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因时通变的学术思想述评

文◎胡迎建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义宁州(今修水县)人。“少负志节，诗文皆有法度”。咸丰元年(1851)中举后，漫游各地。其性情开朗机敏，恢疏倜傥，洞晓情伪，应机立断。自言：“以十年之功，讲求实学，于身心性命之源、治国平天下之要，精研实体，期可见诸施行，外而兵法战阵之学，亦当深晓其意。复于此十年中，游览四方山川关塞扼要之处，从当世贤豪交游，历南北贤公戎幕以广耳目、增阅历，考证其所学。”(《答黄鸿九书》1816页)咸丰十年(1860)入京会试未中，滞留京师，得交四方隽雅之士，与湖南举子易佩绅、罗亨奎以道义、经世济民之学相切磋，时称三君子。有一天，陈宝箴在酒楼饮酒，远远望见圆明园遭焚烧，知是英法联军在京抢掠所为，捶案大哭，四座皆惊。时太平军势力大盛，他往湖南加入易佩绅、罗亨奎所率果健营，抵御太平军石达开部。后来两江总督曾国藩屯安庆府，陈宝箴往游，向曾国藩献策，又赴江西席宝田军幕，当时，席宝田与江西巡抚沈葆祯不和，而沈又与曾国藩多有龃龉，为共同对抗太平军，陈宝箴屡为之释嫌隙。同治三年(1864)，助席宝田在石城杨家牌追击太平军余部，俘获幼天王与干王洪仁玕等。同治五年(1866)，刘坤一致曾国藩推荐书中说：“唯有义宁举人、已保知府陈宝箴品学尚优，胆识亦茂，虽间有不自检束之外，终不失为豪杰一流。”(《陈宝箴集》1853页，中华书局2005年5月版)曾国藩则赞他：“志节嶙峋，器识宏达，又能虚怀取善，兼揽众长”;其作“有陈同甫、叶水心诸人之风。”(《复陈宝箴书》)

江西学术在此期间，人才短缺，学风不振，陈宝箴曾痛心地写到这一局面：

江右素号礼义之乡，有宋以来，欧阳诸公以文学提倡一时，厥后理学节义为世所宗，大儒、名臣蒸蒸继起者数百余年。匡庐、鄱阳之灵气，磅礴郁积，发泄无余。然未有如今日之衰者。绳墨自修之士、理烦治剧之材，今虽不乏其人，而求如昔日之德行精纯、节义事功争光日月者，盖未之见，此岂山川钟毓之灵有时而閟哉?学术不明，则志气馁于中，流俗夺其外，前哲流风遗韵愈远愈微，虽有翘楚之材欲自振拔，而无师友渊源以开广其志意，则亦不免自安于小就，此人材之所以日绌，有识者所大忧也。(《上江西沈中丞书》)

光绪元年(1875)后，陈宝箴历署湖南辰永源靖道、河北道、浙江省按察使。光绪十六年，授湖北按察使，改署布政使。光绪二十年(1894)，调直隶布政使。时值中日甲午之战，见光绪帝时就战守方略、畿防诸事奏语甚多，均合帝意。《马关条约》签订，他痛哭说：“无以为国矣!”此年十月，宝箴被擢为湖南巡抚。其时湖南“纲纪放弛，吏益杂进，贪虐窳偷之风相煽，而公私储藏耗竭，万事坏废待理”。宝箴认为整顿之关键“在董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积极推行新政：整肃吏治，开矿设厂，宣传维新，兴学育才，讲习自治，编练新军。使湖南在当时“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在学术方面的变革主要有：改变士习、开发民智，推动学术的发展。他一贯重视教育，曾说：“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早在同治年间，他就认为“科制之弊，则务为帖括抄袭以资弋猎”，必须“变则通”。“应就(书院)成法之中寓化裁之意”。他路过浏阳，得知谭嗣同改南台书院为算学馆，见所刊《兴算学议》，大为赞许，令将该文印刷千本散发全省各书院。不久，张通典等禀请在湘乡东山书院专设算学、格致、物理、化学、方言、商务等科课目，他批准实施。未等朝廷降旨，又令裁去各书院“童卷”(注：考秀才时以试帖为主的八股文试卷)而改试算科。又与张之洞联名上奏光绪皇帝，“请饬妥议科学新章兼酌改考试诗赋小楷之法”一折，陈述“求才不厌多门，而学术仍归一致”，“考试内容要博之以经济，向之以道德，重之以时务”，并提出改革乡试、会试的具体措施。光绪帝详加批阅，认为：“所奏各节剀切周详，颇中肯。”谕示全国推行，谕称“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借楷法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学政江标改革省城校经书院，创立方言、算学、舆地等学会，陈宝箴大力支持，称赞“学会为士子群聚讲习，以开拓心胸，讲求实学，造成远大之器，用意甚美”。该书院首创新报《湘学报》，以大量篇幅介绍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史学”、“掌故”两栏，昌言维新，最具特色。陈宝箴尤为赞赏，推崇该报“指事类情，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理达用之助”，通令各州县订购，“分送书院肄业各生及城乡向学士子一并披阅，劝告绅商自行购买”。此外，他又从省厘金项下拨款购买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的《时务报》若干部，分发各府厅州县书院收藏，以便诸生传观，以开风气而广见闻。

光绪二十二年(1896)，宝善成机器制造局主持者熊希龄等建议“在局内开设学堂，推广工艺”，陈宝箴欣然命名“时务学堂”，任熊希龄为总理，发布《招考示》，指出：“凡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学亦熟，即由本部院考选数十名，支发川资，或资送京师大学堂学习专业，获取文凭，或资送外国分别攻读水师、武备、化学、农学、矿学、商学、制造等学科，确有专长，必予擢用。”他又冒风险支持黄遵宪等人提议，邀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来湘主讲。同时还将省城“求贤学院”改办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

兴民权。邀请黄遵宪来湘任盐长宝道兼署按察使，其时谭嗣同也弃官返湘，让梁启超弟子韩文举、叶觉迈来湘省任分教席，一时各地维新志士群聚长沙。在陈宝箴主持下，开展自立民权活动，以将湖南新政推向深入：

其一，时务学堂建校时，本以中学为本，兼采西学之长，目的在“推广工艺”。后来梁启超所订的时务学堂章程、学约和教学计划规定学生须“中西并重”。“西学”的含义，不仅是以前所指西方的“艺学”，而主要是指西人公理公法之书的“政学”。这种以“政学”为主、“艺学”为附庸的教育宗旨，使时务学堂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陈宝箴认为“总教习所定章程，明通正大，刊刻传布，无人指以为非，亦无异端之谤”。

其二，成立南学会，陈宝箴是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该会是一个行民权、立国会之始基的政治团体，其组织具半官方性质。章程规定，该会先由巡抚派十位地方士绅任总会长，再由各会长举其所知人士为会员，再吸引发展会友。会友分三类：一曰“议事会友”，议论学会事务、章程;二曰“讲论会友”，定期集讲，随时问难;三曰“通讯会友”，广泛联系，随时酬答。学会宗旨“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扩通公益为主义。欲求一切规制及兴利除弊诸事都必讲求，以通民隐、兴民业、卫民生”，“于地方重大兴革，时加讨论，试提方案，供有司采纳，略寓地方议会主义”。“欲以激发爱国之热心，以养成地方自治之能力”。南学会开学典礼，陈宝箴出席作“论为学必先立志”的演说，慷慨陈词：“以天下四万万之众，不得与欧洲诸国比，岂非吾之大耻乎!”又手书“有耻立志”四字以“激励会友为国而学”，以为“立志自知耻始，为学在正志始”。他于每周礼拜日亲率抚院官员到南学会从旁坐听。南学会立会籍时，他带头入会，名列其首。

其三，创办《湘报》，其《章程》指出：“本报与时务学堂、南学会联为一气”，内容广泛，著论激烈，凡南学会专题讲稿、时务学堂的部分课卷，都在该报刊登。不仅成为湖南维新派的言论阵地，且与上海《时务报》、澳门《新知报》鼎足而立，在全国影响甚大。陈宝箴对《湘报》给予大力支持，批给津贴，允准省署可以发表的文件抄送报馆，以增新闻来源。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六月十日，陈宝箴上《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此折能看出他与康氏变法思想之异同，以及两者之关系。略云：

臣尝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臣以为士有负俗之累而成功名，亦有高世之行而弋虚誉，毁誉不足定人，古今一致。近来屡传康有为在京呈请代奏折稿，识略既多超卓，议论亦颇宏通，于古今治乱之原，中西政教之大，类能苦心探讨，阐发详尽，而意气激昂慷慨，为人所不肯为，言人所不敢言，似不可谓非一时奇士。意其所以召毁之由，或即其生平才性之纵横、志气之激烈有以致之。及徐考其所以然，则皆由于康有为平日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此书大旨推本《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春秋繁露》……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统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伤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改制》一篇，遂为举世所忿疾，指斥尤厉者拟为孟氏之辟杨墨，而康有为首为众射之的。……康有为可用之才，敢言之气，已邀圣明洞鉴。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谓宜比之狂简，造就可裁成之。可否特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既因以止误息争，亦藉可知非进德。”(《陈宝箴集》卷二十)

从折中内容来看，宝箴对康有为变法言论和行为不乏赞赏保护之词，非议者乃为《孔子改制考》一书。盖康氏此书在当日朝野上下引起激烈的争议，顽固派攻击它“爚乱圣言，参杂邪说”(曾廉《应诏上封事》，见《戊戌变法》第二册)。维新派如翁同和则斥康书为“说经家，野狐也”(《翁同和日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孙家鼐将该书定为“悖书”之列，称其“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因此书“思想的负面影响似远超过正面影响”(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载《近代史研究》，1982，第3期)，引起很大争议。为端正变法运动方向，陈宝箴建议将该书毁版严禁，以厘正学术。但宝箴又力劝光绪不要因言废人，称赞康有为乃激昂慷慨、可担大任的谔谔之士。可见陈宝箴与康有为之变法思想中不同源流，然维新自强的目的一致，可谓殊途同归。

陈宝箴又就“兴事练兵筹款”专摺陈言。认为甲午战后的中国遭“非常之变”，必要有“度外之举”才能应付，否则难以“苟存”。要求仿泰西富强之基，借洋款修建铁路，与洋商合开各省矿产，“俟有成效可睹，再集华股作为公司，与民共之”，以广利源;向英国借款五千万两，购买船舰，用英人为教官，以兴舰队”;全面开放口岸，“各省可以设埠地方，无论何国，悉准通商，使各国互相牵制，地方有磐石之安”。开放之地应按国际通例，制定通商规定，“尤不准划作租界，以保事权”，“然后修订税则，酌议加增，统为值百抽十，以开筹款之源”。自强富国之心随处可现。

戊戌政变，宝箴以“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光绪二十四年(1899)初，举家回到南昌，葬黄夫人于南昌城郊西山，筑室以居，名曰“崝庐”。后“以微疾而卒”。有《陈宝箴全集》。

陈宝箴在湖南仕宦，对江西士风颇有影响。江西士人李秀峰、毛庆蕃均因宝箴父子在湘而赴湘游学并拜谒陈氏父子。新政时期，江西士绅界也在倡建学堂，希望陈氏父子为故乡江西尽力，一再招其子陈三立往助，陈三立应江西士绅之邀来南昌讲学。陈宝箴为江西选拔人才所作《为邹凌瀚率生徒东游考察事咨驻日钦使文》中说：“窃江西遵奉谕旨创建实务学堂，经抚部院德派令绅士分部郎中邹凌翰等会同经理……以湖南先此一年已设有时务学堂，渐见成效，因选择聪颖子弟随同阅历，以为江西建学张本，并拟转赴湖北、江南、上海等处以资博览。”(卷二六)(www.daowen.com)

陈宝箴治学宗张载、朱熹，兼治陈亮、叶适、王阳明、王夫之、魏禧。他对朱熹与阳明之学源流与各自得失深有认识，主张义理为体，经济为用，体为内而用为外。其在《答易笏山书》中说：

窃谓朱子教人为学，次第节目，至精至详，何有支离之病?但宗朱子者，务以攻陆、王为事，往往矫枉过甚，反专求之于言，不求诸心，故末流之失，稍涉支离者，亦有之矣。即阳明之学，亦何尝以空寂为宗?以其攻朱学末流之失，语意不免偏重。而为阳明之学者，又不深究其本末，而徒以附会宗旨为事，且并阳明之意而失之，何有于朱子也?……大抵躬行实践，各有心得;不同之处，周子主静，程子主敬，用功亦微有不同。子夏、曾子皆圣门高弟，然一则笃信圣人，一则反求诸己。二子同堂，未尝强同伐异，而各有所以自成。今人不致力于躬行，而徒于朱、陆异同纷纷聚讼，穷日夜不休，恐非所谓为己之学矣。盖就其资禀契悟以几于道，则大贤以下皆有可观，而立言垂教，则惟圣人为能无弊。是在学者之善会而已。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乃真能读古人之书者。是故朱子之穷理，阳明之致良知，要皆为诚正修齐之实功。阳明之言，务正宗旨，遂不觉有所偏重。而为朱子以攻阳明者，诋之过甚，不免因噎废食，凡课静功、讲心学者，皆距之千里之外，而亦不自觉其言之偏。于是学者因其言之各有所主，遂各就其一偏，扬波助澜，以自卫其藩篱之见，则有支离空寂之病矣。

圣贤学务克己，此己不克，而徒事口耳，是与臧三耳之辨何异?谈齐邱而议稷下，以求圣人之道，不亦难哉!日来有一见解，窃谓聪明才智之士，患不在不明，而患躐等蹈空，无积累之实，宜多读朱子书;沉潜刻苦之资，患不在不勤，而患支离束缚，无归宿之途，宜兼读阳明书。正取其相异而相成也。天下之理，一本万殊，不观其意，无以会其通，故夫子曰：“友多闻，益矣。”夫取益之方，岂必守一家言，以攻排异己为要哉?

指出读书之要在躬行，学在为己，根据自己的弱点而决定以读朱子书还是读阳明书为主。其主旨仍在会通以取益多方，反对立异而争执不已。

至于当世，陈宝箴的主张近张之洞、郭嵩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尤赞许郭嵩焘“守国使不乱”的稳健主张。他力行新政，既不同于旧党的因循守旧，又不同于康梁新党的过激，而是采取折衷两派、不分派别的方法，显示出其因时达变的思想。“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勇于任事，义不返顾，不择毁誉祸福，然观理审而虑患深”(陈三立《先府君行状》)。

他的新政思想、学术思想早见于光绪七年在河北道兴办致用精舍时所作《河北致用精舍课士录》中，是为培养人才而作，其中对学术源流作了一番厘清。《课士录》第一部分为《致用精舍记》。此记中主张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打通，认为：“承学之士，由训诂以求义理，而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希望“士之从事于斯者，卓立万物之表，而凝其神于澹泊。资之欲其深，履之欲其信，达之欲其顺。毋几于速化，求自媚于流俗，而以一日见用不及古大人为忧”。他鼓励士人能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而不是为了科举做官。此记中还说：“魏禧氏有言：‘小人之病，中于伪;君子之病，中于虚。斯古今通弊也。’今天下稍多故矣，圜海之雄，方盗弄吾先圣人规矩准绳，以济其精思果力，而吾士大夫顾日以虚美相高，仅仍恃其剽窃剿袭之故伎，以应天下无穷之变，窃未见其可矣。夫君子之为学也，未尝汲汲于求用，而用世之具则不可一日不讲焉。河北山川轮郁，贤豪之所代钟，殆将有瑰玮卓荦之士，明体达用，出而经纬天地、弥纶万变者乎?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笃之培之，扩之充之，以俟君子。”从中可见，他的致用思想与魏禧有一脉相承处，

《课士录》之二为《致用精舍学规》，此学规是针对近世培养人才的不足而提出的。他认为乾隆、嘉庆之时培养出来的大多是考据、辞章之士，缺少“能以道德经纶世变者”。“晚近之人才，可谓乏矣。约而计之，亦有四端焉：曰义理，曰经济，曰辞章、考据。辞章、考据，虚美无用，姑无论已。为义理之学者，专言心言性，以记诵语录为能，泥古而贱今，卑事功而薄名实，执理甚坚而才不足以应变，持论似正而知不足与料远。言经济者，动以正心诚意为迂，不知本不立者标不治，未有不治其心而能不流于功利者，未有以忽君子忽小人之心而能终为君子不为小人者也。其平居抵掌忠义、激昂慷慨，率皆意气为之，意气馁而忠义竭矣。故气节自学问存养出者，可以造次，可以颠沛死生;其出于意气者谓之“客感”焉，鼓之则动，再而衰，三而竭矣。此今世人才之大病也。”所以他主张：“义理为体，经济为用，辞章、考据为文采。文采不必尽人责之也，体用则不可偏废焉。本义理而发为事功，因之以立言，则学术不至于偏杂，人才不至于苟简。教必先本而后末，学必同条而共贯，君子观于体用一原之故，知贤哲之去人不远。”这一学规的内容正是对他《答易笏山书》的发挥。

他规定的学规共十五条。第一条在“读书总期在明体达用”，体即义理，用即经济。正课为经史，旁及诗文、天文、算学等。“要在随时体认，以古证今，以人证我。经则由训诂以探义理，由平实以诣精微。史则博通古事以求其要，参究事势以穷其变。”第二条在实用知识课：“至盐漕、地舆、水利、农田、兵法、河工、屯牧、船炮，尤用世之士所宜急讲。”这是属于致用方面的学识。第四条中强调设精舍在于求“体用一本”。“成德成材，本属一贯，后人歧而视之，遂致学术不古。肄业诸生，或文才可观，而于孝弟本原上不能尽职，虽有一切聪明才辨，适足以成为小人而已”。第五条强调学以心得为主，不可“骄矜”。而“近世汉宋之习，专党同伐异、是己非人，以至公至大之事，而存自私自小之见”。最后，他强调体为内而用为外。要求诸生在读书时将“学术精深渊微之外录入内篇，以厚本原;典章政事，崇论宏议，远略壮猷，录入外篇，以广措施;权谋术数，兵机诡道，录入杂篇，以应急变。斯为本末兼该，细大不遗”;“或论古人之贤否，或辩学术之是非，或考政事之得失”，“要在重本轻末，由大及小”。

《课士录》之三部分为“说学”。此文鼓励士子研学立志，“但期读书明理，身体力行”。他认为“阳明之学，亦尝从朱子格物入手”;“以体认本心而贯通，得鱼忘筌，遂又揭孟子良知之言以为宗旨，遽与程、朱格致之训分道殊趋，而不自知其得力于朱子之故。以之立教，推衍既久，力趋简易，愈变而离其宗，则所谓良知者未必果良，遂不免猖狂自恣。以未尝学问之躬，遽自跻于圣人七十不逾之域，则不善学阳明者之过，而阳明之宗旨亦实有以启之矣”。以致阳明后学趋简而“猖狂自恣”，失春良知之初意。而程朱后学不可徒为考据，务必在尊闻而行知，重视践行：

仆尝谓儒者学以致道，各有从人之途与其所以得力之处，而立言垂教，则惟圣人为能无弊。故子夏、子张之论交，各有末流之失;而孔子至欲无言，诚以致精诣微，自得逢原之妙，非长言所能共喻。即阳明之故背朱子，亦因朱子论“即物穷理”，有“人物之所以成，草木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等语，泥于句下，至有庭前竹子之蔽，故欲别立宗义，以告来学，以为可免支离之病。此在朱子立言之时，亦讵料后世好学深思之士转以此言贻误，遂并其初意而失之，以成聚讼也?故读书贵得大意。今读理学之书，苟不务尊闻行知，而徒较字句之异同，辨形声于杪忽，则虽效法程、朱，得所宗主，特亦宋学之考据家耳。

所以他进而认为：“真道学必有实用，盖未有体立而用不行者。讲道学而不达于用，非偶猎皮毛，足己自是，即赝鼎也。”他以学问之道告诫诸生：

读书以义理为主，至于典章制度，其大经大法，有关因革损益者，固当考其源流，以审其得失之所在。然但得其大意，以俟临事之详审可矣。若欲字栉句比，考其所不必考，知其所不必知，矜奇炫博以为名，愚耳疲目以为惠，抑亦劳而适于用矣。精义入神，岂此之谓邪?诸行省经学精舍多以校经、诂经为名，于经学亦不为无功，顾仆之目以‘致用’者，欲诸君就前人已经校诂之书，为明体达用之学，知当务之为急耳。

他的办学目的说得很明确，重在“明体”以“致用”，不重考据之学，重在实用，甚至说：“仆尝谓讲道学者不能领兵，便非真实道学。”

从《课士录》来看，他洞察当时政治、文化、学风之弊端，提出因时达变以为国家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后来在湘推行新政，改变学风的一系列做法即是“致用学规”以及“说学”一文思想的延伸与具体实践。

(作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