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寿的《三国志》里，关羽虽然有传，但是，对他的记载是很粗略的，这使后世的一些对关羽十分崇拜的文人很是愤愤不平，认为陈寿是因其父原为马谡参军，在马谡失街亭一事中受到诸葛亮连带处理，因而对蜀汉抱有个人偏见，有意冷落关羽。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且不去说它。但是，关羽的名字却并不因陈寿的不着力插叙而湮没，而声闻千古，显赫于世。清人章学诚、胡应麟等认为在三国时期的众多人物中，“关羽独为妇孺所称，则小说标榜之力。”他们把关羽显名于古今，完全归之于“小说标榜之力”，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忽视了其他文学艺术形成如戏剧刻画的关羽形象的巨大影响，以及历代封建皇帝、统治集团为树立这个形象所做的种种努力，和各种教派对关羽的神化。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塑造的关羽典型艺术形象，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不能低估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是通过文学艺术作品而不是通过历史文献走近和认识关羽的。
唐、宋时，由于经济发展，工商业繁荣，市场繁华，为适应城市市民文化娱乐需要，出现了说话艺术。所谓说话艺术，就是讲话故事。而讲说故事，则形成了各种流派，宋代有“说话四家”之说：即说经、说史、说合生、说小说，并各有特点。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态之事……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说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又有“说浑经”者。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也。
到了元代，称说史书为平话。
在说史书这一流派中，讲话三国故事是很盛行的，并在市井中很受欢迎，并且产生很大影响。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骄儿》诗中就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句，说明三国故事在唐代普通市民中引起广泛兴趣。到了宋代，苏东坡也说：
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www.daowen.com)
在说三国故事中，关羽、刘备及张飞就是经常被提及的人物。他们的形象，在说话艺人的口说中，开始被塑造。
鲁迅先生说：
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
“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凭依。说三国故事的话本就有了《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
《三分事略》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民间说话艺人最早的一个话本。是在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由建安书堂刊印出版，分上、中、下三卷，约6万字。版面设计为上、下两栏。这是近年发现的讲说三国故事话本的海内外仅存孤本。原书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国内有中华书局据天理图书馆藏本影印本，收录入1992年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辑中。
继《三分事略》之后，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后）又出现了新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话本，它也分为上、中、下三卷。其版式也分为上、下二栏，上栏为图画，下栏为文字，与《三分事略》版式相同。这种图文并茂的版式，适应了当时市民读者的需要。《三国志平话》比《三分事略》刊印时间晚27年。鲁迅先生曾对《三国志平话》有这样的评价：
惟文笔则远不逮，词不达意，粗具梗概而已。……观其简单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然而必有图，则亦供人阅览之书也。
鲁迅先生对《三国志平话》的评价，亦可移用于《三分事略》。两种话本有相似之处。这两种话本，是民间话说三国故事深入发展的产物。
笔者比较了两种话本，认为：它们具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朴实、通俗、简练、口语化的特色，融历史事实与民间传说为一体，构筑了三国故事基本情节，有声有色，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这两个话本，既可供说话人据以讲说三国故事，又是可供人阅读的通俗读物。它们刻印的底本大概就是说话人的手稿，没有经过文人加工润色，所以，文字显得很粗糙。
《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基本上形成了三国故事的大框架。三国时期的主要历史人物如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等等，都在其中亮相。就关羽来说，他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诸如桃园三结义、征战黄巾军、徐州交兵、土山被围困、陷身曹营、白马坡解围、灞陵挑袍、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将、三顾茅庐请诸葛、赤壁大战、水淹七军等等，在话本中都有交待。应该说，从民间艺人的话说三国故事，到《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话本成书，关羽这个人物在民间说唱艺术这个品种中，已经具备有一定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典型来说，已见雏形。说话与话本《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所描绘的关羽形象为其后出现的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及戏剧艺术中关羽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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