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文风教化与祖国大陆有着深厚的渊源。从教育制度乃至学校的形式，无一不是从大陆移植过去的。谈及台湾的文风教化，理应从郑氏政权开始。明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军入鹿耳门，进而登陆赤嵌，从此揭开了郑氏在台经营二十三年的序幕。然而郑氏政权之初，“制度初建，休兵息民，学校之设，犹末遑也”。直到永历十九年（即公元1665年）台湾政局稳定之时，才有了大兴教化之举。

郑氏办学，离不开深谋远虑的陈永华。陈永华，字复甫，福建同安人。他较早地意识到了教化之重要。曾向郑经进言：“开辟业已就绪，屯垦略有成法，当速建圣庙，兴学校。”然而，当时郑经还未有此认识，还认为：“荒服新创，不但地方局促，而且人民稀少，姑暂待之将来。”陈永华不得不再三向郑经力陈教育之重要性。他说：“非此之谓也，昔成汤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兴，岂关地方广阔，实在国君好贤，能求人才以相佐理耳。今台湾沃野数千里，远滨海外，日其俗醇，使国君能举贤以助理，则十年生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与中原相甲乙，何愁其局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则当教之，使逸居无教，何异禽兽？须择地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才，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在陈永华这一番引经据典的劝说之下，郑经终于接受了建议，开始“令择地兴建圣庙，设学校于承天府鬼仔埔上，鸠工巩坚基址，大兴土木起盖。”并于永历二十年（即公元1666年）春正月，在承天府（即今台南市）建成号称“全台首学”的台南孔庙。

随着台南孔庙的建成，陈永华为主持人，叶享为国子助教，台湾的文风教化业开启了新的篇章。当时在孔庙之内设有“太学”，在各地里社又设有学校，政府出面，聘请了许多大陆来的通达之士，在学校中任教。一时，宝岛台湾聚集了一群名儒，其中就有后来被称之为台湾“文献初祖”的沈光文。沈光文，字文开，号斯庵，浙江鄞县人，是明朝遗老，曾官“太仆寺少卿”。他的一生颇为坎坷，最后削发为僧，隐居于罗汉门，然而他于教化汉番平民，可谓不遗余力，尽心尽责。清朝统一台湾后，闽督姚启圣，诸罗知县季继光等仍对沈光文礼遇有加。这一时期，在沈光文的邀约之下，成立了“福台新咏”诗社。在诗社中，贤士云集，有宛陵韩又琦，关中赵行可，无锡华衮、郑廷柱，榕城林奕、丹霞、吴蕖等。台湾文学史上第一个文艺团体的出现，对中原文化在台湾的弘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康熙廿二年（即公元1683年），施琅率清兵入台，台湾被纳入清朝版图。谈及清朝时期的台湾文风教育，就不得不提及季麒光和蒋毓英了。这两人都曾力谏清政府在台设立学校。季麒光是诸罗县的首任知县，他曾在《条陈台湾事宜文》中谈到了建立学校，兴办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从来土著民首，为诗书礼让之原，不可不优崇而鼓舞之。今台湾自道、府莅任以来，即搜罗伪郑时业儒之人，试以文艺，行见士类可风矣。但不崇学校，无以敦弦诵，不行考试，无以立功名，则学宫与学官不可不设，进学之额，不可不定也，禀膳序员之例，不可不行也。”季麒光的这一番言论，深受知府蒋毓英的赞许，他也认为：“肇造新邦，礼乐教化，固为政治之大本。”所以，他自己在到任之后，就“亦以士子为四民之首等事，请设师儒讲学明论”，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法：“台湾府与台、凤、诸三县，应各设一儒学，府学应设教授一员，训导一员，各县每学应设教谕一员，训导一员，内地墓尔小邑，教职俱经会议，车书一统，应无异同。”此外，当时首任的台厦道周昌，也十分重视台湾的教化，曾在公文中向福建巡抚金鋐，陈述了兴办教育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当时台湾还没有确定赋税制度，立即办学，也就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后来，随着台湾赋税的征收，各地学校的兴办也就如火如荼了。

台湾的教育制度，大部分都是大陆教育制度的移植。清统一台湾后，政府对台湾的教育虽然比较重视，但台湾学政的管理，一直处于变动更替之中。台厦道曾巡理过台湾学政，福建巡抚也兼任过学政。至于办学模式，台湾几乎是沿用大陆现成的一套。清统一台湾后，先后在台湾建立了府学和县学。在清代，地方学校一般分为府学、州学、县学，这些通称为“儒学”，而其教官，府学则为教授，州学则为学正，县学则为教谕，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主持月考、季考。在台湾，这一形式也得到了延续。以上的儒学是由官府兴办的。除此之外，在台湾还兴起了社学和义学。社学和义学在明清大陆城乡十分兴盛。社学是官办学校。台湾知府蒋毓英于康熙二十三年建立了三所社学。而义学也称义塾，原来也是官办的，后来则兼有义捐。这是一种大多设于各个府县的街村之间，专供穷人子弟就读的学校。当时官办的义塾除澎湖县和噶兰厅地区（即今宜兰县）较少外，其他地区较多。而道光年间，淡水厅芝山文昌祠义塾和同治年间材桥的大观义学，则是最有名的民间义捐的义塾。贫穷子弟就读于义塾，而富家子弟则往往在民学，即民间私设的所谓书房、私塾、学堂之中就读了。(www.daowen.com)

不仅如此，当时台湾也仿照大陆，建立了诸多的书院。这是一种地方官绅倡设，合资兴建的“公有的私人学校”。康熙二十二年，施琅首建西定坊书院。而真正的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台湾知府卫台揆创建的崇文书院。此后，书院的设置在台湾十分普遍，几乎各县均有。到1895年止，全台已建书院44所，可谓蔚为大观。台湾书院的管理模式，乃至建筑模式，都是大陆书院的翻版。

台湾的教育，不仅在学校的设置上来源于大陆，而且连教育思想也与大陆趋同。台湾的学校、书院与大陆一样都祀孔孟，尊理学，灌输儒学思想。在学校中仍将“祭祀孔孟”作为主要的活动内容。同时，由于台湾与福建管理上的接近，受福建影响，在学校中也十分重视对朱熹的祭祀。在学校中还设有朱子祠，学生们时时在此祭祀这位理学大师。至于学生规则，更是照搬大陆，如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台湾道刘良璧就为海东书院制定如下的学规：“明大义，端学规，务实学，崇经史，慎交游。”这些，都是以大陆朱熹的白鹿书院的规制为原版的。

台湾的教育，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十分重视对“番民”的教育。清政府曾在番社广立社学。明郑时期的沈光文已在台南“目加溜湾番社傍教授生徒，兼以医药济人。”清统一台湾后，清政府更重视对“番民”的教育。康熙二十五年（即公元1686年）诸罗知县设立了四社学“以教番童”。其后又于康熙五十四年（即公元1715年）和雍正十二年（即公元1734年）广设吐蕃社学。这种社学的设立，使中原文化延伸到了台湾的内陆地区。

台湾的文风教化，经过明郑时期以及清一代的发展，移入了大陆中原文化的诸多形式。台湾是大陆移民开发出来的美丽乐土，在这片乐土中，传统的中华文化的植入，又为其注入了无限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