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日、龙与中国传统专制文化

文◎王曾瑜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专制文化中，经常用以比喻君主者只怕就是天、日和龙。

先说天。《礼记·曲礼》说：“君天下曰天子。”《旧唐书》卷九八《魏知古传》载其上奏说：“臣闻人以君为天，君以人为本。”宋·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读鄘风》说：“臣以君为天，妇以夫为天。”

因为君主是天，“天颜”就成了君主专有名词，《吴越春秋》卷八说：“群臣拜舞天颜。”后来“天颜”一词使用颇滥，如“仰祗天颜”、“恋仰天颜”、“仰奉天颜”、“入觐天颜”、“瞻仰天颜”之类，都是臣子叩拜君父的必用词汇。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之语，但此“天”字并非是指君主，而是指天命。《隋书》卷四十“史臣曰：‘梁士彦、宇文忻皆一时之壮士也。遭云雷之会，并以勇略成名，遂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报者倦矣，施者未厌，将生厉阶，求逞其欲。及兹颠坠，自取之也。’”此处就是将隋高祖的皇位喻之为“天”。《靖康要录笺注》卷十靖康元年(1126)八月二十六日，臣僚弹劾吴敏说：“上皇内禅，睿智先定，父子授受，夫复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旨，乃贪天之功，以为已有，叨处二府，窃据相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己亥条载，南宋初，范同献策，罢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兵权，后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范同说：“朝廷收天下兵柄，归之宥密，而同辄於稠人之中，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此处的“天”当然是指宋高宗。“贪天之功”遂成臣子不遵守或丧失臣规的代名词，而一切功勋必须归之于皇帝。

再说日。《尚书·汤誓》说，夏的百姓诅咒夏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是因为夏桀自比太阳，说天下不可没有太阳，怨恨的百姓则回应说，宁可不要太阳，即大家宁愿与暴君一起灭亡。

唐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说：“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此处的“日色”是一语双关，同时意味着旭日初升和天子上殿。

《昭明文选》卷二九《古诗十九首》有汉诗“浮云蔽白日”，以喻邪佞之臣遮蔽了皇帝的圣聪。李白诗《登金陵凤凰台》则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著名诗句。此类巧妙的比喻，无非是君主专制的条件下，必须肯定太阳的光辉，即皇帝的圣聪是永恒的，不容置疑的，否则，岂非是有不臣之心。

最后说龙。依今人的科学知识，肯定中国汉族心目中的龙只是传说的动物，而不是地球上存在过的动物。有的学者认为，龙的原型是鳄鱼，古时中原多鳄鱼，是有道理的。有趣的是土耳其(突厥)也有十二生肖，只是以鳄鱼替换了龙。古突厥人应是从中原文明中吸收了十二生肖。其十二生肖的定型则应是民族西迁，特别是建立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北非之后。这似乎是返祖的巧合。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民间诅咒秦始皇说：“今年祖龙死。”裴骃的解释说：“龙，人君象。”汉朝的刘邦称帝，就有各种龙的迷信传说。宋元之交的方回，在《古今考》卷六《亚父使人望沛公气皆为龙成五色》中说：“沛公(刘邦)乃太公所生，亦人也，而谓母媪梦交于龙，如此则沛公非太公之子，乃龙之子耳。龙，兽也，沛公，人也，龙交于人而不生龙，乃生为人，无是理也。后世以龙为天子，以日为天子，故妇人生天子者，辄书曰梦龙。”

但以龙作为君主和皇帝的文化符号，大致应起源在秦汉之前。今人称垄断，《孟子·公孙丑下》原作“龙断”，含有龙至尊无上之意。《竹书纪年》卷上说黄帝“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古书中常用“龙颜”代表皇帝，而真龙天子的长相自然必须是“龙颜”。《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刘邦“为人隆凖而龙颜”，裴骃的解释说：“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貎似龙，长颈而高鼻。”《南史》卷六《梁本纪》说梁武帝萧衍“生而有异光，状貌殊特，日角龙颜，重岳虎顾，舌文八字，项有浮光，身映日无景，两骻骈骨，项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陈书》卷一《高祖纪》说陈霸先“身长七尺五寸，日角龙颜，垂手过膝”。《旧唐书》卷二《太宗纪》载，李世民“时年四岁，有书生自言善相，谒高祖曰：‘公贵人也，且有贵子。’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太平广记》卷二二四《武后》说袁天纲见武则天，“大惊，曰：‘日角龙颜，龙睛凤颈，伏牺之相，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若是女，当为天下主也。’”关于“日角”，据唐李贤在《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注中说：“日角谓庭中骨起，状如日。”至于何者可谓“龙颜”，已难于说清楚，依裴骃的解释，唯有今人所谓长脖，算是龙颜的标准之一吧。至于“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就更是说不清，道不明。尽管古人崇拜皇帝，谁也说不清楚，什么就算是标准的皇帝相貌。朱元璋脸上长麻子，翘下巴，十分难看，又何以算是皇帝的长相呢?明孙瑴《古微书》卷二八，卷三三，卷三五，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四《如来三十二相》有对“帝王之相”的描述，文字冗长，有的取自传说，读后仍无法判定什么是“帝王之相”。古人此类模糊的描述，无非是宣扬真龙天子的天生贵命而已。

《五灯会元》卷十一载，后唐庄宗召见临济玄禅师法嗣，说：“朕收中原，获得一宝，未曽有人酬价。”和尚说：“请陛下宝看。”唐庄宗以两手舒幞头脚，和尚说：“君王之宝，谁敢酬价。”于是“龙颜大悦，赐紫衣师号，师皆不受”。元杨载《杨仲弘集》卷八《题广寒龙先生诗卷》(其二)说：“人事休祥靡不知，道高曾作帝王师。龙颜大悦承天宠，长记麻衣上殿时。”

龙既然是皇帝文化的代表，故皇帝的服饰、器用、宫殿之类，就享用以龙装饰的专利。《仪礼·觐礼》说：“天子乘龙，载大旗，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诗经·商颂·玄鸟》：“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周颂·载见》说：“龙旂阳阳，和铃央央。”商王和周王都使用“龙旂”。《鲁颂·閟宫》：“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旂承祀。六辔耳耳。”看来当时鲁公也使用“龙旂”。

人们常说皇帝穿龙袍，其实龙袍一词出现并不早。元代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二九《读明皇杂事》：“西内凄凉惨落晖，高将军去事尤危。起居听彻公卿表，泪拭龙袍只自悲。”卷三四《沙丘怀古》说：“陌上行人去不还，眼中豺虎满朝班。齐云楼下陂陀血，红比龙袍色更殷。”此为“读《唐昭宗纪》”之作。陈孚《陈刚中诗集》卷三《八月朝回呈学士阎静斋李野斋赵方塘》：“十二光明阙，神仙奠巨鳌。风清双雉扇，天近五龙袍。玉斧红云合，金茎碧露髙。圣明千载会，喜色动旌旄。”(www.daowen.com)

人们常称皇帝的座位为龙椅，也是较晚出现的事。《元史》卷七八《舆服志》载，在玉“辂之中，金涂鍮石较碾玉龙椅”，其他金辂、象辂、革辂和木辂都设“龙椅”。元代的龙椅还是设在车中，明清时，龙椅方逐渐成为皇帝的正式坐椅。《绥寇纪略》卷十二，崇祯八年(1635)火灾，“火延及于茵蓐、御座，为文皇帝盘龙椅皆焚”。

皇帝的恩典，就成了“龙恩”。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七《张仲钦朝阳亭》之《次韵》：“丝纶迭至龙恩重，绣斧前驱蜑雾平。”张仲钦名张维，见同书卷十四《棠阴阁记》和《景定建康志》卷二二《亭轩》“朝阳亭”。元朝王祯《农书》卷四《收获篇第十一》说：“夫田家作苦，令收获以时，了无遗滞，黍稷富仓箱之望，足慰勤劳，乡社结闾里之欢，逓相庆劳，有以见国家龙恩之所被，而民俗乐业之无穷也。”明吴宽《家藏集》卷三《送同年简齐道归省》诗说：“晓日攀龙恩似海，秋风跃马去如飞。”

宋时称皇帝未登基前的随从，谓之“随龙”，当时有特殊的“随龙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四元符元年(1098)八月丙申：“故入内押班、赠昭化军留后刘惟简特赠节度使，以随龙恩也。”但到明代，则称“从龙”。《明史》卷三○七《陆炳传》：“世宗入承大统，(陆)松以从龙恩，迁锦衣副千户，累官后府都督佥事、协理锦衣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九《兵马副指挥蔡公传》说：“自古帝乡之人多贵显，谓之从龙恩，盖地灵使然。”

皇帝创业、继位之类，古书上又常称之为龙兴、龙飞、龙翔之类。《汉书》卷四五《息夫躬传》说：“上亡继嗣，体久不平，关东诸侯，心争阴谋。今无盐有大石自立，闻邪臣托往事，以为大山石立，而先帝龙兴。”《后汉书》卷二八上《冯衍传》说：“(光武)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众，将散乱之兵，喢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两条记载是“龙兴”的实例。《梁书》卷五六《侯景传》说：“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艺。昔因世季，龙翔汉、沔，夷凶剪乱，克雪家怨。”这是“龙翔”的实例。《后汉书》卷五八《臧洪传》：“光武创基兆于绿林，卒能龙飞受命，中兴帝业。”这又是“龙飞”的实例。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三省枢密院激赏库》称宋高宗登基为“建炎龙兴”。《独醒杂志》卷六记载，新淦人余师郝“名处俊，登建炎龙飞乙科，不及禄而卒”。都是指宋高宗即位。

皇帝的位置可称龙位。如宋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十六《赐谥谢皇帝表》说：“恭凖告命，大父先臣飞赐谥忠武者。龙位履尊，亟举恤功之典;凤纶贲宠，载更节恵之文。”这是指宋理宗才即位，就给岳飞改谥忠武。

甚至宋徽宗当了金朝俘虏，客死东北，《宋史》卷三七三《朱弁传》载他哀悼宋徽宗之词：“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以表示自己作为大宋臣子不胜犬马之哀思。

龙文化既代表君主，就必然有其酷虐的象征。《韩非子·说难》说：“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后世就一直将“逆鳞”一词比喻为只要对皇帝稍有触犯，可怖的杀身之祸也就会随之而来。

历史沉滓确是会浮泛的。在“文革”期间，一方面，以“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号召，不分青红皂白，无情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珍品，包括许多文物古迹。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复活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被批判的传统专制文化。初则批判翦伯赞先生“吹捧帝王将相”(其实，翦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统治阶级中很少量有贡献的帝王将相，也只是持有分寸的、适度的肯定，这当然是不错的)，终则肉麻地热捧法家女皇武则天。如今回想起来，现代炮制和生产专制文化者的思想确是非常贫乏的，他们的本领大抵是从古老的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思想库中摭拾点破烂旧货，或依样画葫芦，或改头换面，强制灌输和兜售，唬弄人民。

改革开放以来，讴歌清康熙、雍正等皇帝的小说和电视剧，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之类，是再落后不过的专制文化，却又甚嚣尘上。这又是可憎的专制文化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之明证。不见一时被炒作得很热的《康熙王朝》的歌词说：“我真想再活五百年。”按康熙卒年计算，帝制就应该维持到2222年，作者当然是会甘心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者，如何了得?

笔者十多年来，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安。专制思想文化的猖獗，就是个人自感身居“危”地的原因之一。可尊敬的前辈黎澍先生早就提出批判专制主义的任务，但和之者寡。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完全不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严重落后的上层建筑，必定会在刬革之列。不管征程如何漫长而曲折，讨伐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一场硬仗恶战，必将以胜利告终，因为这是实现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韩愈在《原道》中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原是针对破除释老之教而言的。如果不彻底批判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祛除其对整个民族心灵的毒害，中华民族又何以创造新的文明，而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成为文化强国?

龙在今天已成了中国的文化符号，说来也巧，如美国的文化符号是鹰，印度是象，俄国是熊，英国是狮，法国是鸡，是否是古代图腾文化的延续?今年是龙年，人们纷纷赞颂龙的腾空奋飞的精神，以鼓舞中国人奋发图强，这是很好的。但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点论，龙文化自然也应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本文着重谈了龙文化的消极方面，希望人们本着居危思安的精神，引起注意。

(作者：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