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佛教文化艺术

佛教艺术可分为五大类:佛教建筑艺术(寺庙、石窟、塔、经幢);佛教雕塑艺术(雕刻、塑像);佛教绘画艺术;佛教音乐艺术;佛教经籍、佛教文学等。

一、佛教建筑艺术

(一)寺庙艺术

佛教寺庙是佛教徒供奉佛像的场所，是僧众居住、修行和举行各种法事活动的地方，也是信徒进香朝拜、参加宗教活动的中心。寺庙是佛教文化的实际载体和依托，其兴衰发展状况是佛教兴衰的缩影，在佛教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从旅游观光角度而言，寺庙又是人们了解佛教文化、欣赏佛教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寺庙以其有别于“人界”的“神界”环境和氛围，对许多旅游者具有独特而强烈的吸引力。今天的佛教寺庙已不仅仅是佛事活动的中心，也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设施和重要的风景名胜，成为人们游览参观的重要场所。

1.寺庙的由来

“寺庙”成为佛教的专用术语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情。相传东汉明帝刘庄在永平年间的某天晚上梦中遇见一位身高一丈六尺的金人，背顶放着光，从空中飞行而来。第二天汉明帝向各位大臣询问梦的凶吉，一位名叫傅毅的大臣奏对说，那金人乃是西方的神，名字叫做“佛”。于是汉明帝遂在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使臣西去寻找这位金人。西行求佛的使臣在西域的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遇到了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便邀他们同赴洛阳，一行人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洛阳。汉明帝大喜，礼待摄、竺，让这两位印度高僧住在汉政府接待诸王和外族来客的官署——鸿胪寺内。第二年，明帝下令在洛阳城雍门西面，依照摄、竺两僧所述的天竺佛寺样式为这两位僧人建造了中国的第一座寺院，取名“白马寺”，他们在那里翻译出了中国第一部佛教经籍《四十二章经》。关于这座中国第一寺庙为何以“白马”命名的原因，传说很多。在古印度，佛塔基座的浮雕刻像里，白马是屡屡出现的形象，因为白马是出家的象征，有人说“白马寺”这个名字与此有关;也有传说明帝派人西行求佛取来的经，是用白马驮的，故起名“白马寺”;还有传说，说是古代印度有一国王想毁佛院，但夜里得一梦，看见有一匹白马绕着佛院中的招提寺塔悲鸣，便信为神灵，下令停止毁寺，并把招提寺改称白马寺，于是汉明帝所建的第一座寺院也称为白马寺。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可靠，已成为无法索解的悬案。对于这座中国第一古刹为何以“寺”为名而不名之为“伽蓝”、“兰若”，人们的说法倒比较一致:因为两位印度僧人来中国最先入住的是鸿胪寺，以后就借“寺”字作为中国佛院的通称。这种说法还应再分析一下。“寺”在当时既是一种政府机构的名称，又是官署的名称，鸿胪寺也就是大鸿胪(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的办公之所，同时也就是大鸿胪所管理的政府部门，其职责大致就是各邻国诸侯及使节的送往迎来之类。在为印度僧人建筑专门的居所时，恐怕起初所想的仅是建一座用来专门招待佛教僧人留居的馆舍，所以自然而然地沿用鸿胪寺中的“寺”字为名，仍把它当做是官署建筑中的一种。后来遍布各地的寺庙的名称，都是沿用了这样的借称。这就是中国佛寺名称的由来。随着佛教的传播，中华大地建造起了许许多多的佛寺。后来寺有了一些别名如刹、香刹、精舍、窟、庵、院、林(丛林)、庙等。寺庙的名称是民间最常见的。丛林，本指禅宗寺院，又称“禅林”，后世其他一些宗派，有的也仿照禅林制度称寺院为“丛林”。丛林意指众多僧人居住一处，犹如树木之丛集为林。也是借喻草木生长有序，用来象征僧众有完整的法度和严格的规矩。“庵”原是隐遁者所居住的茅屋，不知从何时起与佛教有了缘分，出家人聚集的小寺庙被称做“庵寺”，后来庵寺多指尼姑修行之处，俗称“尼姑庵”。应该提及的是，作为中国佛教第一古刹的白马寺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屡遭破坏，又屡被修建。据史载，白马寺前后四次被毁五次重修。今天所见到的寺院格局，是明嘉靖年间的一次大规模修建才奠定基础的，今存天王殿、大佛殿、毗卢阁以及大佛殿;毗卢阁中的佛像，据说都是明代珍贵的遗物。该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寺庙。1993年，洛阳市政府提出要把白马寺建成全国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佛事活动中心和旅游中心。1999年，洛阳市投资1300万元，开始了白马寺门前区扩建工程，新规划的白马寺佛教文化区，除门前广场扩建外，寺院东面将建礼佛院、佛教医院等，两侧将建佛教殿宇荟萃苑和佛教大学等。^[2]相信随着新的扩建工程的完成，白马寺在佛教研究、佛事活动和旅游观光等方面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中国佛寺常见的佛寺殿堂

三门殿寺院的大门一般皆三门并立，故称三门殿。又因寺院大多居山林之处，所以也称三门殿为山门殿。有寺院虽然只有一扇门，也按习惯称“三门”或“山门”。寺院的外门三门并立是有寓意的。三门是为了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三解脱门被佛教称作入涅槃之门。入佛寺门就是入三门，入三门就是入三解脱门，入三解脱门就是入涅槃门，从中可见创建寺院者的良苦用心。殿内门的两旁塑两大金刚力士像，即手持金刚杵警卫佛的夜叉神，又名“执金刚”。传说佛陀常有500随从侍卫，首领是“密迹金刚”，担任三解脱门的守护神;一个金刚不符合中国人喜欢对称的审美观念，后来变成了两个金刚。后来人们受小说《封神演义》的影响，称这二位金刚为“哼哈二将”。当然，佛典中是没有这样的名称的。

天王殿为寺门内第一重殿。因殿正中一般供奉弥勒佛像，又称弥勒殿。殿中有的供奉弥勒的真身即作为释迦牟尼弟子的未来佛，有的供奉弥勒的化身，即中国的布袋和尚。弥勒像后面供奉的是寺院守护神韦驮像。韦驮手持宝杵面向北，与大雄宝殿的释迦牟尼像正对。天王殿的东西两侧供奉四方天王像。天王殿所以作为第一重殿，有显正却邪之意，四大天王视察众生的善恶和保护佛、法、僧三宝，韦驮手持宝杵，意为镇压魔军，护持佛法。

钟楼位于天王殿左前侧。钟下供奉着地藏菩萨，也有的在地藏菩萨两旁侍立一比丘、一长老像的。因为钟楼供奉地藏菩萨，所以也有称之为地藏殿的。我国寺院之钟，一般有大钟、殿钟和僧堂钟三种。大钟就是悬挂在钟楼内的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寺院打钟一般叩击108声，原因有二说:一是1年有12个月，24气，又有72候;二是因为可消除人间108种烦恼。佛教上称之为“百八钟”，后来此种遗风被东渡日本弘法的鉴真和尚带到了日本，又成为日本民间流传的习俗，故有“闻钟声，烦恼清，智慧长，菩提生”之说。每年除夕夜总是有几百日本游客在江苏寒山寺听除夕钟声。“到寺庙听钟声迎新年”已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旅游活动项目，2000年元旦前夕，在灵隐寺、净慈寺等著名寺院举办的“听钟声，迎千禧”活动吸引了很多游客。当然这时的钟声已被赋予欢庆、吉祥的新的含义。

鼓楼位于天王殿右前侧。上挂大鼓，击之声音宏敦。佛寺有“晨钟暮鼓”之说，即早撞钟、暮击鼓以报时。鼓楼中有的供奉关帝(关羽)，有的供奉观音。鼓楼和钟楼建筑造型相同，呈对称状。

大雄宝殿又称正殿、大殿，是寺内的主体建筑，高大雄伟，气势非凡。大雄，是对佛祖释迦牟尼的尊称。意谓大勇大智，能镇伏邪魔。大殿前有大香鼎，左右两侧有石幢。殿内正中供奉释迦牟尼像，有供奉一尊、三尊、五尊三种形式，供奉一尊释迦佛像的，形状主要有结跏趺坐(左手横置足上，右手直伸下垂或左手横置足上，右手向上屈指作环形)和立像两种姿势。两侧立有迦叶和阿难像。供奉三尊佛像的是三世佛或三身佛。宋朝建造的佛寺大殿中常供奉五尊佛像，称五方佛，正中法身佛名毗卢遮那佛;左侧第一位是南方宝生佛，表示福德，第二位是东方阿?佛，表示觉性;右侧第一位是西方阿弥陀佛，表示智慧，第二位是北方不空成就佛，表示事业。大雄宝殿供奉的佛像前往往挂有长明灯、幢、幡、金幢等，正中那尊佛像头顶处为半圆形藻井。大殿的两侧多供奉十八罗汉像。大殿正中佛像的背后，往往塑有背南面北的菩萨像，有的是海岛观音，两侧是善财童子和龙女;有的是文殊、普贤、观音三大士像，文殊骑狮子，普贤骑六牙白象，观音骑?。我国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大雄宝殿有两座:一是山西大同华严寺的大殿，一是辽宁义县奉国寺的大殿。

法堂一般位于大雄宝殿后面。是宣讲佛法和传戒集会的场所，又称讲堂，其建筑规模仅次于大雄宝殿。堂内也供奉一些佛像，但堂中设法座，也称“狮子座”，供名僧大德宣讲佛法。座前有讲台、香案，两侧列置听法席。

伽蓝殿伽蓝殿一般位于大殿东边，属配殿，殿正中供奉的是波斯匿王，左边供奉祗多太子，右边供奉给孤独长者，此三者在佛教初传时期功德很大。

祖师殿祖师殿位于大殿西侧，以禅宗寺院最为常见。殿正中是禅宗初祖达摩禅师，左边是六祖慧能禅师，右边是唐时建立丛林制度的百丈怀海禅师。其他宗派的寺院在祖师殿内除供以上三像外，再加祀本宗祖师像。

三圣殿三圣殿中供奉“西方三圣”，殿正中供奉阿弥陀佛，其胸前佩戴着“X”，其左胁侍是观音菩萨，左手拿杨柳枝，右手持净瓶，右胁侍是大势至菩萨，手持莲茎。殿中三圣皆在莲花座上，殿中所挂幢幡皆有莲花图案，甚至地上皆刻有莲花图案。这表明西方三圣是净土宗，即莲宗。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X”符号在佛教里的含义以及莲花与佛教的关系。

X在佛教中不仅是佛陀的“三十二相”之一，称为“吉祥海云相”，而且还是佛教建筑或器物上常用的装饰图案。从一定意义上说，X字已经成了佛教的一种象征。X字是梵文音译“室利靺蹉洛刹曩”。北魏有人译此语为“万”字，而鸠摩罗什和玄奘都译为“德”字，取万德庄严之意。武则天于公元693年制定X字读“万”音。X应是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通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表示吉祥万德。据说，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等国家都有出现，甚至在我国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X字形的图案，并且分布地区较广。据此有人认为，中国X字符号的出现不仅早于佛教的传入年代，而且早于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年代，X字是我国先民自己创造的一种代表某种崇拜对象的符号，并非伴随佛教而来，也不是武则天所造。^[3]这个X字很容易使人想起近代德国纳粹党的党徽，其实二者之间除形似外没有任何关系。由于纳粹党即国家社会党名称中，“国家”和“社会党”的德文字头均为“S”，两S交错而成X形。希特勒认为X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因而于1920年用作纳粹党党徽。这与佛教中X的意旨没有丝毫关系。

在佛寺中许多佛像下都有莲花座，莲花座是指以莲花为坐席者，佛、菩萨或坐或站于莲花上，故又称“莲座”、“华座”、“莲台”等。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莲花与佛教有着很深远的关系。传说佛陀降生前，先现出8种瑞祥之相，其中之一是池沼内突然开放出大如车盖的莲花。因此，在早期的佛教艺术中经常以莲花作为佛陀的象征。后来在犍陀罗艺术中，莲花依然是主要的题材，在石柱、塔、石窟等处大都有莲花的形象。在我国佛教雕刻、绘画中，莲花的表现也极普遍，敦煌、云冈石窟都以莲花作为最基本的装饰图案。在龙门、四川大足等地也都有莲花形状或图案。佛教传说、佛教艺术之所以崇尚莲，首先在于佛教学说尚莲。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处，傲然独立，正是佛教离尘脱俗、清净无染思想的生动体现。这种洁净观念浸透到佛经和宗派学说中。《妙法莲华经》即用莲花比喻经典的洁白微妙。我国东晋时，慧远在庐山东林寺创“白莲社”。宋代后各地继续有莲社组织，使莲宗(净土宗)成为中国一大佛教宗派。日本有日莲宗，越南也有莲宗派。也有人认为，佛教尚莲与传教初期对印度民俗爱莲心理的迎合有关系。印度气候炎热，莲花令人感到清净凉爽，人们大都喜欢莲花，佛教为吸引信徒，在佛经中经常以莲花作为引喻。这样，莲花在佛教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象征。

药师殿有的佛寺设有药师殿，俗名药王殿，所供奉的是“药师三尊”，即“东方三圣”。正中为药师佛，即消灾延寿的药师光佛。其左胁侍为日光遍照菩萨，右胁侍为月光遍照菩萨。殿两边设有“药师十二神将”。

观音殿观音殿又名大悲殿，主要供奉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像。像的造型最为丰富，多彩多姿。有一首两臂、结跏趺坐的圣观音像，一足盘膝一足下垂的自在观音像，千手千眼观音像和四十八臂观音像等，造型别致，生动有趣。

罗汉堂在今成都市新都县宝光寺、北京碧云寺、武汉归元寺、苏州西园戒幢律寺、昆明筇竹寺等处，都设置有五百罗汉堂，前四座寺庙的罗汉堂并称为中国四大罗汉堂，闻名天下，而其中以成都宝光寺罗汉堂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罗汉堂内的罗汉的造型千姿百态、生动有趣，总是能吸引众多游人参观、朝拜。

戒坛殿有的佛寺在中轴线东侧的僧众生活区，设一戒坛殿，为佛教徒传戒受戒之场所。里面供奉多尊佛像。戒是戒律;受戒，就是佛教徒通过一定仪式接受佛教戒律。传戒就是寺院召集志愿出家为僧尼的人，举行传戒仪式，使之成为正式僧尼。戒坛即是佛教徒传戒受戒之处。大的寺庙中大都有戒台(坛)，最著名的是“中国三大戒坛”，即北京戒台寺的戒坛、福建泉州开元寺的戒坛和浙江杭州台庆寺的戒坛。其中北京戒台寺的戒坛居三大戒坛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坛”。说及戒坛与传戒，应简要介绍一下佛教徒的一些称谓。佛教徒一般有“四众弟子”的称谓，这是个统称。佛教把佛教徒分为四众，出家男女二众，在家男女二众。已出家男众又名“比丘”，在中国俗称和尚;与比丘相对应的女出家者是比丘尼，在中国俗称尼姑。比丘，指出家受过具足戒(250戒)的男僧人;比丘尼指受过具足戒的女性。受过具足戒也就是成为正式僧人的条件因此算是备足，故称具足戒。在家男女二众，俗称“居士”。在家男众称“优婆塞”，意思是“清信士”、“近事男”，谓亲近奉事三宝(佛、法、僧)的人;在家女众称“优婆夷”，意译“清信女”、“近事女”。另外常见到的还有沙弥、沙弥尼的称谓。沙弥，是指依照戒律出家，已受十戒，还没有受具足戒的男性修行者，一般在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俗称小和尚;沙弥尼指依照戒律出家已受十戒，还没有受具足戒的女性修行者。这些不同的称谓各指特定的对象，不能混为一谈。在传戒过程中曾有一种“烧痂”即烧香疤、烫香洞的习俗，即在出家落发的佛教徒头上点燃几个塔形残香头，让其燃烧至熄灭，以表示“愿以肉身作香，燃点敬佛”的无比诚心。在和尚头上所见的“疤点”，就是烧香留下的印迹。由于各人发心不同，而有一、二、三、六、九、十二个痂点的差别，越多表示越虔诚。这种做法据说源于元代，流传甚广。

藏经楼藏经楼又称藏经阁，是佛寺中珍藏佛像经籍之所，一般安置在中轴线的最后一进，有两层。下层为千佛阁，楼上主要是储藏经书。一般在藏经楼中藏有三藏十二部。所谓“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总称，分作三类:一为经藏，是佛所说的理论;二为律藏，是佛所说的戒律;三为论藏，是菩萨和众多弟子对佛所说的经义的阐述或发挥。所谓“十二部”，是根据经文的体裁和性质而分的十二类，即契经类、重颂类、讽诵类、因缘类、本事类、本生类、未曾有类、譬喻类、论议类、自说类、方广类、授记类。“三藏”又称《大藏经》。宋太祖时组织力量刻印全藏，为我国第一部汉文大藏经，现只存其残本。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许多寺庙把藏经楼的下层开辟为文物陈列室，供游人参观。

斋堂素食叫斋;只吃素食，叫“吃斋”。斋堂就是供应素食的食堂，是寺僧吃饭的场所。

除了上述的殿堂外，寺院一般还有方丈室、如意寮(医疗场所)、放生池、佛学苑、念佛堂、三大士殿、玉佛殿等建筑。各个寺庙的情况不尽相同。作为佛教艺术主要组成部分的佛教寺庙，其实早在古代就成为民众游览的重要场所，古代的寺庙旅游的内容主要有降香拜神，观光寺貌;参观寺庙收藏文物;聚餐饮酒，借寺设宴;观戏购物(庙会);观灯赏月(元宵观灯，中秋赏月);品茶闲话;纳凉避暑等。^[4]

(二)石窟艺术

石窟是佛教建筑的最古形式之一，源于古代印度。这类开凿于山石、岩壁间的洞窟，原来是佛祖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坐禅或苦修的石室，在印度称之为“石窟寺”或“僧伽蓝”。随着佛教的发展和传播，石窟逐渐由石凿单一性洞窟“僧伽蓝”的功能发展成为集建筑、雕塑与壁画于一体的佛教石窟文化综合体，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极珍贵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上佛教石窟艺术最为繁荣和发达的国家，石窟开凿时间之长、分布之广、数量之众、规模之大，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甚至包括佛教及佛教艺术的故乡印度在内。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瞩目。近年来著名的石窟都成为众多游人参观、朝拜的对象，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的旅游资源。

克孜尔千佛洞在我国丝绸之路西端，天山南麓的拜诚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处，有一条木札提河，河谷对面是明屋达格山峰。悬崖上一个个石窟层层相叠、鳞次栉比，气势恢弘，这就是著名的克孜尔千佛洞。该石窟群共有236个洞窟，70余个洞窟至今仍保存着完好的佛教壁画，壁画画面约1万平方米，是新疆最大的一处佛教文化遗址，先后建于公元3世纪至13世纪，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窟。在洞窟造型上，克孜尔石窟的洞窟都分为前后室，前室一般较宽大明亮，其后壁为联结后室与左右甬道之中心塔柱的正面，上面开龛雕有佛像，后室一般较狭小，且光线较暗，凹壁置涅槃台。这种带有中心塔柱的石窟为龟兹一带石窟的首创，其来源可追溯至印度佛教支提窟的建造样式。印度支提窟的一般样式是在洞窟之中置一佛塔，象征佛陀，用以佛教徒绕行做礼拜。克孜尔石窟开凿时，正是印度犍陀罗艺术上升时期，佛像崇拜遍及中亚、西域。克孜尔石窟所在的天山南麓地质松软，在窟室前后左右甬道正中设计中心塔柱，既可支撑洞顶保持坚固，又可以在石柱正面雕龛造像。这样一来，就把印度支提窟中对佛塔的礼拜改变为对中心塔柱佛像的礼拜。由于龟兹地区初期笃信小乘佛教，极重个人修行，所以克孜尔石窟还雕凿有不少小型的个人修行窟，专供僧尼静修。这成为其一大特点。壁画艺术是克孜尔石窟最引人注目之处，现存壁画约1万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仅次于敦煌壁画的艺术宝库，堪称“中国第二敦煌”。壁画内容不仅包括飞天、伎乐天、佛塔、菩萨、罗汉、天龙八部、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经变图画，而且还有大量的民间习俗画:古时的生产和生活场面、西域山水、供养人、飞禽走兽等。壁画中最绝的是佛本生故事画(讲述前生累世修行的故事画)。反映佛教经典的本生故事画，是克孜尔千佛洞的精华，它不仅艺术水平高，别具一帜，而且数量也最多，比敦煌、龙门、云冈三处石窟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倍。这里壁画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它不是画在涂白的泥壁上，而是在泥壁上直接作画。既采用了有覆盖力的矿物颜料，也使用了透明的颜料。着色方法不仅有平涂和烘染，而且有水分在底壁上的晕散。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湿画法”被史学界认为是古龟兹国人的一种创造，是绚丽的石窟壁画园地里最鲜艳的一枝花朵。^[5]

库木吐拉石窟在龟兹石窟群中，库木吐拉石窟与克孜尔并称西域两大石窟。库木吐拉(维吾尔语，意为“沙漠中的烽火台”)石窟位于库车西南30公里处，渭干河东岸山麓断崖上，现存石窟99座，距离克孜尔石窟不远。其开凿时间大约在盛唐年间，石窟多为纵券顶、中心塔柱式石窟，此外还有一些穹隆顶的中心塔柱式石窟及部分毗诃罗窟(个人修行窟)。库木吐拉石窟的雕塑作品已荡然无存，现仅存壁画，壁画风格表现为较强的中原风格。唐王朝曾设安西都护府，在安西(今库车)驻守“汉兵三万”，中原汉文化在这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表现于库木吐拉石窟中壁画的中原风格，是汉文化的必然反映。

森木赛姆石窟森木赛姆石窟位于库车东北方的群山之中，与库木吐拉石窟呈东西相对之状。石窟区由山峦丘陵围绕，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森木赛姆(维吾尔语，意为“溪水流出的地方”)石窟都开凿在周围山坡的坡面上，现存石窟52座，山后是佛寺遗址和高低错落的废墟。这52座石窟几乎都是礼佛性的中心塔柱式窟形，其构造特点与克孜尔石窟完全相同。

伯孜克里克石窟伯孜克里克(维吾尔语，意为“装饰美丽的地方”)石窟坐落于古高昌城北不远处的火焰山木头沟河谷的西崖上，唐代名为“宁戎窟寺”，是古丝绸之路北道又一佛事活动中心。在今新疆吐鲁番城东北约50余公里处，开凿于南北朝末期，结束于元代，为我国古代高昌地区保存最好、内容最丰富的一处石窟。现有编号57个窟，采取开凿石崖与土坯砌建并用的建筑形式，以横顶直洞为主，也有中柱式洞、方形洞和圆顶方形洞，洞内壁画大部分已残毁，所存部分内容以大立佛为主，颜色鲜艳如新。壁画中也绘有回鹘和蒙古供养人(出钱建寺开窟，敬事佛宝的人)的形象。在壁画中的佛像、僧侣和供养人像旁，大多有汉文、回鹘文双行并写的榜书，体现出当时汉民族与回鹘族间的友好关系。

吐峪沟石窟在今新疆鄯善县城西南约40公里，是高昌古国最早、最大的石窟群。现存洞窟近百个，但大部分已坍毁。该处石窟多为毗诃罗窟和讲经堂，墙壁涂成白色，没有壁画，有的窟中建有低矮土炕，是僧侣生活所用。有一中心塔式窟在结构、形态上与克孜尔石窟同类窟形相近。佛像、菩萨像、千佛像的面相浑圆，体态丰腴，用色庄重雅淡，窟顶图案以莲花为主，与敦煌莫高窟近似。

胜金口石窟在今新疆吐鲁番城东北约40公里处。建造于唐至元年间，现有洞窟四处，两处在山腰，两处在山下，约有洞窟10个，均为土坯砌筑。窟顶绘有卷云纹配成的莲花、枯木寒鸦图和葡萄满枝、垂柳成荫图和千佛像等，大多有回鹘文题记。在此曾发现有婆罗谜文、梵文、回鹘文、汉文佛经和铸有“开元通室”的残缺钱币。在此地区附近还有雅尔湖石窟，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城西北约10公里的雅尔湖旁，邻近交河故城，现存7窟，保存较完整。窟内间有壁画和题记，其中的突厥文题记已成为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的珍贵资料。伯孜克里克、吐峪沟、胜金口等几处石窟都分布在高昌古城附近，构成高昌石窟体系。

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在今甘肃省敦煌城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俗称千佛洞。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现存多代洞窟492个，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像2000多尊。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到14世纪结束，历时千余年之久。因其保存着为数众多的艺术珍品，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美术史画廊”、“世界艺术史上伟大的奇迹”。下面分三个方面介绍其艺术特征:即洞窟结构形态、塑像、壁画三个部分。莫高窟洞窟形式多样，各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特点，但其基本结构是:在洞窟主室(石室)之前大都有一个完整的前室，由甬道通向后面的主室。同印度的许多石窟和国内的云冈、麦积山、天龙山等地石窟不同，莫高窟的前室多为大开口，没有石柱，即使有个别石柱也不精雕细刻，这可能跟其位于沙砾岩上难以作复杂雕琢有直接关系。洞窟前室，是外部空间与窟内空间之间的过渡，前室一般设置有窟檐，可造成殿堂的感觉，缓和神与人之间的气氛。莫高窟主室基本分为六大种类，即中心塔柱窟(前部供僧众聚集，后部专为僧徒作佛事之用);毗诃罗式石窟(僧人个人面壁修行所用);覆斗式石窟(窟顶为覆斗形状，无中心塔柱);涅槃窟(石窟内塑造佛祖睡卧之像);大佛窟(为安放或雕塑尺寸巨大的佛像而开凿的窟室);背屏式石窟。前两种建造形式跟印度的支提窟、毗诃罗石窟相似，而后四种形式则是隋唐以后所盛行的、中国所特有的石窟造型。塑像是洞窟的主体内容，莫高窟现存2400余尊塑像。由于这一带石质疏松，不宜石雕，所以洞窟内是彩绘泥塑像，造型精美生动。各个时代的塑像都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凝结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血汗与智慧。与彩塑相比，琳琅满目的壁画富有更大的魅力。莫高窟壁画现存4.5万平方米，如果把这些壁画排列起来，可以形成1米高、45公里长的画廊，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尽管这些壁画的主题都是反映佛教内容，但是数以千计的工匠艺人都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他们在进行创作时不可避免地要以他们的生活为素材去展开想象，所以大量的壁画在显示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和精神的同时，都间接或直接地描绘了从4世纪到14世纪我国历代的社会风貌，从中可以看到古代人民的生产、生活场景。所以佛教壁画在表现宗教主题的同时，也成了一幅浩瀚而又形象的历史画卷。莫高窟壁画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经变画，即佛经故事画。它是莫高窟壁画的主要部分。著名的有《西方净土变》、《涅槃变》等，画中人物众多，神情丰富，刻画形象生动，布局合理，很有气势。二是本生故事画。它描绘了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如《舍身饲虎图》、《九色鹿》、《割肉贸鸽》等，以形象的描绘传达了因果报应、众生善行、轮回转世的佛教思想。三是因缘故事画。它是释迦牟尼度化众生以及一些佛门弟子、善男信女的故事，此类画形象生动、构图新颖、色彩明丽，比较强调视觉效果。四是史迹故事画，多画于石窟、甬道、斜坡等较偏僻的角落。这是关于佛教历史事件、圣迹、圣僧、高僧的故事传说画。其中也有不少史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这些壁画已经成为研究佛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民族史的珍贵资料。还有一些比喻故事画，是描绘释迦牟尼为佛门弟子及善男信女讲解佛经教义所引用的故事，所占数量不多。

敦煌莫高窟，这座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为人类保存了具有高度价值的文化艺术遗产，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怀着热切、虔敬的心情去朝拜这座神圣殿堂。今天，它已成为敦煌市发展旅游业、建设旅游大市的重要资源依凭，对很多游客都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但我们也听到了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故事:一位日本游客在莫高窟面对撼人心魄的壁画长拜不起，激动得热泪滚滚;而个别中国游客却嚷嚷:“几个大黑洞、破菩萨，有什么看头。”同是游客，面对这一杰出的人类文化遗存却是完全不同的态度。这说明很多人对敦煌文化的内涵并不真正了解，我们对敦煌文化普及得不够。^[6]国家很重视敦煌的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成立了敦煌研究院。现在敦煌每年都要召开国际性的学术研究会，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永靖县西约30公里，黄河北岸积石山中。始开凿于十六国时期的西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西夏、元、明各代，从开创至今已有1600年的历史。现存183个洞窟，694尊石雕造像，82尊泥塑，900平方米壁画。炳灵寺石窟，唐代称为灵岩寺，宋代以后改称此名。“炳灵”一词系藏语“香巴本朗”的简音“本朗”的音译，意为“弥勒佛居住的圣地”，与汉语中的“千佛洞”、“万佛洞”同义。该石窟内部结构多为平面方形或平面长方形，窟顶多为穹隆顶，另外还有背屏式龛，龛前置佛像。塑像高者达27米，小者仅20余厘米，唐代作品约占了三分之二，艺术造诣精湛，造型丰富洒脱，富有朝气和生命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整个石窟群长约2公里，上下高低错落有致，濒临黄河，气势庄严非凡。1967年兴建刘家峡水库时，在石窟前修筑了防水大坝，寺与水库相连，乘刘家峡水库的游船可直达窟前。

麦积山石窟麦积山是甘肃省天水市东南30多公里处的一座孤峰，属于秦岭山脉西端小陇山的余脉，高仅140米，呈圆锥形，如同农家堆起的麦垜，故名麦积山。石窟分布在这座小山丘南侧绝壁悬崖上，现存有194窟，7000多尊大小佛像，近2000米壁画，成为与敦煌、云冈、龙门齐名的我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宝库，而且以独特的雕塑艺术和颇具匠心的建筑形式独领风骚。窟中以泥塑为主的造像迥异于其他石窟中的塑像，其北朝洞窟之多及雕塑之精美，堪居全国之首，因而麦积山石窟，被中外学者誉为“东方雕塑博物馆”。石窟建造历经后秦、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代，迄今已达1600年的漫长岁月。麦积山的泥塑大致有四类:一是突出墙面的高浮雕;二是完全脱离开墙面的圆雕，能充分表现出人体前后左右每个部分;三是粘贴在墙面上的模制影塑;四是壁塑。这些塑像无不精巧细腻，形神逼真，栩栩如生。尤其是那数以千计真人一样大小的圆塑，更是生动精巧，极富生活气息。这些泥塑上彩而不重彩，于质朴中寓美感。^[7]麦积山石窟的形制十分奇特，都开凿在距山脚几十米高的垂直石壁上，层层相叠，上下错落，整座山崖看起来如同蜂房。洞窟之外，全靠架设在崖壁外的凌空栈道连接。走在这盘旋曲折的栈道上，既感到惊恐，又感奇妙;既为我们祖先这种独具匠心和大胆的设计而感到钦佩，又为栈道修建工程的艰辛与困苦而感慨良多。古人为此赞道:“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窟，虽自人力，疑是神工。”该处石窟洞窟造型与构筑也较其他地区石窟复杂多变，特别是西魏与北周时代，麦积山兴建了一批模仿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崖阁式石窟，临绝壁凿出殿堂式崖阁，内有柱子，柱内为高敞的前廊，廊后石窟上凿有几座并列大窟，窟内多置大佛塑像;或者是于石壁上凿出进深较浅的窟，配以木结构建筑。这种洞窟规模宏伟，气势非凡。麦积山石窟在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唐朝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天水一带发生强烈地震，麦积山中部洞窟塌毁，使得原来是完整的一座麦积山分裂成东西两崖，东崖有洞窟54个，西崖上有洞窟140个。现在麦积山已新架与修复了1300米长的凌空栈道，有40多米长的天桥把东西两崖重新连接起来，方便了游客的游览。

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南麓、武周川峡谷北岸，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与敦煌、麦积山、龙门并称四大石窟。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分东、中、西三部。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主要石窟均完成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历时30多年。以后历代所凿都为小型洞窟，大约持续到辽金为止。现存有主要洞窟53个，其中大洞21个，小洞32个，造像共计51000多尊。与我国敦煌、龙门等著名石窟相比，云冈石窟以气势雄伟而著称。著名的昙曜五窟是云冈第一期石窟，其窟形为平面马蹄形、穹隆顶，大体上都模拟印度椭圆形的草庐形式，五窟都以释迦三世佛为主像，外壁还雕有千佛。主佛形象高大，占据窟中主要空间，其高度在15米上下。这五尊佛像高大雄伟，神情可畏，显示出举世独尊的气概。其中第20号窟大佛高13.7米，是释迦牟尼坐像，窟前壁在辽代塌毁，成为露天大佛。佛像面部丰满，两肩宽厚，大耳垂肩，鼻高唇薄，造型匀称，气魄雄伟，艺术成就极高，是云冈石雕艺术的代表作。在雕刻技巧上，许多巨像都继承了利用大面积完整统一、略加雕琢的传统手法，造成浑然一体、雄伟壮观的视觉效应。昙曜五窟之后的石窟形制趋于复杂多样，雕刻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多彩。在人物形态和服饰上，五窟之后的石雕与昙曜五窟的石雕相比，已明显趋于汉化。如佛像身穿“褒衣博带”式汉装，菩萨头戴花冠，下着长裙。自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云冈大规模开凿石窟的历史告一段落。自建成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云冈石窟，至今仍保存完好，在山西省旅游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目前山西省接待海外游客最多的旅游景点。近年来山西省有关部门很重视对云冈石窟及其周围环境的保护。原来在石窟群附近有一条109国道，每天运煤的车辆排放的烟雾、废气、灰尘对石窟损坏很大，为了保护这座艺术宝库，当地部门改建了这条道路。同时还进行了景区的绿化美化净化工程，旅游环境因此得到很大改善。

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南郊的伊水河畔，这里东西两山对峙，形成一道天然的门阙，古称“伊阙”。东侧为香山，西侧为龙门山，龙门石窟便开凿在伊河西岸的龙门山岩上，南北绵延约1公里，现存石窟1352个，石龛750个，佛像97300多尊，号称“十万佛像”。另有石刻佛塔39座，碑刻题记3680块，与敦煌、云冈、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佛教石窟，因而闻名于世。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及隋、唐、五代、北宋和金，直至清代，历时长达千余年。北魏时期开凿了古阳洞、宾阳洞中洞、莲花洞、火烧洞、石窟寺等石窟，这一时期是龙门开窟造像的全盛时期。唐代武则天执政时开凿了惠兰洞、万佛洞等。在诸多佛像建造中，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独占鳌头，是中国石窟史上空前绝后的佛像杰作，也是龙门石窟艺术中的代表作。从总体上来看，龙门石窟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其一，龙门石窟形制比较简单，题材趋向简明集中，没有龟兹、敦煌、麦积山、云冈那种复杂的窟内构造，但却因洛阳与古今兴亡的政权中心、朝代更迭联系紧密，所以佛教文化的代表——龙门石窟也以一种雍容大度、华贵堂皇的皇家风范出现于世人面前，体现出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其二，与早期佛教艺术神秘色彩不同，龙门石窟越来越呈现出世俗化倾向，在云冈石窟中，主像大都威严、冷酷，令人望而生畏。而龙门石窟主像大多已经嘴角上翘，微笑于容，衣饰也由以前的偏袒右肩和通肩式，变成了汉化了的冕服式(褒衣博带式)。最著名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据说是依史书记载的武则天式的“广颐方额”所雕，卢舍那大佛的梵语意为“光明普照”之意，与武则天称帝后为自己命名的那个“曌”字的含义相符，故武则天执意将卢舍那大佛的造像变成自己的化身。卢舍那大佛身着中国式的圆口衲衣，身材颀长丰约，面庞端庄典雅、丰腴圆润，眉宇自由舒展，睿智的眼睛流露出无限清纯的气韵，以安详的目光扫视下界，嘴角透出超凡绝尘的微笑，仿佛是悟了宇宙的深奥要义。这种安详的表情使人感到一种神秘的召唤，而不是令人望而生畏。其三，龙门石窟荟萃了佛教各宗派的造像，还有大量碑碣石铭。这些碑碣石铭是研究书法艺术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如龙门二十品、五十品和褚遂良书伊阙佛龛之碑，皆为古代书法艺术的珍品。由于龙门两山石质宜于雕作，所以这里石刻艺术特别丰富，龙门石窟因而也有“佛教石刻艺术博物馆”之誉。近年来，洛阳市政府投入巨资对龙门石窟进行维护，对周围环境进行整治，准备把龙门石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一般认为，龙门石窟表明了由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石窟艺术在某种意义上的圆满结束。因为龙门石窟的出现完成了印度佛教石窟文化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它建构了中国石窟文化的总体面貌与态势。在龙门石窟周围地区还散布很多小型石窟，大都是以龙门石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结果。

(三)佛塔艺术

塔，梵音名Stupa，汉语音译为“窣堵坡”、“塔婆”、“浮屠”等，后统一约定为“塔”，其原意是埋葬佛骨的坟冢。据传佛陀去世以后，其尸体被弟子们焚化，在其骨灰中，弟子们意外地发现了许多五彩晶莹且十分坚固的珠子，这些珠子及佛陀的遗骨、遗物被佛门弟子奉为神圣之物，尊之为“舍利”。舍利意指“身骨”，乃佛教修行正果的象征。为了珍藏这些神圣的舍利，佛门弟子们建筑了用于埋藏舍利的坟墓——塔。据说最初的佛塔甚少，只在佛陀出生地、成道地、说法地、涅槃地等八个地方分别建塔供奉舍利，以纪念佛陀一生中重要的事件，此即为佛典上所称的“八大灵塔”。后来，随佛教日渐兴盛，塔也造得越来越多。在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塔这种建筑形式也随之输入，并且由于中国境内佛教有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傣族上座部佛教之分，塔的风格也出现相应的三大类:汉式塔、藏式塔(喇嘛塔)和南式塔(缅寺塔)，这使得中国古塔的面貌多姿多彩。我国寺院里的塔以其功能而言一般有三种:一是“真身舍利塔”，此类塔以埋藏舍利子而得名;二是“法身舍利塔”，法即佛法，也即佛经，将象征佛教精神和佛陀智慧的佛经卷本藏于塔中，意味着佛陀永驻，法轮常转;三是墓塔，它是为修行高深、功德圆满的历代高僧修建的坟墓。河南登封少林寺塔林、山东历城神通寺塔林等都是历代高僧的墓塔。

1.中国古塔的类型

中国古塔种类繁多、丰富多彩，依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将古塔分为若干不同的种类。一般而言，人们常按古塔的空间建筑形象或建筑质材来分门别类。根据塔的空间建筑形象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亭阁式塔、喇嘛塔、金刚宝座塔、花塔、傣族塔等不同的种类。各个种类都有其独特的造型特征。

楼阁式塔楼阁式塔是继承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发展而来的一种古塔形式。在中国古塔中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悠久，建筑也最为高大，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楼阁式塔是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与古代印度窣堵坡相结合的产物。在唐代以前，楼阁式塔皆为木结构，由于木材结构易受风雨侵蚀，更惧雷电、香火等所引起的火灾，因此，唐代以前的木塔于今已荡然无存。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塔是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又称“应县木塔”，是辽代所建(公元1056年)。唐代以后，楼阁式塔开始向砖石仿木结构转化。现存的唐代以后的砖石仿木结构楼阁式塔为数甚多，著名者有西安大雁塔、玄奘大师塔，河北正定开元寺料敌塔，苏州虎丘云岩寺塔，杭州六和塔等。楼阁式塔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北方的楼阁式塔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陕西、辽宁、甘肃等地，以山西应县木塔、河北正定开元寺料敌塔、河南开封祐国寺塔为代表，南方的楼阁式塔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等地，杭州六和塔、上海松江方塔是其代表作。一般而言，塔身没有平座、栏杆、飞檐、挑角，给人轻盈飘逸的感觉。(www.daowen.com)

密檐式塔密檐式塔也是古塔中较为高大的一种，是在楼阁式塔由木结构向砖石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支古塔系列。其造型特征与楼阁式塔有明显不同。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层塔身特别高大，而其上每层之间的距离又特别短，层层塔檐紧密相叠，塔身以上各层之间无门窗、柱子等楼房结构。现存最早的密檐塔实物是建于北魏时期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嵩岳寺塔位于中岳嵩山南麓的嵩岳寺内，素有“中国第一塔”之美称。该塔高十五层，平面呈十二边形，是中国古塔中仅见的平面为十二边形的一例。塔基低矮，造型古拙。建塔材料用的都是烧制良好的优质砖。隋唐时期密檐塔数量还不多，仅有西安小雁塔、嵩山法王寺塔、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等。到辽金时代，密檐塔在北方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代表之作有北京天宁寺塔、通县燃灯舍利塔、内蒙古宁城白塔、辽宁辽阳白塔等。辽金密檐式塔的特点是:下部一层的塔身特别高大，其上塔檐紧密相连，多层之间距离特短，几乎看不出楼层，这类塔大多不能登临;它的第一层塔身是重点的部分，大多饰以佛龛、佛、菩萨像和门窗、柱子、斗拱以及各种动植物图案花纹等雕塑装饰。这使得辽金密檐塔既有高大挺拔的雄伟气势，又有精工细作、娇媚华丽的高贵气质。

亭阁式塔亭阁式塔是小巧玲珑的中国传统亭阁与印度窣堵坡相结合的产物。其特征是:塔身为方形、六角形、八角形或圆形的小亭阁。一般是单层塔，结构简单，又便于修造，后来被许多高僧、和尚们所采用，作为墓塔。其造型以小见长，显得精致、玲珑。亭阁式塔在唐代以前比较盛行，唐代以后较少见，宋代以后衰落了。现存的亭阁式塔，著名的有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长清灵岩寺慧崇塔、三藏塔，河南安阳修定寺塔、登封净藏禅师塔，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祖师塔、运城泛舟禅师塔等，其中较典型的是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河南登封净藏禅师塔、山西运城泛舟禅师塔。四门塔坐落在山东历城县柳埠村青龙山麓的原神通寺旧址上，建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通体用大块条石砌筑，无任何装饰，给人以坚固、朴实之感。其四面各开一门，塔室中央立一巨大的方形石柱，石柱各面雕刻着佛像。造型简洁大方，风格粗犷朴实，被认为是亭阁式塔中最杰出的一例。净藏禅师塔位于河南登封市境内的会善寺西侧，其造型为仿木结构八角形亭阁式，工艺精巧，八面玲珑。泛舟禅师塔位于山西运城市报国寺内，是唐代高僧泛舟禅师的墓塔。其造型为圆形亭阁式砖塔，整体看起来，稳重而秀丽，端庄而轻巧。

喇嘛塔喇嘛塔就是喇嘛教所建造的佛塔。在元代以前很少见到，自元代将喇嘛教定为国教后，发展迅速，其中以藏、青、宁和蒙古地区最为流行。其典型特征是塔身为一覆钵形的窣堵坡，俗称为塔肚子;塔的外壁通常刷白。著名的有北京妙应寺白塔、北海公园白塔山白塔，山西五台山塔院寺大塔，扬州瘦西湖莲性寺白塔以及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的一些形式变化多样的塔。而北京妙应寺白塔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喇嘛塔。妙应寺白塔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路北的妙应寺(又称白塔寺)内，建造于元代，塔体高大，表面洁白，无任何雕饰。风格粗犷，比例匀称，非常著名。

金刚宝座塔金刚宝座塔在佛教上属于密宗系统，是供奉金刚界五部主佛的塔。金刚界五佛即中央大日如来佛、东方阿?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和北方不空成就佛。五佛的坐骑分别是狮子、大象、马、孔雀和迦娄罗(金翅鸟王)。所以金刚宝座塔总是以五塔的形式出现，分别代表五方佛，并且在石制金刚宝座塔的座子和五个小塔上往往都布满了上述五种动物的浮雕。在塔身上常有佛、菩萨、罗汉、天王、佛足迹、菩提树、法轮、花瓶、花草、莲花等图案。从外形上看，金刚宝座塔的主要特征是有一个高大的方台，即“金刚宝座”，五塔均立于这个高台之上。现存的金刚宝座塔实物不多，全国不过十多处，大都建于明清时期。其中以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和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刚宝座塔最为著名。其他有山西五台山圆照寺金刚宝座塔、云南昆明妙湛寺金刚宝座塔、甘肃张掖西来寺金刚宝座塔等。

花塔花塔是中国古塔中出现较晚的一种形式。它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亭阁、楼阁和密檐式塔的基础上借鉴印度、东南亚佛塔的雕刻艺术发展起来的一种古塔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在塔身的上半部装饰了各种繁复的装饰，看去好像一把巨大的花束，所以被称为花塔。装饰的内容有巨大的莲瓣，密布的佛龛，各种佛、菩萨、天王、力士、神人，以及狮、象、龙等动物形象和其他花饰。早期的花塔是从增饰亭阁塔的顶部发展而来的。到宋、辽、金时期，装饰程度越来越繁复，真正形成花塔。到元代后逐渐濒于绝迹。流行时间不长，当时建造不多，因而保存下来的也很少。著名的有河北正定广惠寺花塔，北京房山花塔、长辛店花塔，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杲公禅师塔，甘肃敦煌花塔等。

傣族塔傣族塔是傣族佛教徒所建造的塔。傣族佛教属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所以傣族塔颇受缅甸寺塔建筑风格的影响。位于今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曼飞龙寨后山的曼飞龙白塔，是一座典型的具有南式塔风格的佛塔。塔平面呈八角形，每个角都建一座小塔屋。塔基上立着一大八小共九座佛塔。中心主塔高16米多，八座子塔围绕着中心母塔，高9米，犹如雨后春笋，所以也称为笋塔。塔身均为实心圆形，呈葫芦状。塔刹(塔的顶端)高高耸起，塔尖上悬挂铜铃，风吹来时会叮当作响。全塔为砖结构，外涂石灰，天气晴朗时洁白耀眼。八座小塔下设有佛龛，龛壁上有许多佛像浮雕，龛侧有各种动物、花草的雕塑。塔的造型既有浓郁的傣族建筑特色，又充满了东南亚一带异国情调，在我国众多佛塔中独具风格。

根据塔的建筑形象可大致分为上述几类;若根据塔的建筑质材划分，可将中国古塔分为木、砖、石、陶、铜、铁、琉璃、金银等若干类型，不同质地的古塔，其建筑工艺、外观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木塔、石塔、砖塔较为常见，不作详细介绍。在此简要地介绍一下其他几类。陶塔是用陶土烧制而成，工艺流程比较复杂。现存最大的一处陶塔是位于福州市鼓山涌泉寺内的一对千佛陶塔，烧制于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琉璃塔在建筑工艺上与砖石结构塔差不多，只是其外表全以琉璃砖砌成。琉璃砖上通常雕塑有佛像、菩萨像、天王力士像、伎乐像及各类动物、植物图案。现存最早最高的琉璃塔，是河南开封祐国寺塔，建于北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距今已有900余年的历史。铜塔、铁塔和金银塔同是以金属铸造的塔，建造工艺大体相同，现存最著名的铜塔是位于四川峨眉山伏虎寺内的紫铜塔。其造型为八角十四层楼阁式塔，系明代所铸。现存最早的铁塔是广州光孝寺内的东西铁塔，铸造于五代十国时期。不过两塔都已受到不少毁坏，已不甚完整。至今保存完整的铁塔当数湖北当阳玉泉寺塔，铸造于北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塔高近18米，总重量达40吨。体形纤细、挺拔，于秀美之中显其刚劲。金银塔一般是在室内供奉的塔，现存最大最重的金塔是供于拉萨布达拉宫灵塔殿的达赖喇嘛肉身塔，其内装有达赖喇嘛的遗体。因用金银珠宝制作而成，显得高贵华丽。现存最小的金塔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所出的唐代方形亭阁式小金塔，此塔高仅9厘米，但塔的各个部分都是精工细作，清晰可辨，看起来精美无比。

在中国古塔景观中，塔林是引人瞩目的一道风景。这里应简要介绍一下。塔林是各寺院历代高僧的墓地。几乎所有的汉地佛教寺院都有自己的塔林，安置着各寺院历代高僧。墓塔上大都有题额(生前所任僧职和法号)、塔铭或塔志碑(表彰墓主功德，记载僧龄)，在塔林中可了解到许多高僧的生平。我国现存最大的塔林，是河南登封少林寺塔林，其他著名的有:山东长清县灵岩寺塔林、山东历城神通寺塔林、北京昌平银山塔林、宁夏青铜峡的一百零八塔等，塔林以其蔚为壮观的气势在寺庙旅游中起着重要作用。

2.中国古塔的结构特征

尽管古塔的种类很多，千姿百态，但它们在结构上有共同之处。它们大都有几个相同的构造部分:地宫、地基、塔身和塔刹;尤其是后三者，可以说是中国古塔不可缺少的基本的构成部分。

地宫塔的地宫，也称为“龙宫”或“龙窟”，是埋葬佛骨、佛经或舍利的地方，它是中国古塔特有的构成部分。塔在印度虽为埋葬舍利的坟墓，但印度的塔并不是把佛舍利埋在地下，而是藏于塔内。在古塔中国化的过程中，其构造与中国传统的深葬制度结合，才产生了塔下地宫这种形式。可能是因为它与中国帝王陵墓的地宫相似，所以也称为地宫。地宫一般用砖石砌筑，深达数米，由于光线幽暗，总是给人一种神秘感。塔的地宫内安放的东西中，最主要的是一个石函。石函内一般有层层的函匣相套，最里面的一层即为安放舍利之处。在地宫之内，还往往陪葬有各种器物，如经卷、衣物、陶瓷、金银珠宝等。我国经考古发掘出的古塔地宫已不下十余处，在河北、河南、陕西、浙江、江苏和云南等地都有分布。在所有发掘出的地宫中尤以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最引人瞩目。法门寺被誉为“关中寺塔始祖”，曾因供有佛骨而盛极一时，唐代帝王曾多次从这里迎取佛骨去长安宫中供赡。1981年8月24日，寺内修建于明代的砖塔因连日暴雨，西半塔壁坍崩，另一半仍安然无动。塔中佛像、佛经等散落出来，有关部门进行了清理。为了重建砖塔，1987年考古人员对塔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发掘，由此揭开了一个罕见的、规模宏大的唐代地宫之谜。发掘结果表明，整个地宫有阶梯通道、平台、甬道、前室、中室和后室六部分，面积为31.48平方米，总长21.25米。地宫各室均有石门相隔。它是世界上所发现的时代最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地宫内找到四枚佛骨舍利，其中一枚为“灵骨”(文献中所说的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另三枚为影骨(仿灵骨制成，二者形状相同，也是稀珍奇宝)。据有关专家鉴定，这些佛骨是世界上迄今仅存的佛指舍利。地宫内还有金银器121件、铁质器16件、石质器玻璃器等数件，还有珠宝玉器、丝织品若干。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被称为中外考古史上的一大发现。

塔基塔基是整座塔的下部基础，覆压在地宫之上。早期的塔基一般都比较低矮简单，仅起基础的作用。唐代后，为了使塔显得高耸雄伟，开始在塔下修建高大的台基，并且不少的塔把塔基明显地分为基台和基座两部分，这样可加强塔基部分的气势和装饰性。后来人们在基座上雕饰很多东西，显得很华丽，以辽金时期密檐式塔的基座最具有代表性。

塔身塔身是塔的主体部分，从外部建筑形式看，塔身有楼阁、亭阁、密檐、高台等多种，从塔身的内部构造来看，主要有实心和中空两种。实心塔身要么是用砖石满铺满砌的，要么是用土夯填实的。还有一种实心塔以木中心柱贯穿于砖石、夯土之中，旨在增强塔的整体联结。这种构造是比较简单的。空心塔由于内部中空，有时还要能让人攀登，结构就要复杂得多，其主要构造方式有木楼层塔身、砖壁木楼层塔身、木中心柱塔身、砖木混砌塔身和砖石中心柱塔身等五种主要形式。现存最早的木楼层实物是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该塔的塔身为一看似五层实有九层的木楼层结构。砖壁木楼层塔身的外壁为砖砌，而其内部的楼层则是木结构的。其内部好像一个空筒，所以也被称为空筒式塔身。唐宋以前的砖塔大都是这种空筒式结构，如登封嵩岳寺塔，西安大雁塔、小雁塔，云南大理千寻塔等。木中心柱塔身的特征是用一根巨大的木柱自塔顶贯穿全塔直入地下作为塔身骨干。这种结构塔身的实物现已经不存，仅存一座半木构的河北正定天宁寺塔，其上半部是木结构，下半部是为砖石结构，木中心柱只存于上半部木构塔身内。砖木混砌塔身是用砖和木材混合砌筑而成，如杭州六和塔、上海龙华塔等都是。砖石中心柱塔身的特征是塔身和楼梯、楼板、塔檐等全部用砖石砌成，塔的中心自底至顶是一个十分巨大的砖石柱子。著名的有河北正定开元寺料敌塔、四川大足宝顶山塔、北京玉泉山玉峰塔等。

塔刹塔刹是塔的顶端，也是古塔最崇高的一部分。塔刹可看做是塔与其他高层楼阁相区别的特殊标志。刹的梵音名“刹多罗”，其意为土田、国土，在佛教意义上就是佛国，所以塔刹是佛国佛土的象征，是中国佛塔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整座塔上艺术处理最为精细的部分。塔刹本身有时就是一座小塔，可明显地分为刹座、刹身、刹顶三个部分，里面用刹杆串联。刹座即塔刹的基座，正覆压于塔顶之上，压住椽子、瓦垄等部分，并包砌住刹杆。刹身由套串在刹杆上的多重圆环组成，称做“相轮”。一座塔往往以相轮的数目和大小来表示塔的等级和它的高低大小。刹顶，也称刹尖，位于宝盖之上，是全塔的顶尖，一般由仰月、宝珠所组成，也有作火焰、宝珠的。刹杆是通贯全刹的中轴，是塔刹的骨干，其建造一般是用木杆或铁杆插入塔顶。

(四)经幢

经幢是刻有佛经、佛号或佛咒等内容的石柱(或者石碑)。是一种带有宣传性和纪念性的佛教建筑物。幢原为一种丝帛制成的伞盖状物，顶装摩尼宝珠，悬于长杆，供于佛前。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此经书写幢上，幢影映于人身，则可不为罪垢污染。初唐时，开始用石头模仿丝帛经幢，称为陀罗尼经幢，经过五代到北宋，经幢发展到高峰。经幢一般可分为幢座、幢身、幢顶(天盖)三部分，分别雕刻逐级累建而成。幢身多为八面体，上雕陀罗尼经、咒或佛像等。幢座和幢顶一般雕饰花卉、云纹等图案以及菩萨、佛像。华丽精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著名的有河北赵县陀罗尼经幢、浙江海宁盐宫镇的三座石经幢、上海松江陀罗尼经幢、广州光孝寺内大悲幢等。广州光孝寺的大悲幢建于唐宝历二年(公元826年)，高2米多，状如蘑菇，上有盖，中为柱，青石料，呈八角形，幢基座四周刻有威武的力士浮雕，形态生动。柱身八面刻有梵文和汉文楷书的大悲咒，是广东现存最古老的纪年经幢，有重要的文物和考古价值。河北赵县的陀罗尼经幢，高18米，七级，平面为八角形，建于北宋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台基周围雕刻有伎乐、神佛、菩萨、蟠龙、莲花等。一层、二层、三层刻有陀罗尼经，其余各层刻满佛教人物、经变故事、花卉、狮子等图案。挺拔秀美，庄严清雅，是我国现存的最大最高的经幢。沈阳市的“十大面”也是一有名的经幢，它是一尊造型奇特、雕刻精美的深青色大石碑，碑身为八面柱体，再加上下两面共有十面，所以人们称其为“十大面”。该幢建于辽代，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它原有天盖、幢身和幢座三部分组成。现在天盖顶部早已被毁。天盖原为八角亭檐式，上饰瓦垄纹，下为檐枋。幢身八面，上刻唐代著名高僧不空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座八面，分别雕刻有栩栩如生的力士、鸟兽浮雕。这些佛教经幢以其宗教、历史、艺术价值吸引着游人的目光。

二、佛教雕塑艺术

佛教雕塑主要是指寺院和石窟中雕刻、塑造的佛像，以及各种金、石、玉、木、陶等雕刻成的器皿等艺术品，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佛教艺术的集中体现。而在佛教各类雕塑品中，佛教造像(雕像或塑像)又占了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最有艺术表现力、最吸引人的注意力和观赏兴趣的景观。下面简要介绍一些我国现存的、比较典型的佛像珍品。

最大的石刻佛像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凌云山临江的悬崖绝壁上，有一尊巨型石刻弥勒坐佛，其头顶与崖齐，脚踏大江，体态庄严，气魄雄伟。这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石佛——乐山大佛，又称凌云大佛。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头宽10米，头顶上有螺形发髻1021个，正中最大一个有圆桌般大。大佛肩宽24米，眼长3.3米，耳长7米，耳朵洞内可并立两个人。脚背宽8.5米，可以围坐100多人，光一个脚趾甲就长1.6米，上面也可站数人。这尊大佛比号称“世界最高”的石佛像——阿富汗巴米羊的一尊大立佛还要高18米，是当今世界最高大的一尊石佛，故有“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之称。大佛是在临江山崖上开凿而成，头部与山顶齐平，佛足直插江边。不仅体型巨大，而且身材各部分比例恰当，雕工精良。为避免山泉冲蚀，大佛身上还凿有排水系统，其独具匠心令人称奇。在大佛底部抬头仰视，只见弥勒巨佛正襟危坐，双目微闭，神情安详，双手抚膝，凝视三江。此巨佛开凿于唐朝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历时90个春秋，直至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才竣工。凌云山下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汇合之处，水流湍急，过往船只常遭覆舟祸患，三江的洪水又经常泛滥成灾。当时一个法号叫海通的和尚决心在此凿一大佛，以镇三江。他为此募捐到一笔巨款。据说在工程开始后，郡吏向他勒索敲诈，但海通宁可挖去自己双目，也不肯动用一分筹款。海通和尚去世后，由四川节度使韦皋继续主持营造，终于在唐贞元十九年凿成。自唐朝起，凌云山因有大佛而成为佛教圣地，以至有“上朝峨眉，下朝凌云”之说。原来在大佛的右侧有一九曲栈道，游人可从山顶沿此栈道下山，近年来，有关部门在大佛的左侧又凿成一条凌云栈道，便于游人下山后再上山游览。1996年，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一起作为“世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最早的石刻佛像我国最早的石刻佛像是江苏省连云港市西郊的孔望山摩崖石刻佛像。此处石刻佛像的发现是在1980年。据专家考证，这批石刻佛像刻造于东汉时期，比敦煌石刻要早200年。1981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向海内外曾报道了这一古迹的发现，这是继长沙马王堆、西安秦始皇兵马俑之后，中国第三次向世界发布重大考古信息。摩崖造像位于该山的西南部，依山势自然雕成，分布在东西长约17米、高约8米的山崖上。共有雕像115尊，最大的高1.5米，最小的仅10厘米，造型生动，栩栩如生。佛教题材是这批摩崖造像的主要内容。1988年1月，孔望山摩崖石刻造像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望山石刻佛像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佛教艺术的起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大的木雕弥勒像位于北京城内东北角的雍和宫是由清代王府改建而成的一座独具风格的喇嘛庙。雍和宫的万福阁里供奉着一尊檀木大佛，这尊佛像全高26米，地上佛高18米，地下还埋有8米，直径3米。这是由一棵完整的白檀香木雕制的，是我国最大的一尊独木雕佛。据载，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西藏发生反叛七世达赖的战乱，乾隆发兵帮助平定了叛乱，把西藏的军政大权交给达赖。达赖为表示对乾隆皇帝的感激之情，将一株原产印度的巨大的白檀木由西藏经四川运到北京，送给乾隆皇帝。佛像就是用这棵白檀木雕成。建造万福阁时，先矗立原木，雕成大佛之后才建造万福阁大殿。所以北京传有一句“先有佛像，后有宫殿”的俗语。后来又误传成“先有大佛像，后有雍和宫”之说。这尊大佛是弥勒佛，浓眉方脸，袒露胸膛和肚皮，裤子肥大，头上戴着镶嵌珠石的五佛冠，全身贴满金叶，手臂上搭着一条黄铜制成的哈达，颈悬1米多长的朝珠，垂在胸前直到腹下。腰挂串珠的花篮，显得庄严华贵。这尊檀木大佛被誉为“雍和宫三绝”之一。万福阁是专为保护此像而盖的楼阁，宏丽雄伟，是宫内最后一座大殿。它共分三层，四周有围廊，游人可以在各层围廊中从各个不同角度观赏大佛。

最高的青铜大佛在海拔482.2米高的香港大屿山木鱼峰上，耸立着一座堪称世界之最的青铜大佛——释迦牟尼坐像，巍峨壮观，令人肃然起敬。佛高26.4米，莲花底座高7.55米，通高33.95米，总重250吨，占地面积2239平方米。由于大佛的基座是仿照北京天坛的环丘而设计建造，所以有“香港天坛大佛”之称。该大佛的造型设计由宝莲禅寺韵法师完成，铸造由隶属于中国航天工业部的南京晨光铸造厂承担，全部费用达6000多万港元，这笔庞大的费用，由香港和内地名刹古寺及众多的善男信女所捐。在此之前，世界最大的铜佛在我国西藏日喀则城西的扎什伦布寺，佛高22.4米，莲花基座高3.8米，通高26.2米。但与香港天坛大佛相比，在高度和艺术造型方面都显逊色。天坛大佛坐像端庄，庄严安详，双目垂视，面部慈祥可亲。整座大佛外表面积1400平方米，采用钢骨架贴青铜薄叶技术，分160块组合而成。莲花座由20片铜制花瓣组成。坛内有螺旋的阶梯和自然回旋通风设备。坛的底座是功德堂，第二层是展览厅，第三层是纪念堂。从木鱼山脚拾级而上，要登260级石阶才能到达天坛大佛的底座。为保证大佛能安坐千古，负责承制的南京晨光铸造厂运用尖端技术，对砌成大佛各部位的构件进行了多方面的科学实验，确保大佛可以经受12级以上台风的袭击，以及暴晒、雷击、海风侵蚀、热胀冷缩等影响而无损。这座大佛的建成可以说是东方佛教造像艺术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的结晶。自1993年12月29日正式开光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佛门弟子前来参拜，慕名前来观赏的中外游客也络绎不绝。需要指出的是，这座大佛只能称为最高的青铜坐佛像，因为无锡灵山大佛净高88米，加上基座总高104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露天青铜大佛(是立像)。

最大的铸铜卧佛北京海淀区寿安山南麓之卧佛寺内，有一尊我国最大的铸铜卧佛，为释迦牟尼涅槃像。铜卧佛长达5米多，侧身作睡卧状，右手曲肱托着头部，左手自然地平放于腿上。佛像浇铸精细工巧，光滑透剔，佛首的螺状髻纹发式，以及衣纹流畅的袈裟百衲，都显得清晰明快，生动自然，细腻传神。卧佛的后面和左右两侧，环立着向前微倾斜的12尊泥塑佛像，他们神态严肃、恭敬，似乎正在倾听佛陀涅槃前所作的最后的嘱咐。

最大的石刻卧佛我国四川省潼南县马龙山有一尊长达36米的石刻卧佛，它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大的卧佛。据查，这尊大卧佛开凿以后，佛身很多地方积满了山顶冲刷下来的泥沙，长满了荒草小树，清理完毕后方显出真相。卧佛造像庄严，体态修长，面部圆润丰满，双目微闭，服饰衣纹自然流畅，轮廓线条清晰柔和，显示了高超的雕刻技艺。

最大的玉佛上海静安寺大雄宝殿内供奉一尊大玉佛像，这尊坐佛像高3.6米，宽2.7米，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玉佛。这尊玉佛是新加坡刘光宇居士于1988年发愿捐赠给我国的。在此之前，我国最大的玉佛在福州西禅寺的玉佛楼里，这里供奉一尊用上乘整块翡翠精工雕琢的坐佛，高2.95米，重约8吨。还有一尊同样是用上乘整块翡翠精工雕琢的卧佛，长4米，重约10吨。这两尊玉佛也是新加坡佛教界人士赠献的。但与静安寺大玉佛相比，在高度上逊色不少。

上述佛像仅是我国佛教雕像、塑像中比较典型的几个，大量的雕塑艺术品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寺庙和石窟之中。要想深入了解佛教雕塑艺术，就需要游人对各种各样的佛教雕塑品认真观赏仔细琢磨。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佛教雕塑珍品会涌现出来，如近年来无锡太湖旅游度假区建造的灵山大佛、浙江普陀山建造的观音菩萨像、安徽九华山建造的地藏菩萨像等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丰富当地景观内容、增强旅游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佛教绘画艺术

佛教绘画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壁画和帛画。

1.壁画

佛教壁画是佛教绘画的主要部分，它是指在石窟的石壁或寺庙的墙壁上所作的画，故名壁画，是人们在游览佛教名胜时经常会遇到的一种佛教艺术表现形式。壁画的内容一般有下列几种:一是佛本生故事。以佛本生故事作为表现题材的壁画也可称为本生故事画。所谓本生故事就是讲述释迦牟尼前生累世修行的故事。按照佛教的因缘说，有因必有果，佛在诞生前经过无数世代修菩萨行的转生，才能成佛。这些本生故事大多生动有趣，情节曲折。在我国，本生故事画多存在于龟兹地区石窟和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中。克孜尔石窟中所存佛本生故事壁画尤多。二是佛传故事。佛传故事又叫佛本行故事，就是讲述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故事。这种壁画是释迦牟尼一生中各阶段形象的综合，一般讲他诞生以后，从王太子的生活，到放弃太子身份而出家修道，成为佛后的教化事迹，直至涅槃前后的生平事迹。比较著名的佛传壁画有敦煌莫高窟北周时期的佛传壁画、新疆克孜尔石窟北朝后期佛传壁画等。这些佛传故事壁画，多采用多幅连续的连环画式构图。这种长卷式的横幅构图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三是因缘故事。用佛教故事的形式宣传因果报应的道理，这种故事就叫因缘故事。因缘故事多用壁画表现，其重点是渲染佛教信徒对佛因施供养、布施而得到的种种善报以及佛度化众生时的各种神通。这种壁画主要见于龟兹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从这些壁画中人们可充分领略到古代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高超的创造才能。四是经变画。经变画是佛经变相的简称。所谓变相，是变佛经为图相。用绘画的形式将佛经内容表现出来就是经变画。这种壁画大多以一系列故事作譬喻，用生动活泼且富有感染力的画面帮助人们理解佛经道理。唐朝长安的一些著名寺庙如慈恩寺、荐福寺、大兴善寺等多将佛经故事绘于殿壁。一些著名的绘画高手多有宗教壁画作品问世，如画圣吴道子一生就主要从事佛教艺术的创作，是一位最善绘地狱变的大画家。可惜这些作品现在均已不存在，人们只能从石窟壁画了解一些大致情况。五是佛教感通故事。为宗教传播的需要，佛教徒总是会制造出许多附会“灵异”、“圣迹”的传说和故事。这些传说和故事总是充满了对佛的神通、奇迹的溢美之词，神话色彩极浓。通过宣扬信仰奇迹，启示人们去相信佛的神通，相信灵感，从而达到把宗教神圣观念带进人间社会的目的。莫高窟壁画中描绘了不少佛教感通故事图，还绘有一些高僧得道后的灵异神通故事。六是佛教史迹故事画。在大量的佛教感通故事壁画中，一般都标明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等，有些人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所以有些内容在撩开其宗教面纱之后，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素，成为今天人们研究中西交通史、佛教发展史等问题的重要的形象化史料。这类壁画一般被称为佛教史迹故事画，如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耕作收获图》、《张骞出使西域图》、《五台山图》等。《五台山图》面积60平方米，描绘了五台山数百里之内山川大势、城郭乡镇、桥梁建筑以及各种人物，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画。它是我国现存最完备的佛教地志和图经，是描绘10世纪历史的宝贵资料。七是尊像图。即以描绘佛、菩萨、罗汉诸像为主的壁画，还有一种是供奉人图，也称供养人图。供奉人即为出钱修凿的人，也就是出钱建寺开窟、敬事“佛宝”的人。一般有皇帝皇后、贵族官僚、高僧、一般僧侣、下层民众等几类人。有许多供奉人画像旁都有姓名、年月的记载。从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男女老少所留下的形象上，可以最直观地了解到中国历代的服饰演变情况。尤其是那些浩浩荡荡、成群结队的帝后礼佛场面，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天子、皇后的威仪，很是壮观。

石窟、寺院里的壁画大多具有高超的艺术手法，绘制精巧，形象生动，是千百年来无数艺人长年累月精心创造的结晶，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宝库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珍贵的壁画作品在今天已成为重要的佛教旅游资源。

2.帛画

帛画是画在布上和丝织品上的画，起初多为墓中的殉葬品。佛教绘画兴起后，帛画即大量描绘佛教题材形象，如佛、菩萨、天王、力士像以及说法画、经变画等。现在能见到的汉地佛教帛画已不多。这里着重介绍一下藏传佛教地区的佛教帛画——唐卡。狭义的唐卡，是流行在西藏的画在布上和丝织品上的宗教卷轴画，通常挂在寺院内，也可以卷起来带于身边，可称为卷轴(绘画)唐卡。广义的唐卡，实际上还有刺绣唐卡、提花唐卡、贴花唐卡(又称剪堆，即堆绣)和宝石唐卡几种。唐卡的制作过程一般是先把画布用石灰水浸泡，用以软化布质，然后把布铺于光滑木板上，用石块反复磨压，最后刷上水胶液。处理过的画布，表面平滑柔软且不露布孔，便于绘制精细的形象。唐卡表现的题材比较广泛，有画传(佛传、祖师传等)、肖像画、偶像画、史画、民俗画、建筑画、宗教活动画、动植物画等。被誉为“黄教六大寺”之一的青海省塔尔寺内有一种别开生面的寺院文化艺术——堆绣，从广义上讲属于唐卡的一种，即贴花唐卡。堆绣是塔尔寺“三绝”艺术之一(其他“两绝”是酥油花和壁画)。它是用各色棉布、绸、缎剪成各种图案，精心堆贴成一个完整的画面，然后用彩线绣制而成。其工序有图案设计、剪裁、堆贴、绣制、个别图案部分上色等。以堆贴为主，绣制为辅。从形式上看，堆绣分平剪堆绣和立体堆绣两种。平剪堆绣是将剪裁成的各色布料图案堆贴在设计好的白布上，再用彩线绣边即成。如果在乎剪的图像内垫上棉花或羊毛使图形凸起，然后粘绣在对称的布幔上，再将堆绣好的不同形状的图像用绣缎连成一个巨幅画卷，构成一组完整的画面，就成了立体堆绣。立体堆绣的形象富有立体感和真实感。从题材上看，堆绣的题材主要选择佛像、佛经和罗汉故事，也有神话传说中的“蟠桃会”和“八仙传说”画面。它比较注重人物形态、神态的塑造，讲究各色绸缎的选用配置，技艺精湛，巧夺天工，体现出很高的工艺美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堆绣是装潢殿堂的高级工艺品，可使佛殿绚丽多彩，富丽堂皇，也给人们一种身临佛境的神秘感。现在堆绣不仅在寺院内各殿堂、经堂内悬挂，而且在寺院附近的许多商店里皆有出售，已经成为一种寺院的商品和礼品。它不仅受到信徒的赞赏和崇敬，而且作为绝好的旅游纪念品也为广大游客所称道和喜爱。^[8]

佛教绘画中有一类用于举行水陆法会的画，称为水陆画，或水陆图。水陆法会亦称水陆道场、水陆大会，是一项重要的佛事活动。举行这种活动时，在殿堂上所悬挂的种种宗教画，统称为水陆图。佛画中还有一类是木版佛画，寺院或佛教徒利用民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弘扬教义的工具，捺印一些小块佛像，或刻印大张佛像、佛经。这种木版刻印成的佛画就是木版佛画。这两类佛画所占数量不多，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四、佛教音乐艺术

佛教音乐作为一种宗教音乐主要是用来渲染和加强宗教仪式的气氛和效果。佛教的“唱赞”、“偈颂”通过庄严、肃穆而节奏缓慢的旋律能起到澄清杂念、净洁心灵的作用。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利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为其服务实际上出于几个方面的需要:一是礼佛歌赞之需;二是为宣扬法理之需;三是为开导民众心灵之需。最早的佛教音乐是梵呗。所谓梵呗，即用印度的声律制成曲调来歌唱的汉文偈颂，可以用乐器来伴奏。它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后来出现一些佛曲，即佛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歌咏的曲调。从佛教歌曲内涵看，有的选自佛经经句，有的用佛教念诵词填写，还有一些是用现代曲谱编写的佛教歌曲。从佛教音乐的特征来看，佛教音乐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逐渐地熔历史悠久的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为一炉，形成了自己以“悠、和、淡、静”为特征的独特风格，即以悠远柔和的形式来表现恬淡寂静的主题。就乐调曲牌、乐器形制、音乐风格论，我国佛教音乐中较具特色的有北京智化寺的京音乐、潮汕庙堂音乐、福建南音、西安城隍庙鼓乐、开封大相国寺音乐、五台山青黄庙音乐等。佛教音乐以其深邃的宗教意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独特的音乐风格，成为中国文化和宗教艺术中的一块瑰宝。时至今日它仍具有独特的魅力。1998年11月9日、10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中心、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佛教协会的协作下，具有高雅音乐圣地之称的北京音乐厅主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佛教音乐会——“净化之夜”法音梵呗中国佛教音乐会，由两支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乐团——北京佛乐团和甘肃拉卜楞寺佛乐团演奏。北京佛乐团主要演奏了渊源古远、代代相承的北京“智化寺音乐”和过去在华北地区流行的“北方佛曲”。拉卜楞寺佛乐团演奏了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藏传佛教乐曲。佛乐演出十分成功，其平和安详、淡远宁静的音调和清幽典雅的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得到首都音乐界人士的很高评价。^[9]

五、佛教经籍、佛教文学

佛经自东汉传入我国，逐步发展成为版本众多、内容丰富的宝藏。现今的很多佛教寺院保存有丰富的佛教典籍，寺院里的藏经楼或藏经阁就是保存佛经及佛教文物的专门建筑。

佛教典籍一般指大藏经。所谓大藏经就是汇集佛教一切经典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古时亦称“一切经”，又略称为“藏经”。其内容主要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藏”记载着佛陀释迦牟尼的言教;“律藏”即戒律，是佛陀为其信徒制定的行为守则和道德规范;“论藏”则是佛门弟子论述、发挥经教义理的著作。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是宋代雕刻的《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简称《开宝藏》或《蜀本藏》。从艺术角度考虑，这里主要介绍一下贝叶经和石刻经。

1.奇妙的贝叶经

贝叶，是“贝多罗”树的叶片，贝多罗树是南印度、缅甸和斯里兰卡常见的一种阔叶棕榈树。其叶长肥硕厚实，集生于顶。贝叶经，是指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教经文。在斯里兰卡、印度、缅甸等国家有一种以树叶为书的“贝叶书”，它不仅记载了古代医学、星相学和语言学，还用来书写佛教的经文。因为这些国家潮湿多雨，只有这样的经书才能长久地保存而不致腐损。所以直到今天，这些国家的很多寺庙和图书馆大都藏有古老的贝叶经及其他贝叶书籍。随着佛教的传播，大量贝叶经被僧人从印度、斯里兰卡带到中亚，我国的西藏、新疆和东南亚各国，这对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中原地区时，当时的佛经就是从这些写在贝叶上的佛经原典翻译过来的。现在我国的一些寺庙仍保存有贝叶经，但数量已很少。作为书写用的必须有8年以上树龄的贝多罗树叶。用贝多罗叶写经要经过一定的处理程序:在写经前贝多罗叶必须经过特殊的水沤制作:先把裁好的叶片横向卷起，放在锅里用水蒸煮，然后捞出晾干，这样可使叶片变得质地柔韧，不易折断;接着要把叶片在光滑的木棒上拉磨，使叶片变得洁白而光润。这样处理之后，就可根据所需贝叶经的大小，用直尺和利刃在叶片上裁切;再将裁切好的许多同等大小的贝叶集中在一起，用烧热的铁棍在贝叶的中间烫一个或两个孔洞，以便用绳穿订;在烫好孔洞的贝叶上，就可以用锈笔刻写经文了。所用铁笔较重，笔尖异常锋利，便于刻入。一张普通的贝叶，可刻1500个到2000个字母。刻写完毕之后，要用墨水涂抹叶面，这样一方面可使墨水的黑色渗入字中，使字变得醒目易读，另一方面因墨水中含有的肉桂油浸透贝叶，可达到防潮防腐和防虫蛀的效果。经过这样涂抹、晾干之后的贝叶，即可装订成册:先磨光书边，再用两片优质木板制成封面和封底，在封面和封底中部也要打好孔洞，然后用一根结实的细绳把刻好的贝叶一片片串好，在两片薄木板上打好结，这样便订成了一部贝叶经。^[10]在盛唐时代，有不少贝叶经流入我国寺院。贝叶经后来几乎成了佛经的代名词。

2.石刻经

石刻经是指佛教徒为了使佛经流传久远、佛法永存，而在石头上刻写的佛经。我国早期石刻经的代表作有山东泰山经石峪现存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等。大规模的石刻佛经则始于隋大业年间静琬禅师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的刻经活动。刻经事业在静琬禅师四代弟子及众多高僧的主持下，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各代，代代相传，绵续千载，共刻佛经1122部3572卷于1.4278万块石碑之上，世称《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简称《房山石经》。房山石经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教大藏经。像这样大规模地刻造佛经，历时如此之长久，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可称得上一件罕见的壮举，堪与闻名寰宇的敦煌石窟相媲美。因而房山石经被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誉为“北京的敦煌”。房山石经的镌刻原因，缘于中国佛教史上的两次“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两次灭佛，摧毁佛寺、诛除僧徒、焚毁经卷。灭佛活动给佛教徒留下了深重的创伤，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一种不易毁灭的载体传承佛学经典。刻经于石便成为其自然的选择。中国佛教协会于1956年至1958年组织人员对房山石经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整理，结果表明，房山石经包容了佛经的经典要著，所刻佛经多为历代善本孤本，如著名的久已逸失不存的唐代钦定《开元大藏经》和辽代《契丹大藏经》，都是当今绝世不传孤本。尤为可贵的是，房山石经中还保存了60余种各种大藏经没有收入的经典，如唐代密宗佛典《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为唐代密宗留下的贵重文献。房山石经，是研究佛教历史和典籍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绝大部分的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严谨，不仅是宝贵文物，而且也是我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宝库之一，为研究历代书法、雕刻、文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根据。此外，石经经文后附刻有约六千则的施刻人题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情风俗极重要的史料，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价值。中国佛教协会在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调查时，拓印了全部的经版，已经先行刊印了辽金刻经。中国佛教协会与华夏出版社共同合作，刊印了隋唐刻经，并对房山石经作了统一规划，连同辽金刻经，重新装帧，配套发行，一次性全部推出，全套《房山石经》共34册(其中目录、索引一册)，已于1999年9月出版。^[11]由于大气污染等原因，石经出现严重风化，为延长石经寿命，佛教界人士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于1999年9月9日在房山云居寺举行了盛大隆重显密融通“房山云居寺辽金石经回藏法会”，于当日9时9分9秒将辽金石经版回藏于云居寺新修的“石经地宫”。新修地宫系密闭、充氮、恒温、恒湿的现代科技设施，它既能提高石经保护质量，又可供人参观。^[12]随着人们对房山石经的深入了解，其历史文化价值必将得到充分的展示与肯定。

作为佛教艺术一个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学主要包括变文和宝卷两类。^[13]变文是唐代寺院中盛行的一种“俗讲”。俗讲是用说唱体的俗讲话本，佛教用来讲述佛经故事、宣传教义。讲唱变文时，往往与展示图画相配合，这样利于信徒民众的接受和理解。现在佛教变文作品保存甚少，已很难见到。宋代以后佛教讲经采取了宝卷这种形式，宝卷的内容都是佛教故事，宣扬因果报应之理，可以诵唱。变文和宝卷都是佛教为了向下层民众传播而逐步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