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国家形势的演变及原因

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苏联东欧国家局势的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不久，就提出了所谓“新思维”。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许多国家都引起了强烈轰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大肆宣扬“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以及“不应把意识形态分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使对外政策不服从于意识形态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和防止战争的利益是普遍的，高于一切的”，应当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这样他就把在核武器条件下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具体政策扩大到两个阶级、两种制度斗争的领域，作为处理一切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实质上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向帝国主义妥协，搞无原则的和平。同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大肆宣扬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思潮，大讲所谓的“公开化”、“民主化”，而不谈民主自由、人权、人道主义的阶级性，把民主、自由、人权、人道主义描述成超阶级的、抽象的人类共同价值，并以此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把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价值标准强加到社会主义制度中去，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可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否定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存在，抹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区别。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迎合了国际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是用宣扬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实质，恰恰是把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正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所要求的。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已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成为一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派组织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理论武器。

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作为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同时还通过各种形式把他的“新思维”强加于东欧各国。凡是支持苏联改革模式、拥护“新思维”的，苏联就给予鼓励、支持，否则，就向它们施加压力，甚至直接插手他国内政。苏联、东欧国家局势的变化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二、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政治上的演变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东欧国家政治发展出现了根本性转折，特别是东欧六国，党和国家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

在苏联，政治上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权，确立了总统制。1990年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设立总统制。3月12—15日苏联第二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在总统职位上将“超越任何党派利益，只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第二，从反对多党制转向接受多党制。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放弃了他坚决反对多党制的立场，表示愿意接受在苏联实行多党制。苏联事实上已成立了多个政党组织，且苏共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出现了“民主纲领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和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一派三大派别。“民主纲领派”成立于1990年1月，其宗旨是在反列宁主义立场上联合一切党员。1990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宣布了“民主纲领派”的十项主张，其中包括用“大民主”取代民主集中制，多党制，党内派别独立，放弃肯定苏共领导作用的宪法第6条。第三，苏共纲领的改变。1990年2月5—7日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苏共中央向苏共28大提交的行动纲领草案。行动纲领草案提出苏共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的报告阐述了行动纲领的内容和党的地位，他说：“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进行革新的社会中，党只能作为民主承认的力量而存在和起先锋队的作用。这意味着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自然要为取得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他还说要“重新考虑民主集中制原则”。关于苏共的性质和目标，1990年3月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草案）明确指出：“苏联共产党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的共产党的自愿的联合体”，它“把在我国建立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国际主义和全人类价值作为自己的目标”。这说明苏共在阶级性质和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可见，苏联政治上的变革不仅改变了苏共的地位，而且在改变苏共的性质。当然实践中苏联能走多远，还要看今后苏联的发展。

与苏联不同，东欧国家的演变已成定局。东欧六国政治上都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都实行了多党制、议会民主制、总统制。在波兰，团结工会1989年8月取代波兰统一工人党上台执政。团结工会领导的新政府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团结工会从兴起到执政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团结工会在1981年9—10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明确提出其政治纲领就是要彻底推翻现有制度，政治上实行多元化，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多党制。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一个阶段内对团结工会进行了狠狠打击，但后来没有顶住来自国内国际的压力，在政治上对团结工会作了重大让步以至最后丧失政权。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中央十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政治多元化的主张，并同意团结工会合法化。同年2—4月召开了有团结工会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决定实行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制，同时决定改变议会议员席的分配比例，执政联盟议席由83%降为65%，其余35%的议席自由选举，并增设了参议院，其全部议席均自由竞选。议会修改了宪法规定在波兰实行总统制。在1989年6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团结工会大获全胜，不仅获得了议会中分配给反对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全部议席，而且在“自由竞选”中获得了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个（另一席为无党派人士私人企业家获得）。大选后议会选举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波兰总统。由于统一工人党基什查克组阁失败，8月决定由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耶茨基组阁。在马佐维耶茨基组成的新政府的23名副总理和部长中，团结工会方面有12人，统一工人党和统一农民党各4人，民主党3人。团结工会利用其执政地位，更改国名，改变波兰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对军队实行所谓的“国家化”、“非政治化”，使社会主义在波兰遭到严重挫折。

匈牙利的演变首先是从党内开始的。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最高领导层中，混入了波日高伊等自由化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匈牙利过去实行的是斯大林式的“专制社会主义”，现在应建立西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主张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1989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提出要创造“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同年6—9月召开圆桌会议，决定取消党的领导，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更改国名。10月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决定把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社会党，宣布同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彻底决裂，导致党组织的严重分裂。匈牙利党的分裂，更加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从而使反对派组织民主论坛在国会选举中轻易获胜。1990年5月经自由选举产生的多党制新国会选举作家协会主席、自由民主战士联盟全国委员会委员根茨·阿尔帕德为国会主席，选举民主论坛的绍鲍德·捷尔吉等三人为副主席。根据规定，在总统选举之前，根茨·阿尔帕德任匈牙利临时总统，绍鲍德·捷尔吉任国会主席。根茨·阿尔帕德授权在国会竞选中获胜的民主论坛主席安道尔·约瑟夫组阁。这样继波兰团结工会后，东欧国家出现了又一个非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

民主德国政局的演变是在民主德国公民大批出逃联邦德国的背景下发生的，民主德国共产党失去政权与其说是由于反对派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党的软弱。1989年5月在民主德国公民出逃联邦德国浪潮的冲击下，民主德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新论坛等反对派组织乘机建立。昂纳克在国内、国际压力下被迫辞职。新上台的党的领导人克伦茨在国内局势急剧动荡的情况下，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政策，承认了反对派新论坛的合法地位，并同各种政治力量一起举行圆桌会议，在圆桌会议上民主德国共产党同意删去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之后，政府和政治局相继宣布集体辞职。最后在民主德国共产党举行的十一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刚成立不久的政治局再度宣布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德国共产党于1989年12月8—9日提前举行特别代表大会，特代会上选举居西为党的主席，并更改了党的名称，宣布将在民主德国建设民主社会主义。同时举行了有德国统一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新论坛等14个党派和政治组织参加的圆桌会议，决定1990年5月6日举行大选。之后的大选中，在联邦德国的影响和干预下，基督教民主联盟获胜。新任总理德梅齐埃1990年5月在柏林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要把联邦德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核心引进民主德国。随着民主德国的演变，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的统一进展迅速，两德统一实际上是联邦德国吞并民主德国。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也是在反对派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节节退让，走上多党制、议会民主制道路的。捷克斯洛伐克主要反对派是公民论坛，它是由“七七宪章”同教会、其他党派共12个组织联合组成的。公民论坛等反对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况，不断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政府施加压力。他们要求取消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实行以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进行自由选举，在经济上实行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答应了这些要求。与此同时，两度改组政府，使反对派和支持反对派的人在政府中占据优势。1989年12月议会开会选举公民论坛领导人、剧作家哈维尔为总统，杜布切克为议长。1990年1月政府总理恰尔法宣布退党，使得共产党在21名成员的联合政府中只占7名，共产党失去其领导地位。

保加利亚在东欧其他国家形势的影响下，也实行了多党制。保加利亚共产党十四大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宣布在保加利亚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宣布与民主集中制和计划经济决裂。保加利亚决定在1990年6月进行民主选举。

如果说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政局演变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那么，罗马尼亚则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在罗马尼亚，反齐奥塞斯库势力利用暴力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并处决了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在此期间成立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接管了政权。救国阵线施政纲领提出放弃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选举，并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罗马尼亚。在1990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救国阵线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救国阵线委员会主席伊利埃斯库当选为罗马尼亚总统，共产党完全变成在野党。

东欧六国共产党在相继失去政权以后，党自身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多数党否定了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变成超阶级的全民党，在指导思想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把抽象的“人类发展的共同价值——民主、自由、人权、人道主义”或者含糊的多元化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奋斗目标上，否定了共产主义理想，而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目标，在组织原则上，否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一些国家的党已改变了名称，如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十四大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民主德国共产党原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1989年12月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改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后又正式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匈牙利党原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现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已改名为社会党。有的国家的党四分五裂，甚至瓦解，如匈牙利工人党改名社会党后，原来的72万名党员只有5万名宣布加入社会党，有一些党员仍留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另有一些党员组织成为新的政党，目前匈牙利已有30多个党派，4000个政治组织。罗马尼亚共产党事实上已经瓦解，党的各级组织已很难开展活动。另有一些国家的党，虽然没有更改名称，组织形式上还保持统一，但实际上已演变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989年12月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取消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现行党章和新党章草案，通过了党的“在捷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纲领，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因此虽然保留着共产党的名称，实际上只不过是形式”。

三、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纲领

苏联、东欧国家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走出经济困境，苏联、东欧国家都提出了各自的经济纲领，当然它们的经济纲领同它们的政治纲领是相适应的，也是为实现其政治纲领服务的。(www.daowen.com)

苏联在1990年2月通过了健康性计划，但之后不久（1990年4月、5月）又提出了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同年5月24日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形势和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提出从现在起到1995年分三阶段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就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1）加速企业体制改革，主要是对国营企业实行非国有化；（2）政府职能转变，由指令型转向指导型；（3）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有价证券市场、劳动力市场等；（4）价格改革，认为这是启动市场的关键；（5）建立完善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6）改革对外经济体制，把苏联经济纳入国际市场。戈尔巴乔夫说：“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是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发生的最大转折，它符合人道和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和改革的选择。”政府负责人阿巴尔金宣布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是战略性的选择，“其目的是建立高度发达的效率很高的适应科技进步，面向消费者，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进行竞争的经济”。显然苏联的经济纲领就是向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国家进行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

东欧六国在经济上完全否定了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计划经济，更明确地提出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有的国家也提出以所谓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是它们经济纲领的核心，尽管它们经济纲领的具体条款和表述有所不同。在波兰团结工会明确提出要实行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对国营企业私有化，瓦文萨声称要给波兰80%的全民财产找到业主。匈牙利民主论坛主席，现匈牙利政府总理明确表示新政府主张建立自由市场机制，并加快实行私有化。民主德国总理德梅齐埃提出要把联邦德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核心引进民主德国，民主德国政府要创造竞争机制，要把国营企业私有化、股份化。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在经济上实行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保加利亚共产党十四大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宣布与计划经济决裂，在保加利亚实行市场经济，在其竞选纲领中又提出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社会福利政策。罗马尼亚救国阵线1990年3月提出其经济纲领，其中提出救国阵线的基本经济政策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福利，力争使目前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自由化的、分散的和多样化的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从东欧六国的经济纲领来看，东欧国家的经济将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公有制经济转向私有制或混合所有制经济。

四、东欧六国演变的原因

东欧六国演变有其共同点，那就是政治上取消党的领导，实行了多党制、议会民主制和总统制，并且对军队实行非政治化；经济上实行私有化或混合所有制和市场经济；同时党在失去政权之后都改变了自身的性质，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因此，就其演变的性质而言，东欧六国已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东欧六国的演变，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国内原因和国际背景，导致东欧各国演变的具体原因可能不尽相同，但都同党不重视自身建设，没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帝国主义加强“和平演变”攻势有关。

（1）东欧各国共产党长期忽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普遍存在思想不纯、组织涣散的状况。东欧各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就根深蒂固。在东欧国家解放以后，共产党都与势力比较大的社会民主党合并（除保加利亚外）。1948年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同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工人党（1965年恢复称共产党），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与社会党左翼合并为统一社会党，1946年民主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合并以后，这些党并没有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进行彻底清除，同时长期忽视思想工作，没有对广大党员进行深入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因此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一旦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泛滥就会导致党在思想组织上的分裂，以致党的性质的变化。

东欧各国的党普遍存在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现象，党内派别林立，有的党甚至派别组织可以公开活动。党的基层组织不能在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受多元化思想的影响，这种状况更为严重，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因此，在关键时刻党的基层组织难以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如波兰1980—1981年团结工会事件中大批党员退党，约有100万党员参加了团结工会，甚至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公开参加反对派来反对党，匈牙利党在反对派进攻面前四分五裂。由于党组织上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集体力量，党组织起不到战斗堡垒作用，所以在政治斗争中难免被反对派击败。

再者，东欧国家党存在严重官僚主义倾向，不重视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一些党的领导人甚至严重脱离群众，在关键时刻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东欧各国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欧各国共产党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苏联的力量取得政权的，并且执政以后，又长期受苏联共产党的控制（罗马尼亚除外），党在群众中本来就没有深厚的基础，被群众视做苏联强加给这些国家的，在本国人民群众中威望不高，且在执政过程中又不重视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和国家机关中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滥用职权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特别是一些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作为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谋福利，而是高高在上，成为人民的主宰。有的国家（如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政治上不民主，领导人一言堂，独断专行；有的国家（如罗马尼亚）甚至发展到了专制独裁、个人迷信、家族统治；有的国家领导人作风腐败（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波兰的盖莱克。波兰的盖莱克时期，盖莱克本人曾动用200万美元修建私人别墅，其夫人在巴黎购买珠宝首饰，一次就花了4万美元。波兰最高监察院1980年7月宣布，在被指控有贪污罪并得到确认的人中，有3名中央书记，57名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和副部长或同级干部，51名省长或副省长）。这样久而久之必然影响到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造成严重脱离群众的恶果，激起人民的不满，一旦失去群众基础，政权就难以稳固，甚至丧失。东欧政局迅速变化，同群众对党和国家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有直接关系。

（2）东欧各国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和决策上的失误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从70年代下半期以来，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东欧各国解放以后，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都照搬了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体制方面都实行了国家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用行政办法实行计划管理。不可否认，东欧各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速度都比较快。但是由于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弊端，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潜能的发挥，体制上的弊端集中表现在国家管得过死，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经济利益，没有竞争，分配上“吃大锅饭”，因此企业和劳动者缺乏主动精神和积极性。这些弊端显然是特定体制的产物，并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体制上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进入70年代东欧各国经济增长势头普遍减弱，进入80年代东欧各国经济广泛、持续增长的时代已结束，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如波兰1980年国民收入下降5.4%。原有的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客观要求这些国家进行体制改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但是，东欧国家并没有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本国的实际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革除原有体制的弊端。有的国家坚持原有的体制，抵制改革（如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有的国家虽强调改革，但并没有多少实际行动（如保加利亚）；有的国家虽一度进行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迫于国际政治形势和党内抗拒改革势力的反对，改革很快中断（如匈牙利）。由于这些国家体制长期不能适应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不可避免地遇到经济困难，经济趋于停滞、商品短缺、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

应当指出的是在那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经济决策常常发生重大失误，并且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欧国家都出现过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倾向，普遍实行高积累，大量举借外债的政策。同时在西方国家高工资高消费的压力下，不顾本国经济发展状况，实行高工资、高福利政策，消费基金增长速度长期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这样使许多矛盾逐步积累起来，从70年代下半期开始，经济陷入停滞状态，宏观经济不平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人民生活出现下降趋势，逐步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距离。在此情况下，东欧各国又寄希望于通过举借外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缓解经济困难。但举借外债需要偿还，一进入偿还期，就会进一步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加剧经济困难，特别是举借的外债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据统计苏联、东欧八国1970年外债总额为93亿美元，1981年为108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1988年达到1489亿美元，其中波兰387亿美元，匈牙利170亿美元，民主德国191亿美元，保加利亚69亿美元，罗马尼亚31亿美元，捷克斯洛伐克52亿美元，苏联401亿美元，南斯拉夫188亿美元（南斯拉夫为1986年数），从而使经济发展又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

在东欧国家经济困难严重，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东欧出现了一股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把经济困难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竭力把东欧各国推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反社会主义势力起初大都打着改革的旗号，哗众取宠，聚集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夺取政权，这在波兰表现得尤为突出。

（3）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和苏联对东欧政策，对东欧各国的演变起了主导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大肆宣扬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把民主、自由、人权、人道主义看做超阶级的东西，以此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并力图把它强加于东欧各国，同时宣扬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无视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影响下，东欧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迅速泛滥起来，思想基础本就薄弱的东欧各国党在这股思潮的冲击下思想分歧更加严重，有的国家的党由思想上的不统一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国家的党抛弃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走上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性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甚至成为反对派向共产党进攻的思想武器。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泛滥为东欧国家按照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模式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大开了方便之门。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同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戈尔巴乔夫不仅把“新思维”作为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且利用各种手段把他的“新思维”改革模式强加于东欧各国。无论是对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人只要符合“新思维”的思想，苏联就给予支持、鼓励，否则就对之施加压力，迫使其下台，如对民主德国的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捷克斯洛伐克的雅克什，就是这样。东欧局势的迅速演变，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对东欧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东欧局势的演变也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东欧国家施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西方国家从没有放弃“和平演变”的阴谋，它们总是力图从政治、经济、思想、外交等方面影响东欧国家发展进程，把东欧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而东欧国家近些年来随着紧张局势的逐渐缓和对此却丧失警惕，一些西方国家乘机展开对东欧国家的攻势，支持东欧反对派来搞垮共产党。民主德国基督教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同联邦德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对此不多加分析。

（原载《宋涛文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