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书刊市场真繁荣，面对许多装帧精美，内容诱人的书，真不知道该买什么。走到书店信手买几册自己中意的书，拿回来慢慢欣赏，真是最大的幸福。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文革”中买书之难。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我有钱时没时间去桂林，有时间时又没钱去桂林”,那时买书也是有钱时没书可买，有书了又无钱可买。但越是买书难，买到的书越是珍贵，买书的回忆也格外甜蜜。买《法国革命史》记

　　从小学到大学，“革命”是我们心中最崇高的词汇。“文革”开始时,我仍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神秘感，觉得这一定是一场可与法国大革命同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正在这时,我在海淀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法国革命史》。

　　法国学者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是久闻其名，但没读过。这本书由北大历史系杨人 教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看上去极漂亮，定价不到2元钱。一见此书，我立生爱意，想买下来。可惜拿出钱包来，内中只有不到一元的零票，不够买这本书，只好放回。

　　回来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这本书，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只好作罢。偶尔去书店时,还看它一眼，或拿出来翻一翻。过了不久我们义务献血，说是义务献血，实际上可以吃半个月营养灶，还发20元补贴。那时,这20元可是一大笔财富。拿到这笔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奔书店去买我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史》。可惜书已经没了，不知谁捷足先登买走了。我懊悔极了，一再央求售货员帮我再找一本。售货员看我那迫切的样子，也很同情。她在书架和下面的书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库房去找。过一会她出来告我，库里也没有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她说，她到其他书店帮我找找，让我过几天再来。不几天后，革命风暴来临，书店几乎只剩下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了。我买《法国革命史》的愿望落了空。

　　也许那时还年轻，对这本书总不能忘怀，似乎没买到是天大的遗憾。到什么地方的书店都不忘找这本书，但始终没找到。这个情结也就没解开，甚至有一次做梦还见到这本书，不过梦一直没变成现实。大概是1974年回北京，终于在一家内部书店看到这本书,不过是平装本上、下两册，1.4元一套。书是买到了,但当初迫切想读它的心情没有了。因为那时经历了“文革”,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灾难，还看它干什么呢？考回北大当研究生后,才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看了一遍。书还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买《鲁迅全集》记

　　“文革”开始后，我堂弟到北京来串联，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不久我们一起回到太原。她母亲（我婶婶）一定要给我30元钱，说是堂弟住在我那里，这是他的花费。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当时30元真算一笔钱，我回来后就想用这笔钱买点书。我一直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当时这套书10卷22元，平时买不起，这次有了这点钱就想买一套。那时，北大书店仍然营业，我常去光顾，与管事的一位老先生有点头之交。我去问他有没有《鲁迅全集》,他说,这书现在不让随便卖了,因为注释是周扬组织人写的,有问题。他又告我,不过开介绍信可以在海淀区书店买出来。

　　那时学校的机构已被砸烂,介绍信是由各个群众性造反兵团开的。我尽管不是那些兵团的骨干成员，但开张介绍信还不难。于是我找到当时北大井冈山兵团，让他们写一个介绍信。上写“海淀新华书店负责同志：我兵团大批判组急需购一套《鲁迅全集》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用，请予支持。”我拿到这封介绍信就到海淀区书店。进门时，突然想到，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有“天”“地”两派之分,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如果海淀书店是“天”派掌权，我这介绍信岂不无用了吗？于是，我没敢进办公室，先看看大字报，问问群众，看看掌权的属于哪一派。了解了半天，知道掌权的也是地派，才放心进去。接待我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了信，他问我，“你们图书馆有这类书，借一套不就得了吗？”我马上说，“图书馆让新北大公社（天派）那帮人占了（其实也不是事实），借不出来，只好买一套。”那时，阶级亲体现为帮派亲，既然是一派，他就批了可以买一套，并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告我去办手续、交钱。

　　到财务室交了钱，拿了取书单，财务室的同志告我要到书库去取书，书库在另一个地方。我只好又去找书库，去时人们已经下班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书库，终于拿到了书。用一点小小手段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全集》，真是高兴。回来就从第一卷读起。

　　以后我从北京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其间搬了许多次家，不少书都丢了，只有这套书一直保存得很好，至今仍在我书架上。“文革”期间在东北林场我认真读了一遍，也写了点读书笔记，记下一些妙语。对这套已有些发黄的书，我一直很看重，尽管现在有了更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但我始终没有“喜新厌旧”。这套书毕竟包含了一段历史。

　　“大串联”中买了一本书

　　“文革”中,中央号召红卫兵去步行长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学校里打派战乱得很，于是我们班与物理系一个班的十几个人组成“长征队”,从北京向井冈山走去。

　　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要走3000多里，一路艰辛自不必说。但我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到书店去逛逛。其实那时的书店没什么书，见书店就想逛逛，无非是一种习惯。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县，这里曾是苏轼游赤壁之处,又是林彪的故乡,我们多住了几天，看看长江风光，也游游苏轼当过官的故地。有一天我信步走进了书店，突然发现一本苏联卢森贝写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记得上《资本论》课时，老师说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何况卢森贝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权威，我们学经济学说史就用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在这年头,在这个小县，居然能见到这本书,我喜出望外，决定买下来。

　　我让服务员给我拿书，不想服务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文革”中买东西先要对答语录的习惯（姜昆在相声《如此照相》中讽刺过这种做法）。当时北京不太流行这一套，没想到这种小地方尚有此“风俗”。不过对这一套“切口”,我并不陌生，想都没想，马上答之“完全、彻底”。“切口”对上了，书就拿出来了。精装本，1.7元一本，还是1958年出的。我买下此书喜滋滋地回到驻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长征途中购于湖北省黄冈县，66. 12.10 ” 。写完意犹未尽，又写了一段“黄冈者，古之黄州也，苏轼被贬曾作官于此，并在此游假赤壁，写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游黄州，思古人，真是感慨万分，难以言传。”

　　这是我在那次三千里的“长征”中买的惟一一本书。我把它背到井冈山，又背回北京，以后几经搬迁，这本书始终没丢失。这本书看过后，内容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影响，除了在长征途中看了一遍外，也没再看过。我留下它，更多的还在于这是我步行三千里到井冈山“朝拜”时的留念。那也是一段历史。内部书店购书记(www.daowen.com)

　　1967年下半年，听说西单有一家内部书店，可以凭介绍信去买各种“封资修”的书。于是我与几位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就去了。

　　书店是有的，也的确可买书，但不让进去，由自己把书单递上，服务员为你找书。我们并不知道这规矩，只好临时在外面写单子。买书本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真要列单子，一时不知该写什么。写的单子上还是没有的书多。不知是当时的确读书无用了，还是爱书者知道这家店的人并不多，来的就我们几个人。看样子店里管事的老先生还是相当和善的，于是就请求他让我们进去挑几本。开始他还坚持原则不让进去，架不住我们几个人“嘴甜”,一口一个“大爷”,好话说了一大堆，“大爷”也叫足了，他才让我们进去，不过又限制不许超过一小时。还说如果再有人来，我们就得赶快出去，否则别人也要进来就没办法了。

　　进去后看到书真多，都是旧书，不知是以前收购的旧书，还是抄家得来的。看着哪一本都是如花似月，都想买，但口袋里的钱也就十多元，真正遇到了资源稀缺性和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真不容易做出决策。当时我想自学英语，看中了一套英国Longman出版社的《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 Students,4册）这套书还不是“原配”,两册是外文原版，两册是“文革”前国内出的影印版，没得说，当时决定买下。我就是靠这套书自学了英语。这套书已用去3元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书，我一直情有独钟，这次看到了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出版，原价1.05元，现价仅0.32元。这本书我在“文革”中认真读了数遍，上面写满了眉批，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还买了一本由罗果夫、戈宝权编的《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1955年出版，原价1.82元，第二次进海淀中国书店1.27元，这次仅0.91元。这本书也成为我“文革”中的精神食粮。当有朋友们境遇不佳时，我总是把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抄录给他们。还买了一套《俄罗斯作家的故事》和我最爱读的小说《牛虻》及其他几本。这样算下来已有近10元了。

　　书不敢买了，甚至也不敢看了。这时突然看见一套《泰戈尔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共几本我忘了，才5元钱，但犹像许久，终没敢买。正在这时我一个朋友发现了一套《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我们都很喜欢这套书，4本不过4元钱左右，但独资都买不起，于是我们俩人合资买了这套书。我读完后给了他，现在应该仍在他那里。前几年见到他，他还提到这套书，说该还我了。我说，算了吧，现在我有董秋斯和刘辽逸两个中文本和一个英文本，那套书你就作为纪念吧！

　　书买到这时，每个人都有所获，不过由于货币不足,买的都不多，只是遗憾多。回来后大家小聚一下，各自看看相互买的书，颇为感谢那位不坚持原则的老人。

　　也许是不容易买来的书更珍贵吧，这些在内部书店买的书以后读得颇认真，历经磨难之后留下的几种都被作为珍品保存着。买《史记》和《资治通鉴》记

　　那是在东北时,大约20世纪70年代吧,由于毛主席的偏好,《史记》这类古书可以出版了。于是我就想购买一套《史记》和《资治通鉴》。但当时这种书印数有限，控制发行，要买到也不易。尤其当时我们林场在黑龙江巴彦县这样一个小地方，就更难了。

　　我听县里的一个朋友说，《史记》等这些书也快到县里了，不过每种不过一、二套。既然有希望就要谋事在人。我找了我们镇上新华书店的一个头儿，让他帮我买这两套书。他是县新华书店的老资格了，要是他弄不来，我更无希望。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他说，我帮你弄书，你帮我弄 一米 （一立方米）木头。我当时在林业局工作，木头是有的，管事的那些头儿的子女都是我的学生，这不难。于是，我们就“成交了”。

　　其实即使不求他买书，他让我给他弄 一米 木头，我也会办，所以，书没拿到，我把买木头的批条给他了。他也在卖力地为我弄书。大约十余天后，他告我《史记》来了五套，弄一套问题不大，但《资治通鉴》只来了两套，县革委（当时的县领导机构）肯定要留一套，只剩一套就难点了。我请他吃了顿饭，喝的还是当地名酒“玉泉二曲”。他又提出，管书的人住县城里，缺柴烧，问我能不能给他弄 一米 “拌子”（一立方米烧火用的木头）。当时林业局职工每家每年 四米 “拌子”,非林业局职工当然就没有。我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当时就答应了。反正找领导批 一米 “拌子”也不难，实在批不了，把我的指标给他 一米 就行了。过了一周，他告我书弄来了，让我把“拌子”批条给他。我很快办好了批条。于是这两套书终于弄到了。拿回这两套书的那天，我又高兴地喝了一杯，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可惜现在不知夹在哪本书里了。

　　当年，《史记》一套10元，《资治通鉴》一套30元，共40元，是我们一月收入的50%左右。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书,当然要请示妻子。妻子对我买书一直坚决支持,无条件批准。这次虽然钱多,但她仍然照批不误。书买得不易，就要认真看，我特意借了一本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的《词海》，认真读完了《史记》除表之外的内容，有些名篇还自己译为现代文，并背诵。《资治通鉴》只能说翻了一遍，重点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内容，如“玄武门之变”等。我现在书架上的《资治通鉴》仍是原来那一套，《史记》在离开东北到北京上研究生时送给了一位朋友，回来后又买了一套。

　　书店的那个头儿以后总想用书换木头。不过我觉得这笔交易不合适，总找领导批木头，人家还不把你当木头贩子。所以，也没有买到什么像样的书。买“垃圾书”

　　在东北时，我的收入还不算低，我们是林业局职工，每人仅林区津贴就15元，有钱了，就想买点书，可惜那时能买到《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的机会并不多。但又想读书,所以尽管知道是“垃圾书”,也不得不买。

　　这种垃圾书有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如什么《虹南作战史》、《牛洋田》、《西沙儿女》这类为“四人帮”所肯定的文学作品，或者像《望云峰》这种写抗美援朝的书。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认为这些书怎么样，但没什么看，这些书也不贵，就买了。另一类是上海等地出的一些刊物，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朝霞》等。这些刊物发表梁效之流“四人帮”御用文人“批儒”的文章。文章之不讲理也算空前绝后。但总比看《人民日报》和《红旗》强一点，有点历史知识（尽管有些在歪曲历史），《自然辩论法》中还有点自然科学知识。我从这些杂志的创刊号买起，一直坚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杂志倒台。1978年我离开东北时把这些杂志和书籍都作为垃圾处理了。现在想来，实际上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何况现在有全套这些杂志的人并不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拍卖一个高价呢！可惜当初没有这种眼光，现在悔之晚矣。

　　那时，我几乎每年回一次北京，回来一定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之书。有些书当时还不认为是“垃圾”（前一种是知“垃圾”而买），但从现在来看也属于“垃圾”,如我买过一套近代史小丛书,包括《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等等。当时是认真地作为历史书买下来，认真读，并且根据这些书向学生讲历史课。现在想来，这些书观点错误、史实歪曲，也是“四人帮”那一套文风。我自己中毒，还让学生也中毒，比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垃圾”还坏。其实认真想来，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之下，好书哪能出版呢？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买一些《史记》之类名著，有意义外，其他“垃圾书”真不少。这些书早被我送进了历史的“化浆池”,几乎没有留下来。甚至连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也被我处理了。因为我觉得郭老在那本书中以“卷我屋上三重茅”和“恶竹恨不砍万竿”这些诗句，判定杜甫是大地主，实在有失大家风范，匪夷所思。读过后就觉得买上当了，反正五毛一本，处理完就得了。

“文革”中买书不易，买好书更不易，所以，买到的书即使是“垃圾书”都读过，好书更是读了几遍。如今买书易，买好书也易了，但不少买了的好书，倒没有认真读过。也许要忆忆买书的苦，才能珍重今天自由买书之甜。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多读书，读好书。这也算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