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角度透视,关羽崇拜现象绝不是偶然的机遇所造成,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心理发展的必然反映。
社会文化心理是传统文化、道德标准、思维态势的概括反映。社会文化心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发生变化。但是,在这种历史演进的变化过程中,无疑存在着沿袭、继承。今天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历史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不可能绝对割裂开来。
当笔者要对关羽崇拜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剖析的时候,不得不首先声明:我们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关羽,而是“复合了”的关羽,即集历史名将、文学艺术典型、神三位一体的关羽;因为,只有这一个关羽,才能在人的心理上产生深刻的磁场效应。
关羽崇拜的社会文化心理,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崇尚忠诚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的文化将忠诚誉为崇高的美德。
在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历来提倡忠的道德,其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熏陶、教育、造就一批又一批忠诚于封建君主、封建王朝的臣民,以维护其统治政权的牢固地位。在这种思想体系孕育下,人们视“忠信,立身之本。”忠君被看作是一种高尚的美德。而在下的臣民则把“忠君报国”作为自己追求的道德目标。人们普遍把“忠臣”、“忠良”视为楷模;而把反复无常,朝秦暮楚,叛君背国之徒视为奸佞小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忠节全图,君子尚行,屈节附送,义士所耻。”这是一个准确地反映了人们文化心理的概括。
忠诚文化心理的扩延,便不仅仅是忠君,而且有了更为广泛的内涵:忠于主人,忠于上司,忠于朋友,忠于父母……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诚,不仅仅是君王以及在上者的愿望,也是普通平民百姓的一种心态;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共识,行为道德的典范。虽然如此,而在对忠诚的理解上,则因阶级地位的差别而存在着差别。因此,忠诚是多义的。具有忠诚品质的人,则被视为达到了道德情操的高尚境界。
在中国历史上忠诚的典型很多,岳飞、文天祥等等。关羽亦是有口皆碑的忠诚之士。后人曾经这样赞誉他:“千古精诚日月明”(程严卿诗句)、“报国忠心千载著”(何溟诗句)、“贯日忠诚存汉室”(吴君敏诗句)。杨廷#更有一幅联称:
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横绝千古洋洋乎云天常著英灵。
关羽追随、事奉刘备始终不贰。刘备与曹操在徐州交战,刘备兵败逃亡,关羽被俘投降,被曹操带回许都,拜将封侯,赏赐很多。这在关羽一生经历中,应该说是影响他声名的一个污点。但是,人们——而且是大多数的人们,并不责备他,并不以此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反而却十分欣赏他在许都期间所表现出的另一种情操:“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恋念故主之情,忠于刘备之心,溢于言表。因此,被后世誉为“身在曹营心在汉”。当关羽后来得知刘备下落以后,便毅然决然“挂印封金”而去,千里单骑,过关斩将,又投奔刘备。正是关羽对刘备表现出来的那种忠诚,掩盖了他人生之路上的一次失误。
关羽的事从刘备,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兄弟关系。因此,他对刘备所表现的忠诚,就不仅仅是忠君,而且具有忠友的含义。从而,对关羽的这种忠诚,无论是君臣、上司、主人,还是普通人,都乐于接受,乐于肯定。从上来说,需要忠诚的臣民、奴仆、子弟;从下来说,需要忠诚的朋友、伙伴、兄弟;这就是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关羽所取得的一种心理趋同。
有人认为:关羽对刘备所表现的这种忠诚是“愚忠,“不足为训。言外之意是,关羽不必对刘备那么死心眼地忠心耿耿,矢志不贰;他应该识时务,审时度势,做出更好的选择。这种认识,无疑是不正确的。
首先,关羽忠诚的对象刘备,是汉王朝中山靖王之后,汉献帝的皇叔,东汉末期兴起的诸侯、群雄之一;后来成了蜀汉皇帝。在封建君主制朝代,君主就意味着国家。汉朝的国家是刘氏的家天下。在这种历史发展的条件下,关羽,不仅是关羽,而且是所有那些出仕从戎的人们,都无可选择地要为君主效力,对君主奉献上自己的忠诚。舍此,就只能跑到荒山野谷去当隐士。如果关羽是“愚忠”之士,那么在中国封建统治时代的许多赢得“忠臣”荣誉的,也只能与之同类。他们的这种忠诚是历史、时代所决定的,无可挑剔的。
其次,在东汉末年群雄竞起称霸,各路英雄择主而从的形势下,如果刘备是个昏庸之徒,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那么,关羽对他忠贞不贰,始终俯首听命,不能另择明主而事之,那倒可以说他是愚忠。但是,在三国帝王中,刘备还是一个有雄才大略,有作为的主子;在群雄逐鹿的复杂形势下,他经过奋力拼搏,能够在三国鼎立中据有一席之位,就足以说明他的才智。关羽事刘备的忠诚,刘备敬之以厚爱,长期相处,亲密无间。这种君臣关系,比那些帝王家族中父子之间相互残杀,兄弟间你夺我恨酿成许多悲剧的血腥关系,无疑是应该得到肯定。
第三,说关羽是“愚忠”,无非是指关羽被曹操带回许都后,拜将封侯,赠金赐银,恩礼有加,曹操又占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天时,关羽如果投效曹操,名正言顺,会得到更好的报偿。岂不知,如果彼时关羽趁机改换门庭,死心塌地投靠新主子曹操,那么,关羽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关羽。正因为他没有这样作,才树立起他一个顶天立地一个伟丈夫的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妨拿与关羽同时期的吕布参照一下。吕布在东汉末年称得上是第一条好汉,他的勇武在关羽之上。能征善战,叱咤风云,甚是了得。各路诸侯都很买他的账。但是,他前投丁原,后靠董卓,又奔王允,有奶便是娘,翻脸就成仇;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结果,谁也信他不过,终于在白门楼上丢了性命,身后留下了多少遗憾!吕布与关羽形成了显明的反差——小丑与英雄。
(二)崇尚信义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的文化视信义为高尚的情操。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舍生而取义者也。”瑢中国的先贤孔子、孟子把“信”、“义”看得是如此的重要。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中,讲仁义、信义、守义、义气等等,成为人们肯定的道德共识。尽管在对信义和理解和实践上,统治阶级与平民百姓之间存在着差异。
关羽在体行信义的实践上,历来被人们视楷模,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宴桃园豪杰三结交”,关羽与刘备、张飞结为异姓兄弟,三人共誓:“……同心协力,救危扶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关羽在此后终其一生的行为中,恪守了这个誓词,从未动摇、背叛。他身陷曹营以后,尽管曹操对他拜将封侯,送金送银,赠袍赠马,却动摇不了他对刘备的思念之情,一片忠心,总想着要回到刘备那里去。最能说明他心情的莫过于曹操赠给他锦袍,他受之后却穿于旧袍之下,并公开申明:“……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在得到千里驹赤兔马之后,他在回答曹操“何贱人而贵畜耶”的质问时,又明白地说:“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从而,使曹操都为之感叹:“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此时此刻的刘备正是处于穷困潦倒,遑遑终日,生死未卜之际;而身居丞相高位,挟天子的曹操却有声名赫赫,意气洋洋,权倾朝野之势;关羽在这种显明对比的态势下,并没有被官爵、金银所诱惑,改换门庭,投靠到曹操的麾下;而是依然信守当初桃园三结义时的誓言;做到了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关羽的这一操守,是难能可贵的。关羽为自己选择了艰难的道路。
后来,关羽在得知刘备流落在袁绍处的消息以后,便毅然决然地告辞曹操,离天许都,重新去投奔刘备。关羽此举非同一般,是要冒杀身之祸的。因为,他是在曹操的掌握之中,举手之间就可使他人头落地,走不出许都。只是由于曹操的同情、大度,关羽才得以从容地由许都脱身。
另一方面,关羽对别人,甚至像曹操,也讲信义。他曾对张辽说:“吾固知曹公待我甚厚。奈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关羽说话是算数的,他刀斩颜良,为曹操解了白马之围,而后离操而去。不但如此,到后来,孙权与刘备结盟,和曹操赤壁鏖战,曹操兵败,关羽奉命扼守华容道,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奔此道而来,却被他“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终于放走了他的敌人曹操。“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瑏瑦关羽此一行为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他在军师诸葛亮帐前立下了军令状。关羽为了“信义”,又一次表现了他不惜一切的“义无反顾”精神。
关羽如果仅仅在与刘备、张飞的生死与共中,共同完成“义结同心”,那么,也仅只能说明关羽仅仅在“集团”内部讲守信义,这种行为无疑有局限性,利己性;而关羽正是突破了这种局限,利己的范畴,广行信义与世,甚至面对他的敌人曹操,也恪守信义,表现了行为的一贯性,所以,他就赢得了人心。
关羽在自己行为中所体现的恪守信义的道德情操,是符合传统文化心理态势的,特别是适应了下层市民百姓的文化心理态势;将之视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优秀品德而倍加推崇。
有人把旧社会中的黑社会集团和现时代的某些流氓犯罪集团内部的所谓“哥儿们义气”,视为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流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信义”作为一种文化态势,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类都是可以拿来为自己所用的;它既可以被表现为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可以被作为卑劣行径的华美外衣。正如真理、民主、平等、自由等等一些崇高的旗帜,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的人使他们伸张、鲜艳、光彩夺目;有的人则使它们扭曲、玷污、暗淡无光。谬论打起真理的旗帜,谎言披着诚实的外衣,妖魔打扮成美女……是人世间丑类所惯用的手法。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罗兰夫人,在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时,曾就“自由”发表过一段精彩的评语:“自由,多少人在你的名义下被送上了断头台!”在革命的旗帜下,“自由”被滥用,歪曲,成为扼杀自由的手段。这种事例枚不胜数。因此,关羽身体力行的“信义”被社会上的罪恶集团借用,扭曲,造成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足为怪的,也是无损于关羽的。
(三)崇尚智仁的文化心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历史长河中,广大的平民百姓处于封建君权的残酷统治之下,因此,他们孕育了一种希望,能够有智能之士,惠赐仁爱于天下的文化心理。
荀子说过:
智者知人,仁者爱人。瑏瑧关羽被视为智者,且为“大智”。他精通《春秋》。“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瑨“志在春秋,近千载,何人解说?兵戈里,开函静对,精义发越。”(刘涛《满江红》诗句)、“春秋之旨,独得其宗。”(张鹏翮诗句)。在世人的眼里,关羽在混乱如麻的东汉末年,能够透视社会的种种谜团,清醒地走上一条为人所称道的捍卫炎刘政权(或者说是匡扶炎刘政权)的道路,这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这就是他的大智了。
关羽也被视为仁者,能施爱心于人。在他生前,便是“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接近普通人,这正是他受普通人爱戴之所在。而在他逝亡成为“神”之后,又以他的万般智能,广施仁爱于人世间的芸芸众生。他明辨善恶,扶正祛邪,除暴安良,救人水火,祛病疗疾,辟瘟禳灾……尘世之间,事无巨细,他都过问。从而使关羽成为生活在各种困苦条件下的平民百姓解脱自己厄运的希望与精神寄托,是取得心理平衡的一个砝码。人们认为:关羽活在人世时,死后升天成神,都是可以信赖的,唯有他才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保佑他们。这是关羽道德品质所产生的一种精神感应魅力。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无论是哪一位封建时期的历史人物或哪一位尊神,都没有能像关羽那样得到人们这样的崇敬与信赖。
(四)崇尚勇武的文化心理古人说:
勇者不顾身,忠者不念家。勇武在个人是一种气质,在民族则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勇武的民族。崇尚勇武的文化心理,在浩繁的历史典籍、文学作品、诗词歌赋、戏剧曲艺、口头文学、社会生活等众多的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成为社会各阶层传统的文化心理共识。中国历代的勇士、武将如荆轲、廉颇、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张飞、花木兰、薛仁贵、罗通、秦琼、杨家将、岳飞、戚继光、关天培等等都是备受世人喜爱的、尊崇的、赞誉的。
对关羽的崇拜也体现了这一传统文化心理,而且达到了令其他勇武之士不可企及的地步。
关羽入世后第一次参与重大的征战活动,就显露出他不同凡俗的神勇之气概。当时,他身为刘备手下一个普普通通的马弓手,对气势汹汹,连斩诸侯联军数员大将的华雄,并不放在眼里,声言:“小将愿往斩华雄人头,献于帐下!”遭到袁绍的呵斥。幸得曹操说情,才得披挂出阵。“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帐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温酒斩华雄”,关羽建立了“威震乾坤第一功”。瑐瑠温酒斩华雄,对关羽来说,只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关羽的勇武更充分地表现在随之而来的众多征战中。
他为曹操解白马之围,匹马横刀,冲锋陷阵,策马刺袁绍大将颜良于万众之中;随后,又砍了袁绍另一大将文丑;表现了他“万人敌”的神威,使曹操都喜不自禁地称赞他:“将军真神人也!”瑡他挂印封金,辞别曹操,走出许都,千里单骑,五关斩将,如入无人之境。他在赤壁鏖战中,带领水军万人,游弋大江,威风凛凛。(www.daowen.com)
他应鲁肃之邀,一叶小舟,漂流过江,单刀赴会,完成了一次冒死生于万一,有胆有识的外交活动。
他刮骨疗毒,出兵襄樊,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造成“威震华夏”的赫赫声势,使得曹操都计议迁出许都,以避其兵锋。
他带领天兵天将,毫不畏惧地与曾和轩辕黄帝争雄,死后又成为妖神,且神通广大的蚩尤争战,并将蚩尤再一次诛杀,解决了河东盐池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的困难。
作为一个三国时期武将来说,关羽的实际武功成就,并不比其他某些历史名将高超。他失去荆州,败走麦城,身遭杀害,构成了令世人遗憾的悲剧结果。但是,他的勇武的声名,却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其原因,无非是关羽这个勇武之士的形象,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经过了口头传说,文学作品的、戏曲舞台的艺术概括、夸张、再现;表现得十分威武、生动、灵活;称得上是“勇者不顾身”了,他每一次征战,都把生死置身度外;使崇尚勇武的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了一种十分快意的满足,终于将之推到了“武圣人”的高峰。
(五)崇尚神灵的文化心理世界上原本没有神,神是人类的创造。人类创造了神,同时也成了神的奴仆。
神的观念产生于人类早期生活的原始社会,它是人们不能认识、理解和驾驭自然以及社会力量时,这些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反映。人们虚幻意识中的神被视为主宰物质世界的,超自然的,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客观存在。而后,宗教的兴起,出现了众多宗教的神,对神的崇拜和信仰,就成了一切宗教的核心。神,不仅被宗教用来作为辖制、麻醉众多信徒的神秘主宰;而且,也往往被统治集团所利用,作为统治、奴役人民的一种工具。作为普通人民百姓来说,对神的崇拜、信仰,表现为对某种精神的需要、寄托;追求某种心理的平衡;但更多的是体现人愚昧无知、迷信思想。
对神崇拜中的愚昧无知、迷信思想,不仅属于历史的过去,也属于现代;现代愚味,现代迷信,也不亚于历史的过去。
关羽生前为将为侯,死后封王、封神;他享受到了人们敬之如天神般的崇拜。从陈、隋时期他最初被推上神坛,历经宋、元、明各代又屡屡加封,直到清代的统治者封他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而且,从中国的儒教到佛教、道教,也都毫无例外地推崇他。“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三大教派,都无一例外地将关羽这一历史人物拉进他的崇高的祭坛;对一个历史人物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连被尊称为“文圣人”的孔夫子,也没有能够得到这种三教共认同,共推崇的荣耀。
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这个多神的国度里,一般的神无非是一神一位,一神一职。如风神、雨神、雷公、电母、土地、财神、送子娘娘等等。而关羽这尊神却不同,他的神灵的作用是多功能的,护法、保民、祛灾、疗疾、佐战……无处不在,无事不能。因此,人世间的芸芸众生遇到了困厄,便会想到他,祈求他的佑助。
崇拜神灵的文化心理,一方面,是人们对于冥冥之中那种神秘主宰力量的畏惧感和迷信意识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功利思想的反映。神,既然是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拜祀神灵总是想以自己的虔诚得到回报;功名、利禄、财富、安全、子息……等等。如果某种迹象被认为是神的“显灵”所使的话,这种畏惧感、迷信意识和功利思想,就会表现得更为虔诚和更加强烈;与此同时,神的“圣灵”也随之会得到更为广泛的演绎和传播。
把关羽尊为神的市民百姓的崇拜文化心理,作为一种迷信心理,实质是一种消极的精神寄托。与民众的这种文化心理相适应,统治阶级尊关羽为神,除了具有迷信的心态之外,则是利用民众对关羽崇拜的文化心理,将这位大神拿来作为统治、奴化民众的一种工具。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对关羽崇拜的这些社会文化心理,使得关羽崇拜现象长久不衰。
对关羽崇拜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有积极的,应该肯定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应该否定的因素。
崇尚忠诚精神,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忠君思想,无疑是封建传统道德范畴,足以奴化人的意识。但是,将忠诚引申到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伟大的事业,却能够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升华,凝聚成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崇尚信义精神,由于理解的差异,也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如果像小市民那样,把信义局限为“哥儿们义气”、“江湖义气”,那会对人们的心灵起到一种毒化、扭曲、禁锢作用,对社会产生一种消极的、甚至破坏的作用。但是,正确的理解信义,倡导恪守信义,使其成为做人的、人际关系中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准则,无疑对社会是有益的。
崇尚智仁精神是积极的,因为智仁精神的本质是文明和博爱,因此能够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
崇尚勇武精神也是应该肯定的,因为勇武精神能够激励人们拼搏、奋进、创新、开拓的意识。
崇尚神灵的意识,则完全是消极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对关羽崇拜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透视剖析,既有助于我们对关羽崇拜现象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去对待这一现象;那就是扬其精华,弃其糟粕;发展、弘扬其积极的方面,克服、制约其消极的方面。
关羽是出身微贱,生活在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时期的一代名将。他曾忠心鼎力协助刘备横行天下,屡建战功,为“三国演义”局面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树立了他“威震华夏”的赫赫声名。
关羽生命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壮志未酬身先逝”,麦城败亡,使他“志扶汉祚”的一腔宏愿付诸东流江水,难以实现,遗恨千古;他是一位悲剧英雄。
马克思曾指出:
如爱尔维斯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社会时代需要伟人!社会时代呼唤伟人!
关羽这样的一代名将,悲剧英雄,在他身殁之后,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被历史地推到了空前的崇高的地位,成为千百年来世人尊崇的偶像,从而形成了覆盖面极为广阔的关羽文化。关羽及其关羽文化都是社会时代、历史发展的产物。
关羽文化具有广泛、深刻的内涵,而以他们所代表的伦理道德、处世思想为主旨,并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可、赞同。因此,关羽文化就具有广泛的社会普遍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羽文化具有全民文化的性质;甚至具有超国界、超时代、超阶级、超信仰的泛文化性质;是一种社会精神财富,一种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关羽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所需要,并与之适应的历史产物,它明显地具备以下特点:
一、关羽文化是由历史的人物、文学艺术典型、神化了大帝三位一体融合而构成的文化现象,既具有平凡的色彩,又兼有神秘的色彩;
二、关羽文化充分而又强烈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人格情操精神;既具有儒家色彩,又兼有佛、道的宗教色彩;
三、关羽文化既然为社会各阶层所共识、认可,又在认同上存在阶级差异;因此,既具有全社会的普遍色彩,又有局限的个性色彩。
由于关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有众多的因素;而且关羽文化有相当广阔的覆盖面,影响久长。所以,对关羽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历史的关羽,必须研究丰富的、复杂的关羽文化现象。
对历史的关羽进行评价,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是历史人物,言行有一定的脉络,比较好界定;对关羽文化涉及的范畴广阔,把握之间,就不太容易。
但是,对关羽及关羽文化的研究,无疑是有价值的。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地、辩证地进行研究,我们将能从中取得有益的成果,弘扬其积极的因素,以服务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笔者在本书中所进行的探讨是初步的,浮浅的。如果我的努力,能够在对关羽及其文化现象的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就十分欣慰了。
修订于1997年6-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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