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与台湾，一衣带水，不可分割。在我国历史上，先民们认为台湾是幽邈的东南海域中的一处仙岛，是神人的居住之所。大陆人民对台湾的早期开发，就始于这种对神秘宝岛的原始憧憬。台湾与大陆本属一体，在福建流传着这么一则谚语：“福州鸡鸣，基隆可听”；在福州一带，每当人们登上鼓山之巅时，甚至还能看到台湾北部鸡笼山的些许面貌。

不仅如此，科学考察表明，台湾海峡的最狭处仅一百三十余公里，即使是最宽处也不到二百公里。这就是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直接距离！此外，在闽南一带，一谈到台湾海峡，我们还能不时地听到这样的说法：“沉东京，浮福建”。这所指的就是闽台之间，海峡海面与大陆桥交替出现的情景。古地质学家还告诉我们，台湾本属于闽台半岛“华夏古陆”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本有一“大陆桥”相连。遥想当年，大陆的古人类和古动物群，就是通过这座“大陆桥”飞奔入台的。

正是由于有了如此密切的地缘关系，历朝的大陆移民才有可能不断地进入台湾，开垦创业。美丽的宝岛台湾是大陆移民（主要是福建、广东两省的移民）开发建设而成的，这是一个千古不争的事实。先民们泛海开台，涉惊入险，备尝艰辛。三国时期的吴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前往台湾，是为见于史书之上的最早到达台湾的汉人。此后，隋朝时，又有朱宽、陈稜等人也先后到达台湾。降至宋朝，澎湖列岛已属当时的晋江县管辖，那时的岛上已有不少的泉州籍移民在那儿居住，“编户甚繁”。元至元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公元1292——公元1294年），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属晋江县。明朝末年，曾一本、林凤、颜思齐、郑芝龙等人先后占据台湾。荷据时期（即公元1624——公元1662年）和郑氏时期（即公元1661——公元1683年）大陆移民又都有所增加。到了清朝时的康、雍、乾、嘉时期，进入了移民高潮时期，移民人口不断增加，直到1860年前后，台湾才进入定居社会。穿过时空的阻隔，在回味这段开发史时，我们记住了这样一群先驱与英雄：颜思齐、郑成功、陈永华、施琅、刘铭传，他们必将永载史册。

祖国大陆向台湾的移民，以福建人和广东人为主。在移民史上，一般将福建人称之为“河洛人”或“福佬人”，其中以泉州和漳州人为主。而所谓的客家人，则主要是指祖籍广东以客家语为方言的移民了。正是有了这样一批不畏艰辛，前仆后继的大陆移民，才造就了“无山不开，无地不垦”的美丽宝岛。

先民们扬帆过海，开创基业，可谓是筚路褴褛，艰辛异常。福建、广东两省的移民泛海入台，不同于当年中原人民的入闽。中原人民避乱福建，乃是举族南迁之举，而大陆移民渡海开台之初，则鲜有强宗大族，其移民方式大多是零星的，散落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台湾移民社会的家族制度和文化呈现出了些许异样的特质。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族观念。在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史中，家族意识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显著特征，更塑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台湾的家族制度源于大陆，是福建、广东两省家族制度的延伸、再版。当年，福建、广东两省的移民进入台湾时，也将两地的家族文化带到了海峡彼岸。在开发宝岛之初，出于怀念故乡之需，同时更是为了聚合众多的同乡联合开发，移民们往往以各自祖籍和姓氏来命名新开发的土地。于是，在台湾移民史上，我们发现了众多的“冠籍”和“冠姓”地名。诸如“泉州厝”、“安溪寮”、“林厝、“刘厝”，等等。从这些地名中，我们发现了移民们对故乡的深深眷念之情。

虽然，早期大陆向台湾的规模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的姓氏文化也在台湾岛上扎下深根。在福建谈及姓氏，自古以来就有“陈林半天下，黄张排成山”之说。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台湾社会。在如今的台湾，无论是陈、林、黄、张，还是赵、钱、孙、李，只要是大陆有的姓氏，都有其后裔的存在。这无疑是闽台姓氏渊源的生动例证。这些来自不同祖籍地的华夏子孙，还时常通过家族的郡望与堂号，来追念先祖。无怪乎，当人们行走在台湾的大街上时，还时常有“陇西衍派”、“四知堂”之类的牌匾映入眼帘。不仅如此，在台湾同胞的“捡骨”与“跳棺”中，在他们所吟唱的歌仔戏中，在他们一次次的品茶欢娱中，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寻根问祖”，什么是“眷念唐山”。

在台湾由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时，传统的家族制度也就日趋完善了。祠堂、族产、族谱，是家族制度的重要内容。祠堂是一个家族的活动中心，是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在台湾，祠堂的兴建比福建还迟，这与移民社会之初家族制度仍不完善有关。乾隆以后，台湾的祠堂日渐增多。一些重要的强宗大族都逐渐建造了自家的祠堂。这些祠堂的兴建，在规模和形制上都是福建的翻版。(www.daowen.com)

家族制度的完善，在祖先的祭祀上也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台湾社会的祭祖活动源于大陆，尤其与福建的闽南一带极其相似。在众多的祭祖活动中，家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往往以家庭为单位。而墓祭则路途较远，往往是各家选派代表参加。而规模较大者，首推祠祭。祠祭又以繁缛的礼仪见称，是整个家族最大的祭祖活动，影响也最大。祭祖活动，又通常分为“春祭”和“秋祭”两种。在祭祖结束后，还经常组织些诸如宴会和团拜之类的活动，以增强家族间的情感联系。家族制度的完善也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发展。台湾的文风教化源于大陆，无论是科举制度的兴办，还是书院的设立，都有着鲜明的大陆色彩。

然而，台湾开发初期，移民中的宗亲人数相对较少，家族势力则过于弱小。移民之初，险绝异常，并不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移民活动，移民之中也没有明显的血缘关系。明郑时期，移民规模虽日益增大，但由于当时尚处于战时状态，家族组织形式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形式仍不完备。清初，政府还屡次下诏禁止搬眷入台。如此，为了战胜恶劣的环境，当时的移民们还主要是以祖籍关系为单位来拓荒垦殖。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移民们抛弃了世俗的偏见，联合开发，“同乡井如骨肉矣”。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超血缘的地缘族类，地缘性的组织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这种特定的移民背景下，台湾早期的家族形式主要是“合约式宗族”（或称“大宗族”），这是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众人出资合股的家族组织形式。一般以同一姓氏的家族在大陆的历代祖先为祭祀对象，即祭祀的是“唐山祖”。与之不同的“阉分式宗族”（又称“小宗族”），是从某一入台祖先的财产中提留出一分而设立起来的，这是一种以血亲脉系即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形式。它祭祀的则是入台开基的始祖，即“开台祖”。

可见，在早期的台湾移民社会中，仍不具备制度完备的典型家族。在这种祖籍地缘占主要关系的社会之下，产生了众多的游民阶层——“罗汉脚”。这些人“衫裤不全，赤脚终生，随处结党”，给早期的台湾社会带来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而又由于早期的移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故而分类械斗时有发生。台湾的分类械斗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的影响。

同时，在早期的开发中，移民们为了纪念死难的乡亲，兴起了对“义民爷”和“水流公”、“广泽尊王”等诸神的信仰，这亦是移民社会中人们追求心理慰藉的表现。

泛海开台，出入风波之中，颇多风险，传统的家族制度不易在短期内具其规模。这同样的，也对当时的家庭结构造成了冲击。移民之初，由于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较多的不完整的家庭。其中一些为数不少的单身家庭不得不认养“螟蛉子”，以求后嗣有人。这种养子现象，也是台湾移民社会的典型特征。

台湾移民社会的家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家族文化的延伸。然而，由于特殊的移民背景，在发展中，台湾的家族文化也带上了强烈的区域色彩。回顾台湾的移民社会，随着入台人数的日益增多，家庭结构的日益完善，“合约式宗族”（即“大宗族”）逐渐被“阉分式宗族”（即“小宗族”）所取代，在由祭祀“唐山祖”转向祭祀“开台祖”的过程中，台湾社会不仅完成了传统家族制度的确立，也完成了由移民社会到定居社会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