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督教在中国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谓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线索。

根据碑文中所说，景教就是基督教中的聂斯托里派，最晚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由此可见，基督教在华的历史至少也有1300多年了。

碑文记述了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大秦国(中国对罗马帝国及东罗马帝国之古称)主教至华后，唐太宗允许其在御用藏书楼翻译《圣经》，并在宫内宣讲教义，在长安建造波斯寺，后改名为大秦寺即景教礼拜堂。之后，唐高宗也继承了宗教宽容政策，在各州建造礼拜堂，景教得到很大发展。

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在元朝。当时蒙古族兴起，各个蒙古汗国都注重维持东西往来的畅通，而元朝政府也对宗教采取了宽容政策，基督教得以再次兴起。元朝时，人们把在华的基督教各派统称为“也里可温”。

“也里可温”中有一部分原来就信奉聂斯托里教的蒙古人，当他们入主中原后，把景教再次带入内地。此外，蒙古族统治者还与罗马教廷直接发生联系。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罗马教皇派方济各会孟德高维诺来到元朝首都汗八里(即今北京)，颇受礼遇。蒙古贵族中一些信奉聂斯托里派的人改奉天主教。当时汗八里受洗礼入天主教者多达6000余人。孟德高维诺获准在汗八里先后建教堂三座，并将《圣经·新约》及《圣经·旧约·诗篇》译成蒙古文，使基督教在华传播经历了一段鼎盛时期。除北京外，泉州、甘州、宁夏、杭州、温州、镇江、扬州等地均建有“十字寺”。但是由于它在内地广大社会下层群众中没有牢固的根基，所以当1368年元朝被推翻后，“也里可温”也逐渐灭绝。至此，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第二阶段终结。

基督教再一次进入中国是在两百年之后的事了。明朝中叶，基督教第三次在华传播，这次来华传教的有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其中收效最多、影响和势力最大的是耶稣会。

第一位到东方传教的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他是受葡萄牙国王派遣，以罗马教皇使者的名义来华传教的。沙勿略先抵达印度，在东南亚各地传教，然后进入日本。当得知日本所奉行的佛教、儒教来源于中国后，他便试图进入中国。他来到广东台山县所属的上川岛，但因明朝政府海禁较严，没有成功，最终病死于上川岛。不过，从此澳门就成了耶稣会对我国内地传教的基地。

在沙勿略死后30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真正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奠定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基业。利玛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19岁时加入耶稣会，28岁时任神甫。同沙勿略一样他先是抵达印度传教，之后来到澳门学习中文。次年来到广东肇庆，广泛结交各级官员文人，并向地方官员赠送了自鸣钟等厚礼，这才获得一块空地建起寓所和教堂，开始他在中国的传教。

利玛窦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因其十分注重中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取消了西方宗教仪式中强制推行的习俗，从而使基督教中国化，适应了中国的习俗。

利玛窦的传教事业不断发展，受洗人数不断增加。当时的一批名流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都先后入教，被誉为“教中三杰”。利玛窦深刻意识到要使中国彻底接受天主教必须获得中国皇帝的信任，得到他的恩准。经过多次周折，利玛窦终于获准进入北京，觐见当时的明神宗皇帝，献上圣像、《圣经》、万国图和自鸣钟、八音琴等欧洲近代科技产物，并借用儒家词汇向皇帝传教说:我们信仰的“上帝”就是你们的“天”……我们来此，不是想否定你们，只是提出一些补充而已。神宗对利玛窦这番话极为赏识，于是批准利玛窦在北京传教，并赐给他一所住宅，还在旁建立一座天主教堂，也就是今天北京宣武门内“圣母无染原罪堂”的前身。利玛窦去世后，神宗还下令以陪臣之礼葬于阜成门外——后来成为北京教士公墓。(www.daowen.com)

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人龙华民接掌中国天主教教务。因为他禁止教徒参加祭祖、祀天等仪式，人们对此产生反感，不久便爆发了“南京教案”。礼部侍郎三次向神宗皇帝上疏，要求禁教，认为天主教有违中国礼俗，西教士有窥国之意，反教风潮由此兴起。但是明末因为满族势力兴起，边防危急，同时朝廷历法失修，需要借助传教士制造火炮和修订历法，所以明末传教士仍然能在中国立足传教，并进入宫廷。宫中甚至为汤若望特设教堂一所，几年内受洗者竟有540名之多。到崇祯末年，全国已有13省传入天主教，教徒达到3.8万人。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同样受到清朝皇帝重用，掌管钦天监印信。顺治皇帝还尊称其为“玛法”(满族语对长辈的尊称)，在北京宣武门内建立天主堂一座，并亲笔题“钦崇天道”匾额，允许在利玛窦墓旁建圣母堂一座，还亲笔题写“通玄佳境”。

至康熙即位，守旧势力辅政。守旧势力与西方传教士不合，上疏礼部，致使汤若望、南怀仁等四位教士被捕入狱。恰逢北京连续地震5日，太皇太后下令释放汤若望。但是仍下令废止西洋新法，严厉禁教。后康熙亲政，命南怀仁与监管质辩，并同赴天文台测验，南怀仁皆获胜。康熙随即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副，平息冤案。

康熙十分喜欢西方科学，因此对通晓数学与立法的南怀仁十分看重，天主教也随之得到发展。康熙还在皇城内赐地修建了一座天主堂，即北堂(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之一，其余分别为东堂、南堂、西堂)。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共有传教士117人，有澳门、南京、北京三个主教区，大小教堂250处，教徒达30万人。教徒中以平民居多。但是不久后，由于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导致清廷下令禁教。

而此时，基督教的另一个教派东正教也不断向我国渗透。先是在1685年北京东直门内建立一座东正教堂即“北馆”，也就是“尼古拉教堂”。后又在北京东江米巷(现东交民巷)新建一座东正教堂“南馆”，即“奉献圣婴堂”，作为传教士团的永久驻地。随着沙俄对我国的入侵，东正教教士团实际上是由沙皇政府外交部操纵，进行刺探机密、搜集情报的工作。

基督教在华的第四次传播开始于鸦片战争。在不平等条约的压制下，清政府被迫取消传教禁令，使教会势力迅速膨胀。这次传播是以新教来华为起点，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19世纪来华的英国人马礼逊。虽然在马礼逊传教年间，由他施洗入教者并不多，但是他编译了第一部中文《圣经》，可以说是新教在华传播的先驱者。在马礼逊来华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传入我国的教派共有100多个，不同国家竞相在中国建立基地，划分势力范围。如圣公会主要势力在上海至厦门一带;浸礼会在宁波;归正会在厦门;美以美会在四川;循道会在湖南等。而势力最大的是内地会，这是个跨宗派的组织，任何宗派均可参加。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天主教、东正教得到很大发展。由于清政府的妥协，在《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都写进了允许外国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所谓“宽容条款”，外国教会势力不断涌入中国且不断向内地扩张，还建立了“广学会”，出版书报杂志，使基督教在我国得以广泛传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共有天主教徒320余万人，大小天主堂15000座。罗马教廷正式将我国天主教组织划分为20个教省(总主教区12个，主教区85个，监教区34个，自立区4个)。但是这次发展同第三次传播不同，此时的基督教各教派均为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服务，虽然并非所有外国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分子，但从整体上来看，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总是控制和利用着教会。有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起草、签订都有传教士参与、策划，有的还出自他们之手。

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基督教发起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成立了爱国运动委员会，实行独立自主的办教方针，使基督教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成了中国人民自办的宗教事业。

由此可见，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复杂的，我们无法一概而论。其中既有负面的、消极的因素，却也不乏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有着无法跨越和填补的鸿沟，但同时又有着两者的相融相合。基督教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旅游业。由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为我们增添了许多富有特色和魅力的旅游资源，如具有历史意义的教堂，具有基督教特色的建筑、习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