的宗教。这两方面实相反相成，缺一不可。我现在就提高关于其宗教方面的几点意见，试加讨论。

有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宗教，而中国人有了儒家思想，亦根本无宗教的需要。现在就试来看看，中国究竟有没有宗教？中国人究竟有没有对宗教的需要呢？要讨论这问题，姑且让我们对宗教先下一个定义。我们说，如果认为有一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这就是宗教。或者从内心说，人有一种崇拜的情绪，或追求价值的愿望，就是宗教。那么，在这定义之下，中国是否亦有宗教，中国人是否亦有宗教的需要呢？就普通事实来说，无论在乡村，或在城市里，凡是最伟大、庄严、持久的建筑物，多半是庙宇，或其他有宗教性的建筑。即以北平来说，天坛、孔庙、雍和宫之类，都是伟大的建筑，而都是宗教性的。古代的政治方面的建筑，如帝王的宫殿，或古代教育方面的建筑，如许多有名的书院，现在都几乎已荡然无存了，可是南北朝时代建的庙宇佛塔，还很多依旧留存到现在。固然新兴的都市如上海，高大巍峨的洋楼多半是银行，大公司或政府机关之类，但那是变态，而南京最伟大的建筑如中山陵，就又带有宗教意味了。曾有一外国教授抵平，亟赏天坛之美，问何不恢复祭天？我答以我们现在的政府官员已不祭天而代之以谒中山陵了。但仔细想来，中山陵究以政治意味为重，与天坛又自不同。总之，从各地最伟大持久的建筑物均为宗教性的这一事实看来，亦可证明中国一般人对宗教亦极重视。再看社会上的人，凡在政治上军事上要有所作为者，亦大半必信宗教。旧式军阀官僚，常信神道如关圣帝君之类，或信佛教。现在政治上的人物也多有信基督教者。而一些军人，常信算命看相之类，这虽然是不健全的迷信，但亦可看出其内心实有一种宗教要求。因为一般中国人文化水准甚低，所以他们的宗教生活亦甚低。总之，只要稍一细心观察，就可明白中国亦有宗教，中国人亦有宗教的需要，与西洋人没有两样。而只有其宗教是否能适应时代，有高下之分而已。

其次，就让我对以前所说“西洋近代文明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一点，试略加申述。(www.daowen.com)

首先，让我们看看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一般都认为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要提倡科学就得反宗教。可是我们试客观地加以观察分析，基督教对科学毋宁是有保护促进之功。先从历史事实看，中古欧洲因蛮族入侵，古代文化科学均遭破坏，而独赖修道院中的教士保存了希腊哲学科学各部门的典籍，使以后科学的发展，得有所凭借。其次，基督教常利用科学，采取科学上的理论，以为其本身辩护。故教士本身亦常有相当的科学知识。诚然亦有一时期基督教反对科学甚力，在近代科学初兴的时期，并常有压迫并杀戮科学家的事实。但正因其反科学，科学反更变成神圣。科学家因受教会的压迫，而愈觉得真理之可宝贵，其本身使命之伟大，从而更锲而不舍，作科学的高深探求。科学因与宗教对立竞争而愈昌明，科学家因受教会压迫而反成为最有牺牲的宗教精神者。如此亦何不可谓宗教反科学而反促进科学呢？反观我们中国，则一向认为作那种科学研究的人是玩物丧志，对科学虽不如西洋基督教会的压迫，但却是采不加理会的漠然态度，而由于这种不加理会，科学才真的被忽略而少有成就了。又凡实验室中作高深研究的科学家，其生活正与修道士一样的纯洁高尚，其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勇往直前的精神，正如基督徒之追求上帝，因此才可发现真正崇高的真理，这里面正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且科学家一面固然追求纯理智的真理，一面在情感上亦仍旧须求得宗教的安慰，两者可并行不悖，并无不相容之处。尤其有许多西洋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常自认他们之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并不是实用的非功利的，而乃以知天或认识上帝为其目的。其超功利的宗教襟怀，大值得敬佩。故基督教实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反科学。

其次，可谈一谈基督教与民主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中实充满了民主的精神。中古时期，一面是君主专制，一面是教皇干政，政府与教会固然都是反民主的，但自宗教改革，教皇专政推翻以来，基督教固有的民主精神就更得发展。宗教是没有国界的，亦不受旧家庭或家族观念的束缚，而主张一切的人都是兄弟。更打破了贵族的观念，在上帝面前，大家一律平等。无论何人，都可入教受洗，得上帝的恩惠拯救。这种打破家庭观念、贵族观念的精神，于扫除我们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亦大有帮助。还有，基督教富于平民精神，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为平民服务，与平民接触，这可以说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基督教对民主政治的实施上，还可有一点帮助，即其爱仇敌的观念，要有这种宽容对方的伟大胸襟，才能有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家的风度。故要彻底了解西洋的民主政治，实在亦必须了解基督教的精神。如果只把宗教信仰自由理解为政治上的权宜策略是算不得认真彻底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

再次，要谈谈基督教与工业化的关系。表面看来，基督教是精神方面的，工业化是物质方面的，基督教重精神而不重物质，故对工业化必有妨碍。但按之实际，亦属不然。姑且先讲点个人的经验。我以前在美国，一次在一小城内登一座小山，发现两个特别触目的东西，一个是工厂的烟囱，一个就是教堂的塔尖，两者都高耸入云，挺立不移。这就给了我一个印象，觉得这两者之间，总必然有一种关系。而一个城市中如只有烟囱而没有教堂，总觉得是象缺了一面，是变态。烟囱是工业化的象征，教堂的塔尖是精神文明的象征，两者都高耸入云，代表着同一种向上的希天的精神的两方面。事实上，在一个工业发达的繁盛都市里面，因生活的繁嚣紧张，又或常遭受失业疾病等等的威胁，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着的人，如果没有宗教的情感上的慰安，则简直很容易流于疯狂，故愈工业发达的区域，实愈需要宗教。在历史上，基督教似乎一向反对工业化，反对发财，例如圣经上说有钱的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但十七世纪以来的清教徒，指出只有工作的人才能有面包；又凡由勤劳得来的钱，是上帝所嘉许的这种看法，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对于工业化，就又有很大的帮助。德哲韦巴曾谓宗教改革后基督教中的道德观念，实最适宜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如勤劳、忠实、信用等等，都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亦可谓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实与工商业社会的生活有联系。又如基督教会，往往喜欢办职业学校，这亦可为基督教有助于工业化的事实证明。因此，基督教不是反工业化，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至少比较佛教、道教为更适宜于工业化的社会。

由以上所述，实可看出西洋文化，实有其精神文明的一面，为其物质文明之体。从另一面，亦可以说西洋文化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故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断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西洋人之欲了解中国，一开头就研究我们的儒家道家等，从根本方面着手，而我们之了解西洋，却忽略了基督教，实在是一种无识。而且就宗教本身言，我们中国本来亦有宗教，亦需要宗教，这在以上亦已经谈到，可是我们原来的宗教，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有点陷于消极空寂。以后要中国能赶上西洋，亦要提倡科学、民主、工业化，则当亦必同时采取西洋基督教的精神，以作科学、民主、工业化的精神基础，而补救我们原来宗教的消极空寂之弊。我以前在美国，曾访问过一位教梵文、巴利文的穆尔教授（P.E.More），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本是对东方思想很有研究的学者，他曾说西洋人“天意”（providence of God）的观念，对东方人可有帮助。基督教可以其宗教思想帮助儒家，儒家亦可以其道德思想帮助基督教。又说基督教原为东方的产物，东方人或可成为比西方人更好的基督徒云云。他的话，我认为颇值得我们深思。

我个人过去在学生时代，因受五四风气的影响，对基督教亦甚反对，并曾见诸行动而有过相当的效果。其后在美国，与若干有道德有宗教思想的人士多多接触，思想才有了改变。不过我本人并不是基督教徒，故我绝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传道，而纯粹是站在哲学和文化的立场，觉得要了解西洋文化不可不知基督教，而基督教的精神确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注意和采取。

（1947年2月刊登于《读书通讯》第1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