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农家书屋为何发端于经济欠发达的甘肃

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农家书屋”出现之前，相信全国各地的农村会有各种形式的书屋零星的存在，但作为一项惠民工程能够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广，继而走向全国，甘肃省是首开先河的。

地处西北的甘肃，干旱贫瘠，经济落后，为什么会在无任何“外援”的条件下花如此巨大的代价聚焦农民看书问题？为什么能够在服务“三农”上挥出如此大手笔？

这样的疑问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们提起。还有一些看似与农家书屋无关，却又紧密相连的文化现象出现在甘肃，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甘肃人的文化情结。

1.书画为“魂”的通渭

在甘肃中部，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名为“通渭”。通渭县域内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即使在经济欠发达的甘肃，也是一个数得着的经济欠发达县。

但就在这样一个严重缺水的贫困县，却有“家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一说。著名作家贾平凹曾在《通渭人家》一文里写道：“这里百姓喜爱字画是风俗，甚至是一种教化和信仰。”

的确，“家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通渭全县几乎家家有字画。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50万件书画收藏在通渭人的家中，从宋代米芾，明代仇英、董其昌，清代冷文炜、郑板桥、左宗棠等历代书画大家的真迹，到现当代张大千、舒同、朱乃正、溥杰等艺术名师的经典之作，县内均有收藏。

自古以来，通渭人崇尚艺术，钟情于书画，习字作画之风久盛不衰。历史上东汉“夫妻诗人”秦嘉、徐淑，明代工部尚书赵荣、开封知府王瓒，清代四川威远知县李南晖、按察使牛树梅等，这些通渭的古代名人或以能诗擅书著称于世，或以清廉为官流芳至今。这些载入史册中的名字今天不只是化成了一个个简单的符号，流淌在血液中的崇尚艺术、崇尚良好品格的执著追求代代相传下来，书画已成为通渭的“魂”。此外，皮影、地方小曲、剪纸、刺绣等与书画相关的地方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厚。

全国文化氛围浓郁的地方有很多，但通渭格外特别。这里真是人人爱书画，几乎没有哪里人像通渭人这样痴迷。通渭人的生活中处处离不开书画，过年过节送书画，红事白事送书画。干了一辈子退休时，同事会将其多年业绩撰文裱成中堂当做贵重的礼品送给他。俗语说，“通渭人情一张纸”，其实这张纸，很厚重。

“重视教育在中国许多贫困地区是共同的特点，通渭也是这样，它的高考升学率在甘肃一直名列前茅，但通渭除了重视教育外，已经扩而大之到尊重文字。”贾平凹写道：“六月天晒字画，这位老者院子里晒的字画最多，惹得好多人都去看。我对老者说，你在村里能主持公道，是不是因为藏字画最多？他说：连字画都没有，谁还听你说话呀？”

这就是通渭，甘肃的一个缩影。

2.通俗而又高雅的《读者》杂志在这里静静绽放

有这样一本杂志，它以温情和人性见长，它善于挖掘小人物故事背后蕴藏的巨大精神力量。

有这样一本杂志，人们将它比作“心灵的净土”、“精神的家园”、“中国人的心灵读本”。

有这样一本杂志，它用持久的、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打败了许许多多流行一时、哗众取宠的东西。

这就是中国期刊发行量第一的《读者》杂志。它出生、扎根在甘肃大地上，风雨兼程已有30余载，奇迹般地成长壮大，在期刊、出版业产生的特殊影响、造成的震动以及不断释放的品牌效应，被业内外人士称之为“《读者》现象”。

“《读者》现象”的特征，至少有这样几点：特征之一：地处偏远，创办大刊。在地处深内陆的中国西北角，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甘肃，获取信息资源、开发期刊市场条件都不很优越。但是，《读者》这样一本杂志却能风靡天下，誉满四海，蜚声海内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特征之二：高雅清新，历久不衰。一本杂志创造一时的高发行量也许不很难，但长期保持高发行量，并且一直能博得受众喜爱，就非常难得了。多年来，《读者》坚持其高雅、清新、隽永的风格，步履稳健，历久弥新，成为期刊界扬帆领航的旗舰。”

师永刚在《〈读者〉传奇》一书里，也曾经解读过“《读者》现象”。他写道：“《读者》长盛不衰，它在许多读者心中，是一个无法言明的谜。兰州，既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不是文化信息重镇，竟然出了一本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杂志。所以它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却又符合许多读者对它的定位与想象，因为这种气质与西北相似。”

这就是《读者》，甘肃的一种气质。(www.daowen.com)

3.农家书屋，建一个文化粮仓给农民

对知识和文化的追求，从不因经济的窘迫而削弱，反而更为强烈。这是甘肃人渗于血脉骨髓的一种共识。

在农家书屋出现之前，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想过很多办法，解决农民看书难的问题，前文曾有细述，这里不再重复。说一些细节，可以看出甘肃新闻出版人为农服务的“真”与“诚”。

送书下乡、小康丛书、小康发行车等等，办法想了很多，但农民读书难的问题还是普遍存在。新华书店的乡镇网店也因各种原因而萎缩。甘肃省有一些新闻出版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曾琢磨过：“在镇上逢集的时候，把书背上去摆摊”、“置办些摩托车，把书装上，天天往村里跑”……

甘肃东西长1655公里，南北宽530公里，地貌地形复杂多样，骑着摩托车能跑多远？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一次在下乡调研时，甘肃省新闻出版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位于甘肃东南部的清水县，同样是一个贫困县。到一户户人家走访时，发现有的人家没有一本书，甚至没有一片纸。走上一道山梁，遇到一群放学的孩子疯跑过来。他们拦住这些孩子，问能不能看看他们的书包。结果发现，几十个孩子的书包里除了课本，连一本《新华字典》都没有。孩子们笑着闹着远去，大家站在山梁上，心情沉重。

为农民、为村里的孩子建一个免费读书的场所的念头油然而生，且从未如此清晰，如此迫切。

回程的路上，大家展开热烈讨论，以怎样的方式建?建一个怎样的书屋？又以怎样的方式运行?回到兰州，讨论继续。在一间会议室里，大家为了给书屋起一个响亮的名称争论不下。有人提议叫“农民书社”，有人提议叫“小康书社”，还有人提议叫“农家书屋”……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农家书屋”这个名字既响亮又亲切，就是它了。

从此，有了农家书屋。

在自上而下为农民读书问题千方百计想办法的同时，甘肃基层也在行动。他们以微弱但却执著的力量，一直在努力。

地处河西走廊的临泽县，是沙漠戈壁间的一小方绿洲。在还没有农家书屋工程之前，这个普通的小县城已自发开展了“农民书屋”的建设。从2001年起，临泽紧紧抓住河西走廊建设机遇，先后争取到了9个省级乡镇宣传文化站建设项目。到2005年底，全县7个乡镇全部建起了高标准的省级宣传文化站，总投入280多万元。全县新建高标准的标范村活动文化室（书库）24个，示范社文化大院（农民书屋）60个。全县7个乡镇宣传文化站平均藏书5722册，年平均接待读者2018人次，举办书画展览2次，举办各种文化活动12次以上。新建成的23个小康村文化活动室平均面积30平方米以上，平均藏书1300册，30个社文化大院平均拥有图书300余册。临泽县还安排专业人员深入村子，指导农民书屋的图书室、阅览室、文体活动室进行规划布置，进行图书分类、编目、上架和流通。

甚至，在充分了解掌握农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临泽开展“12345”家庭文化示范户创建活动（户均1个书柜、2份报纸、30册图书、4幅字画、5盆鲜花）。县上帮办的单位对示范户捐助图书，组织县文化单位的文化工作者每年义务为示范户创作700幅以上的书画作品。经过几年努力，全县建成“12345”家庭文化示范户3600多户，使村文化活动室和社文化大院成了当地农民群众读书求知的稳定阵地和中心课堂。

2004年，临泽以阵地为依托，组织实施了“读书工程”，成立了读者协会，以会员制的形式发展会员，在农村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读者群。

在临泽县平川镇芦湾村，农民书屋藏书5103册，另有图书阅览室1个，农民书屋年借阅图书近2000人次，每年举办科技培训4次以上，法律政策培训3次以上……

自下而上的自发行动，与自上而下的支持力量，拧成了一股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农家书屋在甘肃，从萌芽到诞生，再到发展壮大，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但凡能够称之为一种“现象”的，多是因为有不寻常甚至反常之处。

在农家书屋读书看报已经成为老百姓的生活习惯

无论是“通渭现象”还是“《读者》现象”，或者说是从甘肃走向全国的农家书屋工程，它们都出现在经济欠发达的甘肃，它们看似相互独立却又相互扶持印证：物质的相对贫乏与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并不矛盾，甚至可以相伴而生，相携共进。这些文化现象，出现在甘肃，不是偶然，而是甘肃人不屈服于命运、追求内心世界的充盈、向往美好未来的外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