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富了口袋，还要富脑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数年发布的一号文件都关乎“三农”问题，中央财政扶持“三农”的力度不断加大。同时，取消农业税、发放粮食直补、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销售补贴家电、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措施也陆续出台，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迅速发展。

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显著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和文化消费大大增加，开始有更丰富的精神文化追求，渴望接触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富了口袋，还要富脑袋”的呼声已经很强烈。这种现实需求就成为倡导阅读的强大动力。

200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特别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农”问题，也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读书可以兴国，是已经被实践所证明的科学论断。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占国民总数的大多数，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问题就是中国的主要问题、重大问题之一。只有广大农民富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强大；只有农村实现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经济、观念、自然环境、客观条件等的限制，使得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文化知识普遍不高，甚至很低。

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之策。我国农村比较贫穷、农业比较落后，这和广大农民文化科技知识比较匮乏有直接关系。

提高，有多种途径，其中一条是出版更多更好的图书，满足农民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的需求。(www.daowen.com)

我国已是图书出版大国，但人均拥有图书量还相当低，农民买书、读书、用书更是少得可怜。或许有人问，农民对图书有需求吗？回答是肯定的。在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科技大集”红红火火，科技人员的讲座深受欢迎，农业科技图书销路很好。或许有人问，农村有图书市场吗？回答是肯定的。对广大农民而言，好书就是让他们从中得到脱贫致富办法而又物美价廉的书。多年来，我国坚持开展的图书下乡活动，就是要敦促更多出版社为农民多出书、出好书，敦促更多部门支持农村图书出版事业，共同为服务“三农”作贡献。

相对来说，农村还缺乏文化氛围，农民大多没有买书、读书的习惯，很多农民即使在农业生产中碰到疑难问题，也基本上是临时找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或是凭自己的老经验解决。农民买书少、读书少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书价高，农民对动辄数十元、上百元的书望而却步。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版发行业的整体实力和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出版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能力也不断提高。“三农”题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也越来越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陆续出版发行了一大批符合农村实际，能够对农民提供有效帮助的出版物，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随着新闻出版领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出版战线以更高的热情和更强的实力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民喜欢的阅读产品。可以说，新闻出版业在大力服务全民阅读、提供丰富的阅读产品、营造良好阅读环境、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已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可以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文明提升品位”。城市和农村的一项很重要的差别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上。让人民有尊严地活着，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是党执政为民、科学发展理念的具体化。在城乡存在差别的现实条件下，建设文明乡村是提高群众生活品质、增强幸福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为农民提供学习知识的重要场所，为群众提供交流思想、健体娱乐、和谐邻里、培育新风的多彩空间，是提供良好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

柳斌杰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服务农村建设方面，宣传部门、新闻出版系统20年来曾投入数亿元的资金送书下乡，但是效果并不好。一方面社会捐献的图书太杂乱，有些是出版社库存图书或者城市阅读过的图书、大部头的理论学术类图书，农民看不懂，用不上，所以也留不住。另一方面农村缺少存放图书的场所，也无专人管理，结果是“年年送书下乡、年年还闹书荒”。所谓用不上就是城里捐的书或者送的书不适合农民的需要。提高农民的素质，让他们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非常迫切，非常必要。农民看书、看报很困难，贫困地区农民要想看书只能到县里去。跑几十里路去买一本书、借一本书对农民来说很不现实，大多数人无书读。农民希望通过电视看新闻、娱乐节目，通过图书和报刊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呼声很强烈。

正是为了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读书难”的问题，国家一直非常关心如何解决农村文化共享的问题。享受文化的成果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如何使农民的权益得到保护，至关重要。所以从2003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大力倡导新闻出版业面向农村，为“三农”服务，探索一些能够给农民提供看得懂、用得上、留得住的图书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