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毁灭与德国文化

纳粹主义试分析起来大约不外三个主要成分构成的：一是种族偏见，一是政治独裁，一是武力征服。种族偏见是违反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大同思想的，政治独裁是违反民主政治的大潮流的，武力征服是扰乱世界和平的。而这三个成分在纳粹的德国都发展到最猛烈、最极端的发狂程度。因此纳粹主义便成为全世界所深恶痛绝的恶势力，所须竭力隔离消灭的疫菌。

自从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国土地被盟军占领后，纳粹主义的德国总算毁灭了。不过我们所最关心的是：德国文化的前途究竟如何？纳粹的毁灭，德国的被占领征服，是否即是德国文化的毁灭？

要答复刚才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单就种族偏见、政治独裁、武力征服三种特征而论，不仅德国有之，亦不仅法西斯的意大利及日本有之，其他国家或民族，在某一时期内，或在某种方式下，亦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难免不潜伏着一些这三种成分的病菌。不过纳粹的德国，特别病症深重罢了。我们打倒了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之后，尚须不时提防变（象）〔相〕的潜伏的纳粹病菌的复发，才足以确保战后世界的永久和平。

日耳曼人是一个比较新兴而富于野气的民族，正到了“血气方刚，戒之在斗”的壮年阶段。他们对于自己优秀的种族和灿烂的民族文化，素有骄傲的优越感，对于国内的犹太人素有厌恶憎恨的情绪。他们的民族和儿童故事中充满了讴歌战争、崇拜英雄的武勇精神。再加以传统的容克世家培育作战人才，参谋本部筹划作战机构，所以，他们具有种族优越感，反对犹太人，服从独裁的领袖，喜欢战争，是很自然而无足怪的。但是将种族偏见、政治独裁、武力征服发挥到了极端不合理、凶恶毒狠，甚至发狂而自趋毁灭的程度，这却不是日耳曼民族性的自然发展，而是有了病态，走入歧途了。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乃是日耳曼民族不肖的子孙。他们没有正当地合理地发挥他们民族性中的优良成分。不单是政治外交上，没有俾斯麦治国的明智作风，军事上未作到避免两面作战、加强右翼的祖宗遗训，尤其在文化方面，他们是德国文化的罪人。我们万想不到至中至正、大贤大圣如康德、歌德的后人，会横蛮无理、发狂失性到希特勒及其党徒的地步。(www.daowen.com)

康德的“三大理性批判”，发挥人类理性的光辉，永为人类文化进步的明灯。康德强调理性的立法作用，认理性之自立法度、自己遵守为自由的精义。歌德完美健全的人格，是近代完人的典型（当拿破仑晤见歌德时，他不禁高叫一声道：“这才是真正的人”）。歌德以老虎保卫其巢穴，形容人应保持其自由。费希特以自由观念为其全部哲学的中心思想，他的告德意志国民演讲，为被压迫的民族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的自由复兴，奠定精神的基础。黑格尔以人类整个历史为理性或自由精神实现其自身的过程。黑格尔批评黩武主义的拿破仑道：“拿破仑以盖世的天才来争取武力的胜利，实正所以表示徒恃武力之究竟不值一文钱。”总之，德国的先哲蔑视拿破仑的武力，认为一文不值，而希特勒反去模仿拿破仑。德国的先哲尊重人类自由，教人自立法度，自己遵守，而希特勒抹煞人类自由，奴役人民。德国的先哲崇尚理性，发扬文化，而希特勒摧残理性，毁灭文化。德国会产生希特勒这样的败家子，闯下滔天大祸，真是德国文化的不幸。凡是爱好德国文化的人，都应同感悲伤。只有一些无知浅见的人，才会由于见得纳粹的失败，因而根本怀疑德国灿烂时期的文化和哲学本身。

康德和歌德时期典型的纯真的德国文化，早已普遍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时期的哲学，其响应早已遍及了全世界，在英、法、美、意各国，皆已有新康德学派或新黑格尔学派的兴起。歌德和席勒、海涅的文艺、诗歌，不仅成为人类欣赏歌诵的公共遗产，且已在各文明国家里掀起新的文艺思潮。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瓦格勒的音乐，亦早已普遍地震撼了世界各地爱好音乐人士的心弦。至于德国的科学家们对于各部门纯粹科学的贡献，早已为举世各国科学界所共同接受之处，更是不胜缕举。所以，谁也看得出来，纳粹尽管毁灭，而德国纯真的文化决不会毁灭。在当时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也许无法发扬德国典型文化的优点，我们相信，德国文化的火炬也会在别的地方或在后几代的德国人里继续燃烧着的。德国的哲人素来注重精神价值，轻蔑商业文明。文化、学养、内心生活、真善美的永恒价值是他们所特别追求爱慕的对象。使人在物质文明的世界中，而仍能保持性灵的高洁。德国的先哲对于纯真文化的贡献，已成为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宝藏。即以德国思想家中最偏激，最富病态，最为世所诟病，提倡超人的哲学家尼采而论，谁也不能找出尼采的思想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有什么直接关系。然而尼采的著作无论在那一个国家，也都有热烈爱好的读者，而尼采对于文艺诗歌，在世界各国，亦都有其相当深远的影响。

现在盟军占领德国后，其改造德国人民思想的教育文化政策，当然不外乎是把种族偏见、政治独裁、歌颂战事等纳粹主义的要素予以扫除廓清，而重新灌输以民主主义及自由和平的思想。在我们看来，除了一面灌输新的民主和平思想外，另一面促使德国人回复到他们纯真的典型的康德、歌德时期的重理性、重自由、重文化学养和内心生活的健康正常的思想，使他们鉴于纳粹主义之走入歧途，而回复到原有的正道，鉴于纳粹主义之陷于病态，而恢复其原有的平正健全的思想，亦是使今后德国人在文化上走入新途径，以期将来有新贡献的一个办法。

（1943年写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