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过去营造民居，完工之时，总会在大门之上立一匾额，上书“陇西衍派”、“雁门郡”、“德星堂”、“四知堂”等字。虽然只有寥寥数字，却凝铸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精神，隐含着家族的团结理念。此话怎讲？俗语说：“木有本，水有源”，中国人素有讲究家承渊源，不忘祖先的优良传统。无论迁移何地，都不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逐本溯源，缅怀先人。前文所述的匾额，即是这种慎终追远思想的具体体现。

那么所谓的“陇西”、“雁门”等匾额上的文字，又代表着么呢？“陇西”、“雁门”是两千年前秦汉时期的郡名，即是所说的郡号了。这是一种行政区域的建置，是与姓氏俱来的家族标记，它所表示的是一个家族在中原的最早的发祥地。而“德星”、“四知”则是另有深意。“德星”、“四知”即是所说的“堂号”。一个家族，经过数代的繁衍生息，各支派纷纷另立门户，而这堂号，正是家族中的一个具体支派的特殊标记。在历史上，这种堂号不胜枚举。如汉代大学者杨实的后裔，就以“四知”作为自身支派的堂号；而谢姓的“东山”则是晋朝名相谢安的后人。

虽然，郡号多种多样，但一般而言，只要是姓氏相同，那么所归属的郡号也必然相同。如林姓的郡望是西河郡，李姓的郡望是陇西郡，张姓的郡望是清河郡，赫赫有名的陈姓其郡号就是颍川郡。

郡望、堂号是一个家族寻根认祖的标志，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家族文化借以传承，延续的途径。台湾与大陆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当年大陆移民扬帆渡海，历尽艰辛，终于使宝岛台湾“有山皆开，无地不垦”。早期移民可谓“银铛兼贯素，一队一酸辛”。他们在开发台湾的同时，也将大陆传统的家族文化带入了台湾。

在台湾移民史上，早期的移民是零星的，散落的，鲜有携妻带子者。毕竟，渡海入台要出入风波之中，自然风险颇多，携妻带子，自是多有不便。明末，郑芝龙据台时期，以及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建立郑氏政权时期和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的康、雍、乾、嘉时期，是台湾移民史上的三个高潮时期。其间，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多，规模日益增大。早先的清政府为防止大陆移民将台湾作为反清的基地，制定了禁止移民携眷入台的政策，限制了台湾人口的发展。这样，男女比例也严重失调，并使当时台湾的个体家庭残缺不全，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家族制度无法完善，强宗大族为数不多。后期，这种局面有所好转，雍正和乾隆在位时，都曾下诏准许垦民携眷入台。之后，入台的女性日渐增多，个体家庭的发展日趋正常。经过数代的繁衍，人口日多，家族的组织形式也日益完备。为传统的家族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创造了条件。(www.daowen.com)

田园日辟，人口日多，社会日趋稳定，家族文化的发展有了依托。移民社会中的“郡望”、“堂号”即是生动的体现。我们只要以在台的几个大姓为例，即可明晰。

陈姓号称台湾的第一大姓，著名的台北市大龙峒陈氏家族，就以“颍川”为其郡号，并认为普天之下只要是以“颍川”为郡号的陈姓人家，都应该是同宗。同时他们的堂号是“德星”，虽然同是源于颍川郡，陈姓即为共同的族号，但只有“德星堂”支派下的子孙才是他们同祖所出，彼此之间也才具有最直接的血缘渊源。当然，我们也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不同姓氏也具有相同的郡望。如“颍川郡”不仅是陈姓的郡望，也是钟姓的郡望。清河郡不仅是张姓的郡号，也是房姓、傅姓的郡望，其中也有同一姓有两个郡号的，如黄姓既与费姓同属“江夏郡”，又与李姓、牛姓、辛姓、彭姓同属陇西邵，这是郡号中的特殊现象。

同时，我们发现堂号和祠堂有着密切的关系。祠堂是一个家族活动的中心，家族通过祠堂进行祭神活动，并协调家族内部的事务，是一个家族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凡是在事业中有所成就的人士，都希望将自己的荣耀传给后人，以作勉励。而这一传承在祠堂的名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有名为“忠义堂”者，有名为“孝思堂”者，而这些祠堂的名称往往又被其后嗣引为“堂号”，以此来彰显祖先功德，同时也借此来鼓励子孙从善向上，锐意进取。可见堂号与祠堂的关系非同一般。

此外，台湾的“郡望”、“堂号”还有其特殊性。台湾的一般人家往往郡望、堂号不分，将二者混为一用。彭桂芳先生的《唐山过台湾的故事》中载及这样一个例子：在有些费姓人家的大门上书写的是“江夏郡”，有的却出写的是“江夏堂”。彭先生认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并应大力提倡。确实，虽然郡望、堂号有所区分，但同样都是家族文化的体现，都是台湾人民追本溯源，缅怀先人，恋念故乡之情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