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作战回忆录(下)

文◎吴成箕

八、争夺制空权

我们在新安州保卫清川江大桥和敌机打了快一年，实际是争夺了一年的制空权。敌F-84低空轰炸对桥梁有一定威胁，但我们的小高炮和高射机枪对它的威胁更大，它只能偷袭，但成功率却不高。B-29则不一样，我们有了85mm中高炮后，它就飞到6000米以上的高空水平轰炸，而且是通过精确计算进行的，我们中高炮到6000米精度就不高了，而100mm的大高炮我们没有。所以隔两三天B-29来，大桥还是被炸毁。我们的米格-15在早期对它威胁不大。我们在阵地上经常看到一大批F-86从我们空中向北飞过去，不久B-29就来炸桥，那是F-86在北部地区对志愿军的米格-15进行阻击。直到我空军壮大了，把F-86压到清川江上空一带，才开始有我空军的话语权。直到有一天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就在新安州上空，敌我双方大约各出动了60多架飞机在空中激战，我们怕打到自己的飞机，不敢开炮。只见天空同时出现了五六个降落伞飘落，可见战斗之惨烈。这次决战之后，很少看到有大批的F-86越过清川江往北走。有一天几架“胆大”的B-29往北越过清川江飞去，我们的米格15往南飞。后来才知道那是在南边挡住F-86，以便我们的另一批米格15在北边打击B-29，三架当时被击落两架，另一架负伤后向南逃窜，中途还是摔下来了。此役之后，再没有看到B-29白天来过，至于F-84，还是常来偷袭，但成功率不高，我们小高炮和高射机枪对其还是有威慑作用。

大约平静了半个多月，B-29改成晚上来轰炸大桥，又是一炸一个准。我军虽然有探照灯，但数量少，也照不准。敌人的B-26轻型轰炸机还常向照空部队投弹扫射，使得敌机又疯狂了一阵子。后来，照空部队有了雷达，又增加了探照灯，敌B-29一来就被抓住目标，三四个探照灯同时照准B-29，B-26来捣乱时，它飞向那个探照灯那个就关闭，此时我们的85mm中高炮通过指挥仪对准目标，比白天好打多了，尤其是后来志愿军空军也学会了夜航技术，B-29在明处，米格-15在暗处，更加好打，来一架打落一架。从此，清川江上空的制空权牢牢的被志愿军掌握了，F-84偷袭也成不了大气候。

1952年6月我调到41营营部，1952年9月，我又调到主管我们营的炮兵64师教导大队。从此，我脱离了战斗连队的生活。不过在我到新工作岗位后半年左右，在新安州地区发生了一场我入朝以后所见过的最惨烈的战斗。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敌机进行了五次疯狂的轰炸和扫射。我们教导大队离新安州不太远，看得清清楚楚。这几天敌人大约出动了一千多架次F-84，利用太阳光线掩护，来回俯冲轰炸，既炸阵地，也炸桥梁，几个月没来的B-29也出动20多架次投入战斗。战斗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我们的指挥部也预先分析到这个情况，集中了六个高炮团、两个探照灯营和两个独立高炮营对敌作战。这场战斗，双方损失都很惨重。此役后，B-29白天不敢再来，晚上来一架又被探照灯“抓住”一架，它扔的炸弹也不像以前那样精确击中目标，而是像“拉稀屎”一样连绵一两公里。这次战斗以后，新安州上空安静多了，我们把它叫做“最后的疯狂”。

第三章　值得记载的几件事

九、反细菌战

1952年2月初，我们从广播里收听到美军对我志愿军实行了细菌战，开始还没有引起太大重视。后来因前方有的部队死了人才开始关注。直到3月的一天早上，在我们阵地上发现一颗细菌弹才紧张起来。我和连长都到现场察看。细菌弹的外壳是不到3mm的钢板，裂成对等的两半躺在地上，中间又横向隔了两三层。细菌弹周围和弹体上都满是甲壳虫一样的昆虫，四处向外爬，我们赶快放火烧。不久又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一枚细菌弹，放出来的是苍蝇，到处乱飞，我们赶紧用烟雾驱赶。当时清川江的天气还比较冷，这些虫子过一个晚上就会冻死。

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正式下达反细菌战的命令是在2月下旬，并大规模宣传细菌战的危害性，师部派卫生人员向指战员讲解卫生防疫知识，同时也派翻译配合卫生人员向朝鲜老百姓宣传共同防御的重要性，随即组织卫生人员分批次向各连队和驻地群众注射鼠疫、伤寒、“四联”，“五联”等疫苗。别看一些战士打仗不怕死，可是防疫针打多了也躲避，因为痛，有的还有发烧、红肿等反应。有一位战士甚至用牙齿咬打过针的地方。后来每人发一个本子进行登记，以防有人当“逃兵”。各连还发放配好的消毒水，如再发现细菌弹，就立即消毒处理。

三月份以后，天气开始转暖，正是细菌繁殖的季节，部队开始大搞环境卫生。尤其对个人卫生经常进行检查、评比。我们把敌机扔下的副油箱破开，架起炉烧水洗澡，煮衣服和被子。我国政府在国际上广泛揭露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罪行，美国佬怕遭到国际社会谴责，不敢再在我们阵地四周投放细菌弹了。对我们来说，通过反细菌战，部队的卫生面貌大大改观，从此以后和虱子彻底告别，养成经常洗衣服、洗澡、晒被子的良好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佬的细菌战倒还真的帮了我军的大忙。

十、战地文化活动

我是连队文化教员，主要职责是搞好连队文化体育活动，进行扫盲教育，协助指导员搞好宣传鼓动工作。入朝后的头两三个月，由于对对空作战的环境不适应，再加上敌机活动频繁，与上级领导又失去联系，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除作战时做点宣传鼓动工作外，几乎无所事事。几个月后，随着经验的丰富，对敌机活动规律的逐步掌握，战地文化活动也逐步开展起来。1952年9月以前，我们连队战地文化活动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扫盲。利用连队司务长回丹东采购的机会带回小黑板，每个班一块以及纸、笔等，利用战斗间隙教不识字的战士认字、写字。听到空袭号声，立即跑步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敌机走后开始学习。

二是唱歌。利用晚点名的时候教唱战斗歌曲，由于要教唱歌，逼得我不得不练习准确发音和对着简谱即时唱歌。

三是开展各种体育活动。每天早上带领大家做广播操，挖沙坑练习跳高、跳远，自己动手制作简易的单杠双杠。

四是洗冷水脸。我们阵地在山上，山下是活的泉水，清川江南岸冬天是零下20多度，泉水到山顶就结冰，要砸开冰把水倒入脸盆洗，冻得脸和手通红，据说这样可以增强抵抗力。

五是跳舞。师部先把各连的文化教员分批集中到一个地方教练，学会后就回连队教，许多老班长想不通也要学。

六是文娱晚会。连队几乎一两个月就要开展一次文娱演出活动，各班排自编自演，有快板、山东快书、兵演兵等小节目，我是文化教员，自然就要编排一些“大”节目表演。

我在连队的文化水平“最”高，不仅每个月要协助指导员向上级写总结报告，甚至我不是共产党员还叫我给连队党员上党课，帮指导员传达文件等。

最令人深刻难忘的是1951年和1952年的两次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到来(第三次在停战以后，那时我已经回国)。身在异国他乡，能见到祖国人民的身影，欣赏到祖国艺术家的演出，那种心情是国内任何时候都体验不到的。严凤英、王少舫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至今还常常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营和另一个团是在志愿军“西指”大礼堂观看演出的。说是大礼堂，实际是一个大溶洞，进去的巷道有200多米，两边是指挥机关的办公室，最里面就是大礼堂，后高前低，“椅子”是石头做的，足可容纳一个步兵团。我当时就为之一震：志愿军工程兵真了不起。

慰问品有慰问手册、慰问巾、和平鸽纪念章、搪瓷茶缸等，都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还有祖国亲人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都是中学生、大学生写的。我挑选了一封信，与对方联系，通了几次信后，因战事紧张而中断。

1952年夏季的一天，风和日丽，我们四十一营的五位文化教员相约到山下走走，领略一下朝鲜的美丽风光，不觉到了老安州城，尽管都是一片废墟，但有些胆大的朝鲜老乡看到志愿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创造的商机，赶紧把破房子修一修，开起了一个照相馆。我们几位觉得机会难得，在此照了几张照片作纪念。这一年早些时候，我和一位排长，一位文书还在我们战斗的阵地山脚下照了一张开边三轮摩托车雪景照。

开展速成识字法教学是1952年5月以后的一项最深入、最轰轰烈烈的一项重要工作。它的主要任务除扫盲外，就是把副排级以上(或计划将来提干的)干部通过三个月时间在语文方面提高到高小毕业的水平。这些人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考验，又富有带兵经验，他们是未来建军的骨干。师部先把文化教员集中到师教导大队集中学习，一个月后回连队开展速成教学。我由于成绩较好，师教导大队留下我当教员，分配到三中队任文化教员，一共有三人，我是组长。三中队指导员叫刘喜堂是营级干部，学员全是战斗部队的连排长，也有个别优秀班长。速成识字法实际是根据成年人阅历丰富、思维能力强的特点，通过注音字母做拐棍，对一些常用字强记，而后阅读短文，再练习写“话”，再把“话”联起来成为短文的一种成年人的快速学习方法。通过三个月的学习，大部分都可以达到读写三千字以上的效果。

我们教导大队驻扎在依山傍水的深山老林，住的是民房，老百姓的房子没有受到严重破坏。但教室是在大树林里找一个较好的平地用树干和茅草搭起来的，桌子、板凳也是用木板支起来的，不过比起战斗连队，条件好多了，也“安静”多了，很少见敌机来打扰。

教导大队改编成军士教导营以后，我们中队的任务是培训汽车驾驶员。文化教员的任务之一就是随车带领学员唱歌、说快板，活跃文化生活，当然我也顺便偷着学开车。我的胆也大，一上车就在教练的指导下挂了四档。有一次不小心把一辆朝鲜的牛车挤坏了，我们赶紧停车把牛车扶好，回来后没有敢向领导实报，因为那是违犯群众纪律的，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对不起那位赶车的朝鲜老大爷。

十一、反两栖登陆战作战准备

反两栖登陆作战是我们在朝鲜作战准备最充分、准备时间最长、物资准备最充足、思想动员最深入的一次战争准备，也是我终生最难忘的一次战争准备，到现在快六十年了，仍记忆犹新。1952年12月底到1953年4月，我正好在司机训练队，几乎天天在外面跑，更亲眼目睹了一部分准备情况。

在经历了第四、第五次战役以后，特别是上甘岭战役以后，敌人在停战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通过战争手段也以损兵折将而告终，但又想尽快体面地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美军决心孤注一掷，充分利用他们的海空优势，在朝鲜蜂腰部再次实行两栖登陆，并把志愿军赶过鸭绿江。据志愿军情报部门的报告，敌人的登陆点在西海岸，敌人的空降地点就在安州、介川、球场一带，并计划在这一带选择合适的地点投放原子弹。我们在师部听报告时，报告人甚至把美国驻扎在日本的一些空军基地和驻扎在南朝鲜的空军基地各负责轰炸什么地方都说得很具体，当时我就很佩服我军的情报人员。

志愿军准备工作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深入动员。口号是“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要么立功，要么牺牲。说实在的，因为是立体战争，不知敌人从哪里来，我甚至有两三个晚上做梦都是抓俘虏。

其次是挖好防御工事。要求防空洞既要能防御敌人的8英寸炮弹轰击，也要能防御自己的152毫米榴弹炮的袭击。当时规定，只要一发现敌人空降，就要集中一切火炮向那里轰击，不管那里有没有自己的部队，务求把空降部队就地歼灭。

第三是挖坑道。教练车路过的山沟，都能看到部队修坑道的痕迹，时不时听到炸坑道的爆炸声。在海滩上挖的阻止敌人抢滩登陆的战壕，据说有几米宽和深，用石料和水泥砌成，这样的战壕有两道，以阻止敌人的装甲车前进。

第四是储备物资。除武器弹药外各部队必须储备三个月的粮食和生活必须品，看到许多山洞里和部分公路底下都埋伏着坦克和大炮。(www.daowen.com)

第五是增加部队。上级告诉我们是每平方公里一个营，并形象地说，我们抓到美国兵，一个人架住一条胳膊，后面还有一个拣鞋子的，也就是说敌我兵力之比是三比一。

反两栖登陆作战要求前方的部队不要动，待粉碎敌人两栖登陆作战后，前方部队再一鼓作气把敌人推下海。据师领导告诉我们，毛主席把彭老总叫到北京问这次反登陆作战有什么要求，彭总说别的不需要了，就是要派空军到前线去配合反击冲锋，毛主席除答应派空军到一线外，还告诉彭老总，准备把我们的海军也派出去锻炼锻炼。我们听了更加信心十足。

大概美国佬侦察到我们充分的作战准备，不敢冒更大的风险，或许是双方已经打得筋疲力尽，都不想硬拼吧，两栖登陆战没有打起来，中断了的停战谈判重新开始。先前在交换战俘问题上“卡壳”，现在解开了。我们做了充分的不死就立功的思想准备落空了，当时真有点遗憾。

十二、和朝鲜人民的情谊

在朝鲜三年里，印象最深的是善良而又坚强的朝鲜人民。尤其我在清川江伴的战斗岁月，山脚下就是和我们生死与共的朝鲜老百姓，亲眼目睹了许多我终生难忘的既普通而又令人敬佩的“小事”。

为了祖国的尊严，朝鲜阿妈妮和阿滋妈妮把自己的儿子和丈夫送上了前线，在后方看不到60岁以下的男人，男孩被送到我们东北“保存”起来，以备将来保卫国家储备力量。

为了前方，妇女们把后方的一切都承担起来，包括种田、修路、运送物资。朝鲜妇女运物资不是用双肩，而是用头顶，那是多艰苦啊。她们有的还轮流守夜，抓暗藏的奸细，因为这些奸细在夜间利用信号弹为敌机指示目标。

她们把大部分粮食都送上了前线，自己吃的是稀饭、瓜菜等。当有人民军的军官路过办事需要吃饭的时候，她们却拿出储存的一点粮食为他们做大米干饭。在美国佬实行绞杀战，清川江又涨水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她们挖树根，剥树皮，煮熟了吃。

朝鲜老大娘对志愿军也是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关怀。有一次部队转移去顺川，我们连部几个人有事在路上耽误一下，晚上就在老乡家里借宿，睡的是通炕，很冷。老大娘临时把保存得干干净净的被子盖在我们身上，我们好久没有感受过母爱了，看到老大娘慈祥的面孔，我们感到很幸福。

1952年对空作战的战事好转，我们部队利用空隙到山下为朝鲜老百姓翻地、种粮，没有牛和犁，就用长锹铲，一人扶锹，二人在前面拉绳子，一人一根绳，铲地也很快。时间长了，军民感情也更深了。

朝鲜民族是一个乐观的民族。她们能歌善舞，不管老少，即使吃树皮也跳。我们也跟着学了许多朝鲜歌，如金日成之歌，阿里郎，拖拉机……。也学会了一些朝鲜舞。端午节来了，朝鲜大嫂和小姑娘少不了穿着节日的长裙一边跳舞，一边轮流荡秋千，秋千是在树上挂着的简单秋千，甚是快乐。敌机来了立即躲进防空洞，没什么可怕的，敌机走了照样庆祝。

十三、其他

还有几件“小事”，简要的记录一下：

其一：优待战俘。1951年秋在我们阵地上空击落一架F-84，敌飞行员跳伞，我们迅速把他俘虏过来(去晚了不行，落到朝鲜老乡手里会把他们打死)，放在营部“供着”。那时正好清川江涨水，我们吃的是压缩饼干和炒面，可给他大米饭还不吃，要吃面包，那哪儿有哩，只有给他蒸馒头吃。战士们气炸了，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们的俘虏政策。就这样“供”了一个礼拜，最后联系到上级把他送走了。

1952年夏，战事好转，听说新安州从前线运来许多俘虏，有美国的，英国的，还有土耳其的。我们连部两三个人相约到新安州火车站去看俘虏，大约有上百号人。四边站了许多手持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我们正赶上开饭，吃的是米饭，管饱。菜里面有一点肉，他们不会用筷子，就用手抓，照样吃得很香，吃完了用手一擦嘴巴完事。

其二：国内的重大政治运动也波及志愿军，我们连队也要参与“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连队反谁呢，只有司务长和钱打交道，还经常回国采购，是重点怀疑对象。那时白天上班工作，晚上“打老虎”，每天搞到一两点。那时大老虎的标准是一个亿以上，中老虎是1000万～5000万，小老虎是100万以上。我们的津贴是2万元多一点(都是旧人民币)，司务长挨不上边，只好“解放”，最后做点思想工作。我对这次“打老虎”印象很深刻，从此在思想上埋下阴影：不管做什么也不要做经济工作，少和钱打交道，一直到我离开部队，都没有答应做总务工作。

其三：审干。1953年对每个干部履历表都要重新审查。那时的人确实忠诚老实。有一次我帮一位排长写履历表，他是1945年8月参军的，我问他是8月15以前还是以后，他说实在记不得了，我提醒他这可是个关键日子，他说反正就在那个时候，晚上还在打仗，他离开家随部队打鬼子走了。我叫他多想一想，最终参军日期还是空在那里。我也一样，副指导员问我到底是读的高中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我说的确是高一。他说到时候吃亏别怪组织啊!我说在初中留级一年，故只读到高一，就参加革命了。此事到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时才明白，原来高二参军授少尉，高一以下就只能授准尉了。

第四章　尾声

十四、停战以后

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开始，至1953年7月一直谈谈停停，谈不下去就打，打不出什么结果又谈，整整拖了两年。直到1953年7月27日，我们从广播里听到和平协议签字了，才真的感到和平来临了。那天印象最深的有一个班迫不及待地把电灯拉到防空洞门口高高挂起，一到晚上就把灯亮了。战时管制灯火，外面看不到灯光。这一下把附近的山沟照得特亮，当时真担心，因为才签字，怕万一敌机来偷袭，遭受不必要的损失。由于过厌了灯火管制的生活，一两天之后，不管是军人还是老百姓都开始亮灯了，许多老百姓搬出防空洞，修理好自己的家园，逐渐开始过正常的生活。我们听惯敌机在上空盘旋，每天总能听到几次炸弹爆炸声和机枪扫射声，现在突然听不到了，好像生活中少了一点什么似的，有些不适应。

我在教导大队(军士教导营)度过了一年多，有点蹲机关的感觉，不适应。1953年底，师干部科的同志和我谈话，我倾吐了心愿，很想到连队去，那里很充实。后来师部满足了我的要求，不过没有回到我原来的独立41营，而是调到炮兵64师612团1连，还是干老本行。由于停战了，我们住进了民房，开始正规的训练和文化体育活动，每天跑步、打球、操练、学理论，开始逐步向正规化迈进。

不到一个月，由于我们师在朝作战战功卓著，军委决定我们师到北京接受毛主席国庆节检阅，大家不知有多高兴。莫说是见毛主席，即使能到天安门前走一次都是一辈子的幸福。可没过多久，许多人是白高兴了。原来我们受阅部队要整编，把不适合接受检阅的和准备参加受阅的人员分开，凡出身不好的、文化程度不高以及长相身材不佳的均不去。减员后不够的则从师部、团部调来，再不够从别的单位借。我们看到一个个都长得很帅，有的战士说怪话：都是“小白脸”。我是地主出身，自然不在受阅部队之列。后来我有幸调到河北良乡，国庆那天我们几个人就在前门外。不久，有人遇到参加阅兵的战友，他们说训练时又苦又累，比在朝鲜作战累得多，有的“小白脸”累的掉眼泪。

在送走受阅部队之后，我们余下的超过一半的人马，接到回国的命令，收拾物资整理好环境卫生，做好回国的准备工作。回国经过鸭绿江要接受中立国监察小组检查。为了避开检查，我们每人带干粮，一个罐头筒子装大小便用。坐闷罐车，规定停车检查时，不管外面怎么敲门，都不许做声。原来我们是当货物拉回国，瞒过监察小组。其实我们晚上上车，没有走新义州，也没有停车，一觉醒来，已是一个晴好的早上。停车下来一看，已到了祖国的宽旬。后来听说，我们曾把大批作战物资拆成零部件，以维修物资的名义大量运进朝鲜，而后组装。其中包括坦克、大炮。此时我才明白，交战双方是不能搞诚信的，否则就要挨打。

我们留守部队在宽旬稍事停留后，就乘火车一路南下，一直到上饶附近的一个乡村驻扎下来，休整了半个多月。种种迹象表明，我们要到福建去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了，又有仗打了，许多人感到万幸——还好没有选上参加阅兵，否则错过解放台湾的机会。

在上饶休整半个月后，部队向福建挺进。第二天我和一位侦察员乘一辆运送炮弹的吉斯150向福州进发。虽然是砂石路，但比朝鲜的战地公路不知要平坦多少倍。司机心情舒畅，车开得很快，爬上武夷山，就到了分水岭，前面就是福建，一路下坡，更加舒心。我和侦察员一边欣赏武夷山美景，一边唱歌舒发感情。谁知乐极生悲，由于车速太快，汽车差一点掉进右边的深沟。司机猛打方向盘，一下撞到左边的岩石上，汽车停下了。我们俩正庆幸没有粉身碎骨时，侦察员猛然看到脚掌被撞得和骨头分离，鲜血直流，此时他感到痛了，叫了两句，而后咬紧牙，强忍疼痛。我赶紧撕开一条床单为他包扎，而后在路边拦下一辆吉普车(那时路上大部分是军车)，请他们把侦察员送到福建军区医院治疗。又请路过的军车帮忙把撞坏的水箱修好，然后下山，此时司机再也不敢开快车了。

平安到达连队，指导员通知我不要打开行李，第二天去师部报到。当晚连队弄了几个菜，排以上干部聚会，一起进晚餐，算是一个欢送会。就这样，我到612团，还不到半年，又要到新的地方去了。

十五、建设现代化国防

第二天，连部派车把我送到64师师部驻地惠安。在这里见到我原在教导大队时一起进行速成识字教学的十多位教员。师政治部主任召集开会，交代我们九月底前到河北省良乡县窦店乡的炮兵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去报到。从此我把自己献给了军队的现代化事业，从第一文化速成中学而后到沈阳炮兵学校，再到北京炮兵学校，最后通过与武威炮兵学校合并而正式进入陆基战略导弹部队。

在武威炮兵学校，为了教学需要，通过自学、函授和分别送到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北京航空学院进修，个人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逐步提高，最终成为培养导弹部队技师的武威炮校基础课的骨干教员。

在炮兵院校一干就是十五年，其间经历了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其间，当过“积极分子”，也当过“运动员”，“反动权威”，苦辣酸甜样样都尝过。最后由于院校撤并，武威炮校改编为基地。而我有海外关系，又不是专业教员，年龄也差不多了，于1969年底确定复员到地方，此时我万念俱灰，决心到地方工厂当一名工人。因此进了江西量具刃具厂当了一名工人，最后落实转业军人政策，在这里平平安安度过了下半生。

(作者：抗美援朝部队文化教员，江西省量具刀具厂退休干部)

志愿军战士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