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地越文化遗存探讨

文◎金来恩　刘遇春

“越”是泛指古代我国东南和南方的多个民族的族称，古越族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其部族众多，故又有百越、百粤之称。《汉书·地理志》引臣瓒语：“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至秦汉以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部分越人逐渐与汉人融合，部分越人则与今壮、黎、傣等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早年生息、劳作于今浙江一带的原始居民主要是于越族，相传于越族始祖是夏代少康的庶子无余，立国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春秋末年越国常与吴国发生战事，公元前494年为吴王夫差所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于公元前473年攻灭吴国。越国还曾向北扩展，称为霸主，其疆域包括今江苏北部运河以东地区、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浙江北部。战国时期越国国力渐趋衰弱，最终为楚国所灭。

一、江西先秦时期历史沿革

江西地处中国中部，东傍武夷山与福建、浙江接壤，南依南岭与广东毗连，西负罗霄山脉与湖南为邻，北临长江与安徽、湖北相望。据《江西省古今政治地理沿革总略》记载：“江西为禹贡扬州之域，其北部一隅(汉柴桑、彭蠡县地)则属荆、扬二州境，彭蠡以东属扬州，以西属荆州。春秋时，东部一隅(秦汉余汗县地)属吴外，全部皆为吴之西境，楚之东境，其界域不可考。七国时，越灭吴，楚灭越，全境属楚。”

江西境内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存众多，据其文化性质可分为“吴城类型”和“万年类型”。前者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并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主要分布在鄱阳湖以西的赣西广大地区，一般认为这里的原始居民属扬越族;后者则是商代土著文化，也被称之“先干越文化”，主要分布在鄱阳湖以东地区，其中心区域是今赣东北的余干(古称余汗)、贵溪一带，这里应该是古代干越族的居住地区。^①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余汗)本越王勾践之西界……韦昭曰：干越，今余干县越之别名也，亦古谓越余地曰余干。”余干县西北有瑞洪水，“为闽越百货所经，因置镇”^②。这里至今还存留有干越渡、干越亭、越女墓等名胜古迹。另《大明一统志》也有记载：“奉新西有越王城。相传越王勾践伐楚屯兵于此。”而至战国早、中期，古余汗县境的“干越”人已经完全融合于“于越”之中。

江西常被说成是“吴头楚尾”或“楚尾吴头”，即所谓“吴之西境，楚之东境”，却不提越，其实江西的部分地区本来就是在越国的地理范围之内。春秋战国时期江西成了吴、越、楚三国的角逐之地，越国亦一度占领过江西的大片土地。据对历史和考古资料的分析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一段历史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

楚国势力至迟在春秋中期已达及赣西北，至春秋晚期伸扩至赣西。此时吴国势力也逐步西扩至赣北地区，吴王阖闾十一年(前504)“伐楚取番”，吴乘楚败退之机尽占江南楚地，赣江中下游地区一度全被吴国占领，但是时间并不很长，就在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艾故地在今江西修水境内)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73年，就被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恢复元气的越国所灭，并丧失了全部领土，自然也包括赣江中下游地区。据唐张守节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中说：“战国时，江洪饶三州属楚，袁吉虔抚四州属越。”后来楚国又强盛起来，于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发兵攻越，杀越王无疆，尽取吴故地，其辖区向东扩展至浙江，江西在此时又复归楚。

关于这一段史实，在江西地方志上也有记载。如清康熙二年《南昌郡乘》载：“洪州先属吴，次属越，后属楚。”清同治九年《靖安县志》载：“春秋时属吴，越灭吴属越，楚并越属楚。”其他如《上高县志》《宜春县志》《清江县志》《新淦县志》等也有相同内容的记载。

二、赣地越文化遗存

笔者在梳理江西文物考古资料时发现，赣东北地区的史前遗存，特别是商周时期的遗存，与浙江地区古越族的早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有很多相近之处，现从中遴选较有代表性的几处遗址和墓葬予以介绍。

社山头遗址。位于广丰县五都镇前山村，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遗址呈土墩形，面积约1.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3.5米。经过三次发掘，揭露面积800平方米，清理灰坑38个、房基15座、墓葬13座。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800余件。下层约当江西龙山文化阶段，陶器多夹砂陶，器形有鼎、罐、鬶，石器有锛、镞;上层为商周时期堆积，陶器有豆、盉、盘、罐、壶、釜、钵和纺轮、网坠，石器有锛、斧、刀、镞、铲、凿和玉璜、玉玦。^③

善山遗址。位于婺源县中云镇中云村西，为商周文化遗址。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30～50米。堆积层厚1.5～2.5米。1979年出土西周青铜鼎一件。1982年经实地勘察，采集有陶器残片，陶质为夹砂质红灰陶，以几何形印纹硬陶为多，纹饰有云雷纹、叶脉纹、曲折纹、席纹、回字纹、复线方格纹、菱形纹、筛底纹和粗线方格纹，可辨器形有罐、坛、柱形鼎足、凿形鼎足等。石器有锛、镞等。^④

斋山遗址。位于万年县中合乡塘东村东南，为商代文化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米。1983年开三条1×12米探沟，采集和出土有大批陶瓷器残片和石器。生活用器均为陶瓷器皿碎片，少量可复原。陶质多为灰色印纹硬陶(含泥质和夹砂质两种)，泥质红陶和夹砂质红陶较少，还有少量原始瓷和釉陶。装饰纹样以云雷纹、凸方点纹或凸圆点纹最为多见，其他席纹、曲折纹、方格凸圆点纹或方格凸方点纹、方格纹、叶脉纹、绳纹、篮纹、菱形纹，在罐、钵、甗形器、瓮等器物的颈部内外或口沿上、底部还发现少量刻划符号，可辨器形有鼎、罐、瓮、甗形器、三足盘、鬶、缸、钵、盂、杯、豆、器盖及刀、纺轮、垫、拍。石器有斧、锛、钻、刀、镞、砺石等⑤。

肖家山遗址。位于万年县上坊乡朱家村西南，为商代文化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0.5～1米。曾清理过一批墓葬。采集有陶器残片，陶质以灰色印纹硬陶为主，有少量泥质和夹砂质红陶，纹饰有云雷纹、席纹、方格凸点纹、篮纹、绳纹、方格纹、凸方点纹、菱形纹，可辨器形有鬶、高颈罐、短颈罐、大口罐、瓮、三足盘、钵、带把碗、盂。石器有锛、斧、刀、镞、砺石等。^⑥

送嫁山遗址。位于万年县上坊乡朱家村西北，为商代文化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米，采集有陶器残片，陶质多为泥质和夹砂质灰色印纹硬陶，纹饰有云雷纹、席纹、方格凸点纹、凸圆点纹、篮纹、绳纹，可辨器形有鬶、三足盘、豆、罐、钵、马鞍形刀。石器有穿孔凿、长方形刀、扁菱形镞等。^⑦

曹家墩遗址。位于铅山县陈家寨乡曹家墩，为商周文化遗址。面积约8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采集有陶器残片，陶质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质红色印纹硬陶，纹饰有云雷纹、席纹、回字纹、变体云雷纹、叶脉纹、菱形凸菱纹、方格圆点纹、刻画纹以及筛底纹、粗线方格纹，可辨器形以甗形器和鼎足为多，其他有圈足罐、直口圜底罐、盘口罐和器盖、甑底、壶形器。石器有刀、镞等。^⑧

肖家山、送嫁山墓葬。位于万年县陈营镇西南，为商代墓葬群。七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结构，平面呈方形、长条形或圆角长方形，墓向一般为坐西朝东。随葬品均为陶器，多者17件，少者2件。器物多置放在墓的四周或中部两侧，陶器以硬陶为多，有罐、带柄钵、鬶、鼎、盖豆、钵、盂、杯、甗形器、支座、盘豆、勺、碗以及仿铜陶钺、纺轮、缸等。^⑨

窑山土墩墓。位于玉山县双明镇窑山村南茅坂山，为已发现的四座春秋时期土墩墓中保存较好的一座。椭圆形土墩，墩底长4米，宽3米，高2米。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9件。其中有玉剑、镦、珌3件;原始瓷提梁盉、鼎、钵、盘等5件;印纹硬陶罐残器1件。^⑩

龙虎山崖墓群。位于鹰潭市龙虎山镇仙水岩。有崖墓70余座，为春秋战国时期古越人特殊葬俗的遗存。1978年深秋调查4座，翌年秋冬清理14座，发现棺木39具，保存较好的人骨架16副，出土泥质黑陶器、几何形印纹硬陶器、原始青瓷器、竹木器、纺织品等200余件。崖墓系利用崖壁上的天然洞穴，经过修整，再置放棺木、随葬品，然后用木板将洞口封闭。

除上述这些与浙地早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相似的遗址、墓葬外，在江西很多地方还出土过具有明显古越民族文化特征的遗物，北到九江，南抵赣南龙南、寻乌，东至贵溪、上饶，西及萍乡、宜春;几乎遍及今江西省的全境。这批遗物与越国中心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颇多相同或近似之处，它们反映的文化面貌大体一致，其主人应同为百越族先民。

江西出土的越式铜器有铜鼎、铜剑、铜矛。鼎的形制有附耳细蹄足钵形鼎、盂形鼎、竖耳外撇足鼎等，这在高安、瑞昌、上高、樟树等地的春秋时期墓葬中均有出土。近年在靖安县李洲坳东周“一坑多棺”的丛葬墓中，又出土了形制相同但大小不一的两件越式青铜鼎。一件口径11.1厘米、高9.6厘米，另一件口径8.6厘米、高7厘米，均为直口，弧腹，底近平，方形立耳，扁平状三足外撇。

铜剑、铜矛出土自南昌、樟树、九江等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或墓葬。如樟树农校墓葬出土的青铜剑，通长72厘米，茎长10厘米，剑身有脊，圆首，圆茎双箍，宽格，上饰兽面纹。九江县大王岭遗址出土的青铜剑，残长59厘米，剑身中部起脊，扁圆形实茎，上有双箍、窄格，首残。

越式陶器可以龙虎山崖墓10号墓出土器物为代表。该墓出土的48件器物中，仿铜造型的灰泥胎黑皮陶多达15件，器型有拱盖鼎、兽首鼎、提梁盉、盥盘、盂形鼎、三足鼎、甑等，其中不少器型与绍兴凤凰山2号墓出土器物基本一致。除了这批仿铜陶器，麻布纹陶罐、木案、木梳，甚至整个刳制的木棺以及棺底铺垫竹席等葬俗两者都是一样的，表明其时代亦接近，都是春秋战国之际越人的遗存。

除了龙虎山崖墓，樟树筑卫城遗址及观上墓葬、九江县磨盘墩遗址、靖安李洲坳墓葬还出土过一批具有吴越文化特征的泥质黑皮陶器、几何形印纹硬陶器和原始青瓷器。它们既与越国范围内发现的陶器器型和纹样相似，又与属吴国范围内的上海金山戚家墩遗址下层、上海马桥遗址第三层及苏南地区广为分布的土墩墓第四、五期文化出土的同类器物有不少相似的文化因素。

泥质黑皮陶器多呈灰褐色，黑皮磨光，轮制，器壁较匀薄，饰有云雷纹、弦纹、绹纹、篦点纹、叶脉纹等纹样;流行乳钉式三足，器肩常附贯耳，少见圜底器。器型有平底钵、三足洗、钵形鼎等。

几何形印纹硬陶器质地坚硬，表面多呈酱褐色，少数呈青灰色或泛红色，饰有网纹、方格纹、菱形填线纹等纹饰，尤以米字纹、方格纹、蕉叶纹居多。器型有鼎、罐、瓮等，以平底器占优势。

原始青瓷器器表多为素面，纹样仅见S形纹和梳节状纹;釉以黄绿色为多，青灰色次之，器内一般都有明显的轮旋纹。器型有碗、杯、罐等，直口直腹呈圆筒形的原始青瓷杯数量较多。

在龙虎山崖墓中还出土有两件仿铜木剑，一件为圆首，无格;另一件无首，无格，圆茎上带一凸箍。其锋端都是双刃内弧，明显具有吴越青铜剑作风。

三、越文化遗存反映的社会面貌

当年江西大部分地区真正处在越国统治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即使是在越国地理范围内的区域也属于其边缘地区，这一带出土的越式器当然无法与越国中心地区的同类出土物媲美，但由于该地区的原始居民主要是扬越、干越、于越族，其越文化的传统根深蒂固，因此在生活习俗、生产发展水平上与越国是相近的，我们从考古发现的诸多越式器上同样可以看到越国社会的大致状况。

首先是已熟练掌握农业种植技术。这一带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越人创造物质文化提供了理想的舞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过着“饭稻羹鱼”生活的越族先民们，到此时水稻种植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出土的大量有段石锛、石镞、网坠等耕作、捕捞工具和贮藏粮食用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坛罐之类大型容器就是实物例证。《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这一时期“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可知稻谷有多样的品种;“留意省察，谨除苗秽，秽除苗盛”，可见田间管理亦是相当精细的。

其次是拥有进步的青铜冶铸业。吴越铸造青铜剑的绝技天下驰名，文献记载其“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此并非溢美之词，因为不但有干将、莫邪铸剑的动人传说，更有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等实物为证。江西出土的越式剑中还有剑脊与刃锋分铸结合的复合剑，因其合金成分不同而呈色有别，故亦称“双色剑”。即使是崖墓中作随葬品用的仿铜木剑也是剑刃锋利，寒光闪烁，可见它是仿照当时质量最好的宝剑制作的。

第三是日趋成熟的青瓷器烧造业。这一时期的原始青瓷器胎质细腻，外施青釉，做成碗、碟、杯等饮食器皿，使用时利于口唇接触和洗涤。器表施青釉时采用了荡釉、浸釉、刷釉等多种技术。从其胎质、釉色来看，不要说比商代早期原始瓷器已有很大进步，即使与数百年后成熟的六朝青瓷器相比，其水平也是难分高下。

第四是发达的纺织业。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家蚕已驯化成功，到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已成为丝绸之乡。《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载勾践自吴归国，“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织成“黄丝之布”十万匹进贡于吴王。在江西出土越式器的龙虎山崖墓和靖安李洲坳丛葬墓中，同时还出土有大量丝麻织品和各种纺织器具，表明当时丝麻的加工、编织已经成为家庭手工业的主要项目。

除上述几方面外，从江西出土的文物上还能看到越文化的其他一些特征，如信奉蛇，尚断发，喜食腥，饲家畜;生居干栏房，死行岩洞葬;随葬品忌讳金属器具;使用本民族的文字符号;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等等，已有专家撰文予以详细介绍。

吴越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水网密布。吴越国先民在这方肥土沃壤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遗迹和遗物。江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有些“越式”的特点比较鲜明，有些也兼具吴越文化的特征，因为吴、越这两个东方强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在长期的相互争夺和征服的过程中，加速了两国文化的融合。这在《越绝书》等文献上均有记载，如：“吴越二邦，同气同俗。”“吴越为邻，同俗拜土……两邦同城，相庄门户。”越人与吴人的关系一直较为密切，春秋战国时期两国之间连绵不断的争霸战争，使得原本就具有近亲关系的远古吴文化(北阴阳营石器文化、湖熟青铜文化)和越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进一步融合为一，形成独具特色的东南沿海区域文化。至越灭吴以后，吴越文化更是相互交融，此时若想将吴文化和越文化截然分开是不容易的，反映在某些器物上则是同时表现出两种文化的特征。

从江西以及相关省区发现的大量越文化遗存可知，古代百越文化内涵丰富，积淀深厚，值得史学界认真研讨。已有很多专家指出，百越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民族之一，在我国最早开始养蚕并发明丝织品，最早发明冶金术，最早创烧白陶、釉陶和原始瓷器，还有较早出现耒耕农业，创造干栏式建筑和高超的木作技艺，较早产生礼器和发达的玉器制琢业等等。勤劳聪明的百越先民在南国广袤的大地上辛勤劳作，艰难开拓，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自身辉煌的发展历史，同样也为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四、关于百越首领吴芮(www.daowen.com)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户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番阳令吴芮，所谓番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闽越和东瓯原先分布在今福建和浙江南部，同样是属于“百越”的部族。秦军南下征讨百越时，最先平定闽越，并在其地设置闽中郡。因对秦王朝的歧视政策不满，闽越君无诸、东瓯首领摇率领部属追随番阳令吴芮，加入了反秦的行列。秦朝灭亡后，项羽大行分封，却未给无诸、摇王位，他俩于是怀忿反楚，“率越人佐汉”，在楚汉战争中立有战功，汉高祖五年(前202)，无诸被册封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福州)，统辖原闽中郡故地;汉惠帝三年(前192)，摇被立为东海王，都东瓯，俗称东瓯王。

闽越、东瓯的形势颇为复杂。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吴王刘濞联合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曾拉拢闽越王和东瓯王参与，当时闽越王拒绝介入，而东瓯王则参与其事，但后来刘濞事败逃至东瓯时，东瓯王在丹徒杀了刘濞。而当刘濞之子刘驹逃至闽越时，无诸却以上宾待之，并在刘驹的挑拨、鼓动下，于建元三年(前138)发兵进攻东瓯。汉武帝应东瓯王之请求而发兵救援，无诸闻风后不等汉军赶到便马上退兵而去。东瓯王担心日后再次遭受闽越攻击，在得到汉武帝恩准后率部众四万余人迁徙至江淮之间，定居于庐江郡。东瓯故地便被闽越王所占据。

吴芮是秦汉时期名声很高的政治军事人物，也是江西历史上第一个光彩耀眼的“人杰”。据《汉书·吴芮传》记载：“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

据北宋文学家、地理学家乐史称，战国时期吴申自鄱阳徙居余干县西八十里的五彩山，生子芮。《江西通志》记载，吴芮为江西余干习太乡五彩(今江西余干县邓墩)人。其父名申，吴王夫差六世孙，有高节，周末事楚烈王，谏春申君徙吴，得罪谪番，齐人劝入齐，不从，乃迁余干五彩山。“吴申徙居此山，生子芮，五彩出现，故以名山”。而据《鄱阳县志》记载，吴芮为吴王夫差七世孙，其父吴申曾在楚考列王时为臣，因谏议事被贬到番邑。秦始皇时置番县，吴芮任番县县令。《鄱阳县志》在介绍“古城址”时言及：“在府东六十里，故古县渡。汉县盖治此，即吴芮所居之地。”在介绍“冢墓”时又提及：“吴芮夫人墓，在本县侯家岗乡茶塘。”

吴芮是主动投身于反秦战争的第一位秦朝县令，这对瓦解秦朝的地方政权、鼓舞义军斗志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他因此被拥戴为百越反秦队伍的领军人物，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以至闽越王无诸、东海王摇也都领兵归属参与反秦，使其势力迅速壮大。刘邦进攻南阳时，与吴芮部将梅鋗相遇，于是合力攻下析、郦。项羽为西楚霸王，“以芮率百越诸侯，从入关”灭秦，立芮为衡山王，建都于邾(今湖北黄冈西北)，统管百越地区。

吴芮在楚汉相争之时鼎力助汉，帮助刘邦统一天下，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公元前202年刘邦登上帝位伊始即封吴芮为长沙王。汉高祖六年(前201)正月“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越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于是以原秦长沙郡建立长沙国，将湘县改名为临河湘县(即今长沙地)作为国都。吴芮任长沙王一年后在率军东击闽中时病逝于军中，谥曰文王。王位经四传，到汉高后吕雉七年(前181)因无子嗣位而国除。

而今在江西鄱阳湖地区有关吴芮的遗迹、传闻颇多，如在鄱阳县城西9公里处有吴芮观猎城遗址，传说在西门外原有吴芮观鱼台，今亦已不存。今鄱阳县城东的东湖旧名督军湖，湖上有洲，相传为吴芮部将梅鋗督水军习水战处。今鄱阳县城北灵芝门外芝山的芝山寺，系后人为纪念吴芮而建造的番君庙原址，前后有三大殿，宋范仲淹任饶州太守时由鄱阳县旧府治内迁此，元延祐四年(1317)重修。还有德兴市的“汉长沙王隐居地”、吴王铸印墩。相传余干县邓墩是吴芮故里，南宋学者王十朋曾赴吴芮出生地五彩山探幽访胜，写有《游五彩山》诗：“吴芮当年生此山，此山彩色锦官城。如今不爱繁华地，松林森森一青青。”传说浮梁鹅公滩也有吴芮旧居，在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里还见有记载：“吴芮旧居在浮梁县东北六十里。”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描述“芮宅有马迹，有龙泉，泉出石壁，四时不绝”。

吴芮目睹汉高祖刘邦大力剪除异姓王的情势，深知权力之争残酷无情，故在病逝前立下遗嘱，死后要将遗体归葬故土，选择家乡余干作为归宿之地。吴芮墓构建于当年的余干县(时称余汗)乐安乡鸡山。东汉光和元年(178)朝廷以余干县乐安乡置乐平县，鸡山属乐平县丹阳乡。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婺源建县，唐元和七年(812)又从乐平县划出丹阳乡归属婺源。在今婺源县镇头镇冷水亭村鸡笼山保存有吴芮墓，因吴芮死后其家族葬于长沙，故此墓有可能是桑梓的纪念墓。在5千平方米范围的山上并列三座封土堆，第三号封土堆即为长沙王墓。墓坐南朝北，土石结构，封土堆宽5米，长8米，存高10米。墓前一通石碑为清雍正十一年(1733)所立，碑文为“延陵郡卅世祖汉长沙王讳芮谥文吴公之墓”;另一通石碑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立，碑文为“汉长沙吴文王芮墓”。

尽管刘邦在西汉初年封了不少异姓王，但这些异姓王大多在位时间不长，他们皆因各自的罪名被诛、被废，只有吴芮及其子孙的长沙王位安然至终，其中有“立大功而不骄，居王位能恭谨，不恣肆，忠君”等多方面的因素，但“从百越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以及“在江南百越人中间的威望很高”无疑是更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在研究百越历史时，应该对吴芮这位“百越首领”给予必要的关注。

注：

①李科友：《试论干越及与吴越的关系》，见《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

②［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余干县”。

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发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

④李家和、刘林：《婺源县中云发现商周遗址》，《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4期。

⑤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等：《江西万年类型商文化遗址调查》，《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合刊。

⑥刘玲等：《江西万年县古文化遗址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10期。

⑦刘林等：《1961年江西万年遗址的调查和墓葬清理》，《考古》1962年第4期。

⑧王立斌：《铅山县发现商周遗址》，《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2期。

⑨刘林等：《1961年江西万年遗址的调查和墓葬清理》，《考古》1962年第4期。

⑩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玉山双明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南方文物》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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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余干县”。

《汉书》卷一《高帝纪》上。

许怀林主编：《江西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作者：金来恩：贵溪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刘遇春：萍乡市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