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的孟子传播

文◎王公山

明末清初之际，《孟子》在社会上的影响非常大，除了《孟子》本身是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教材之外，也与宋明理学家的推广与宣传分不开的。特别是明中叶以降，随着王守仁心学的兴起，《孟子》的推广与普及再起高潮。王守仁(以下简称阳明)对孟子思想的传播，扩大了儒家话语权，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世人对孔、孟思想理解上的偏颇，也在一定限度内塑造了社会正气。

一、传播孟子的社会文化背景

明中叶以降，随着科举制度的僵化，儒家学说已经工具化;随着商业经济的扩张，儒家精神也逐渐空洞化。同时，随着佛教、道教的式微，民间宗教的迅猛崛起，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动摇了传统儒家的社会根基。

清人黄育梗《破邪详辨》^①一书提及明朝民间秘密宗教有六十八种之多，若再加上已经颇具势力的回回教，民间宗教可谓蔚为壮观。虽然这些宗教教义粗浅简陋甚至漏洞百出，但却迎合了百姓的宗教情绪，形成不小的社会势力，制造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明洪武年间三次较大的反明骚乱都与民间宗教有关。永乐年间最大的白莲教起事活动是唐赛儿起事。唐赛儿“自言得石函中宝书神剑”，据说还能“役鬼神，剪纸作人马相战斗”，聚“徒众数千，据于益州卸石栅寨”^②，并多次击溃明军，最盛时信徒发展到数十万人，往来于山东益都、诸城、安丘、苔州、即墨等县，最后虽被镇压，但其给社会造成的破坏，是难以用数字来概括的。

造成民众宗教骚乱的原因很复杂，除了政治、经济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民众对宗教的需求的正当性与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为邪僻之人提供了可乘隙之机。上述的社会骚乱，大都发生在明代洪武、永乐年间，正值国强民富之际，原因何在?“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所论“信”，岂止仅仅是民众对“国家”政策的信任?“信”的更重要的意义是国民“信念”的建立。一个民族，当多数人将眼光盯在贪求富贵声色，完全沉溺于“五欲”不能自拔时，这个民族的任何强悍与富足只是过眼云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而佛教、道教发展到明代，其真谛与内涵，已经被严重扭曲。佛教信众大都以求得福报为目的，这其实已经脱离了以明心见性、证果成佛为目的的佛学指归了。更有甚者，很多大众一边沉溺于对“五欲”的享受，一边希冀在拜佛陀求菩萨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本来增加这种享受，忘记“三界唯心”的古训。同时的道教诸多信徒，也撇开“清心寡欲”正路，耽于尘世情爱，仅想借助于“红丸”灵丹来达到“长生久视”之目的，而“长生久视”的目的无非为了无限延长享受当下“五欲”之乐，既要长寿，又沉溺于淫欲之中不能自拔，导致道教的服食药饵等外丹之术在有明一代长盛不衰，明世宗一直在实践炼丹，并与明光宗一样直接死于红丸仙丹，便是上层社会对道教真义扭曲的最好注脚。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广大佛道信众已经背弃两教宗旨，多将延长“欲乐”的时间为学教目的，将外界对感官的刺激作为“幸福”的指数。王阳明早年，对道教与佛教都曾涉猎，自称“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③，其对信众的心态，却颇有观感：“而今之所习者，又其糟粕之余欤!”

国家要长治久安与民心凝聚，缺少统一的“信念”，恐怕早晚会出现社会问题，这恐怕也是王阳明回归内省，反求诸己的一个经验依据，认为，“后世人心陷溺，祸乱相寻，皆由此学(儒学)不明之故。”他坚信，“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因此，阳明所到之处，毁淫祀，建学社，倡圣学，铲毁有害宗教对民众的蛊惑与毒害;同时注重培育黎民孝悌忠信观念，鼓励树立超凡脱俗成圣成贤的信念，以期移风易俗，回归纯朴。

二、传播孟子的方式

王阳明传播孟子思想的方式，大体有五种，具体论述如下。

第一，讲学传播。黄宗羲评价明代讲学的历史地位说：“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超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阳明在众多讲学者中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鉴于阳明对儒家学说的长期深入研究与其对释、道比较坚实的修炼功夫，使其对孔、孟思想有着独到的理解，特别是他对象山的肯定与对朱熹新儒学的扬弃，更使当时学界为之一新。弘治十八年(1505)，他开始授徒讲学，自此弟子渐多。龙场悟道后，他对孔、孟思想的理解更有着质的飞跃。再加上他的简明扼要、直指人心的讲学风格，竟至“一时执经问业者几遍天下”。阳明积极投身这份工作，将很多场合变成了讲堂，“吾所讲学，正在政务倥偬中。岂必聚徒而后为讲学耶?”甚至在平宸濠之乱的激烈战争期间，阳明都在与学生或身边的工作人员讨论孟子的“不动心”。他嗜讲不辍，与请教者详说“天下无性外之理”之义，阐释孟子批驳告子“义外之说”的错误根源。阳明在为父亲守丧时期，有学生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听讲求教。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与学术造诣，阳明在传授王学心法的同时，积极宣传着《孟子》，努力使孟子的价值观植根于士人心田。

第二，奏疏传播。奏疏名义上是写给皇帝的报告，不是一般人都有资格写。但奏疏一经皇帝过目，很有可能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阳明在奏疏中共引《孟子》11次，其中直接引文有2次，间接引文9次。如《陈言边务疏》中引“孟轲云：‘苟为不蓄，终身不得’”;《谏迎佛疏》引“孟轲云：‘人皆可以为尧舜’”。前者引文佐证蓄积人才之重要意义，后者佐证成圣之路的现实性，其目的为了显示立论的可靠性，从侧面扩大了孟子的影响。

间接引文可分两类，一类为引用《孟子》原文，但未标明为孟子所言。阳明为驳斥一些官员用兵广西之误，认为要威服荒蛮，应以服心为上策，为了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观点，引用了孟子“斯固五霸之罪人也”之语。其《再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再三表明为国分忧为臣子的本分，文末征引汉朝赵充国破羌辞爵的故事，借孟子之语强调：“故臣之不敢独当殊赏者，非不知封爵之为荣也，所谓有重于封爵者，故不苟得耳。”传播了孟子“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之观念。《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老稚转乎沟壑”，出自《孟子·滕文公》;“父母死亡，妻子离散”出自《孟子·梁惠王》;《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所引“解其倒悬”一语出自《孟子·公孙丑》。

另外一类引文是糅合《孟子》的部分语句，弘扬孟子理念，如《擒获宸濠捷音疏》，“臣等既擒宁王而入，阖城内外军民聚观者以万数，欢呼之声震动天地，莫不举首加额，真若解倒悬之苦而出于水火之中。”此段糅合了“当今之时万乗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两句。阳明借《孟子》语句，引用孟子仁政理念，佐证宸濠失败的内在原因在于失去民心。

质言之，阳明传播了孟子的价值观念——仁政与道义在现实政治中的意义，而受众是封建最高统治者。

第三，诗赋传播。诗言志，赋抒情，阳明的心学理念与孟子思想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林汝桓以二诗寄次韵为别》诗云：“尧、舜人人学可齐，昔贤斯语岂无稽?”《示诸生三首》诗云：“人人有路透长安，坦坦平平一直看。尽道圣贤须有秘，翻嫌易简却求难。只从孝悌为尧、舜，莫把辞章学柳韩。不信自家原具足，请君随事反身观。”《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云：“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阳明毕生崇信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如何实现?在阳明看来就是孟子的“反身而诚”。此种理念，不仅《示诸生》中有所反应，在《长沙答周生》(“养心在寡欲，操存舍即纵”)、《次栾子仁韵送别四首》(“操持存养本非禅，矫枉宁知已过偏”)、《太白楼赋》等诗赋中，都传播了孟子的寡欲养心、操存舍亡的理念。

第四，序文传播。此类数量更多，如《答徐成之》《答储柴垆一》序文中，着重谈论了交友之道，于四千多字中，竟然直接间接引用了12次《孟子》之文。阳明借助孟子之论来表述自己的交际之道，客观上推广与传播了孟子的人生哲学与处事之道。其它诸如“公唯忧民之忧，是以民亦乐公之乐”(《两浙观风诗序》)、“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两浙观风诗序》)、“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之宅，义以为之路，礼以为之门……若乃旷安宅，舍正路”(《应天府重修儒学记》)，等等，作者都在有意无意间传播着孟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第五，书信传播。如《年谱一》中记他给徐成之的书信：“先生以书解之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是数言者，孔子、孟轲之言也，乌在其为空言乎!”《与王晋溪司马》云：“舜亦何以异于人哉?至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御，然后见其与世之人相去甚远耳。”阳明解释了孟子之说是实践的学问，并非空洞迂阔之虚言，强调“非知善言之为难，而能用善言为难”，凸显了阳明对孟子之实践学问的独到见解。

三、孟子传播的特点

纵观阳明著述，其孟子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传播内容的实践化。阳明在孟学史上的贡献之一，是将孟子学从书本理论搬到社会实践中去，将经典《孟子》变成“生命的学问”^④。这正是阳明传播孟子的主要特点。

其一，将孟子的仁政理想实践于执政过程，以躬身践履传播着孟子仁政之说。他出任庐陵知县时，“为政不事威刑，唯以开导人心为本”，着力于改善县城基础设施，如完善火灾预防机制，修缮城乡道路，整理驿站旅馆，延引商旅，申请减免受灾杂税。阳明与百姓订立乡约：“相邻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为了减少盗贼骚扰，提高百姓自救能力，阳明推行保甲制度，“居城郭者，十家为甲;在乡村者，村自为保。平时相与讲信修睦，寇至务相救援”。阳明在庐陵任职时间不长，却影响颇深。以后，在担任南赣巡抚时，将庐陵经验完善推广，“行十家牌法”，“兴立社学”。孟子仁政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善政”与“善教”，“善政得民财，善敎得民心”。阳明深深领会孟子的善教内涵，能在从政过程中付诸实施。

其二，将孟子的修身之论变为修身实践，以躬身修行传播着孟子养身之说。孟子提出了很多修身养性的原则与具体方法，诸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养心莫善于寡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等等。这些原则与方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被视为学术之论，很少有人将其看成“实学”而践履之。唐以后《孟子》被升格为经学，孟子的修身养性思想重新被人们重视，从宋代周敦颐、程颐、程颢到朱熹、陆九渊，实践孟子修养思想的人多了起来。王阳明实践孟子的养性思想，乃至运用到军事，的确行前人之未所行。阳明指挥过许多战役，都以出奇制胜而全胜敌方。当有人问他用兵之术时，他答：“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昔与宁王逆战于湖上时，南风转急，面命某某为火攻之具。是时前军正挫，某某对立矍视，三四申告，耳如弗闻，此辈皆有大名于时者，平时智术岂有不足，临事忙失若此，智术将安所施?”所谓“学问纯笃”，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修养功夫之深厚，有稳健的心理素质，遇事冷静沉稳，专注于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少受或不受外界干扰的影响。阳明的休养功夫在《示徐曰仁应试》一文中可略见一斑。徐氏为阳明弟子兼妹夫，其进京赶考前，阳明建议徐在考试前几天，每天鸡鸣起床，整衣端坐，摒弃杂念;白昼闲坐之时，“众方嚣然，我独渊默，中心融融，自有真乐，盖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游。”阳明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刻，能抵制尘世喧嚣，静坐渊默，如流放贵阳时在龙场静坐渊默、擒获宸濠却受权臣陷害而在九华山静坐渊默，都以不动心去应对。在阳明看来，“心之本体原是不动得，只为所行有不合义，便动了。孟子不论心之动与不动，只是集义，所行无不是义，此心自然无可动处”。

其三，使儒学理论演化为成圣贤的实学，以躬身实践传播孟子“人皆可为尧、舜”之论。在阳明看来，孟子“仁政”之学绝不是纯理论空谈，而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论，通过一定的修养，练就厚实的功夫，成圣成贤就在当下。阳明在京师读书时，经常对书静坐凝思。阳明十一岁时，尝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唯读书登第耳。”阳明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可见其立志高远绝非一日之奇想。十八岁时，他“已游心举业外矣”，改掉往昔善戏谑的习惯，“端坐省言”。二十一岁在京师官署以竹子为对象，实践格物之学。科考落第后，自言“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只会虚耗生命，首倡圣贤之学。三十五岁时，遭遇刘瑾之祸，几乎命归黄泉，由此更深刻体验了孟子“动心忍性”、“增益其不能”之说的真实，更坚定了其对圣贤之学的信念。他“龙场悟道”，对《六经》《四书》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认为“圣人著《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使人恢复“良知”本体，进入圣人境界。

总之，阳明传播孟子思想的特点是，不仅“言传”，更重“身教”，用自己的实践，践履着先圣的理念，从而扩大了孟子“实学”的社会影响。

第二，传播对象的大众化。阳明学在明代最兴盛的时期，也是孟子学兴盛之机，为孟子传播对象的大众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其一，接触对象的大众化。阳明的身份决定了他所接触的社会成员极为复杂，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优势。正是通过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交流，阳明将孟子思想传播给对方。他写奏章融入孟子的理念，治民领军与吏民为伍，贬谪龙场与夷人交往，招安盗寇与强梁接触，所有这些都为传播孟子思想提供了机会。(www.daowen.com)

其二，传播的能动性。自弘治十八年(1505)以来，阳明即以讲学为己任，“虽在迁谪流离、决胜樽俎之际，依然坐拥皋比，讲学不辍”^⑤。阳明晚年归越，“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阳明辞世前的一两年，虽然人在军旅，却每每有“仗钺非吾事”之叹，常以讲学为念，期待着与门人重聚讲学。总之，他有着传播孔、孟圣学的强烈冲动，热切意愿和内在的动力。

其三，讲学传播的民间性。主要表现之一，书院与讲会的民间性。阳明讲学主要依托书院与讲会，而书院的建设具有民间性，如龙场居民为其精神所感动，主动构建龙岗书院，当地官员竟然派遣官吏“侮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又如，阳明高足邹守益构建复古书院时，资金来源近乎“集资”，地方士民“蓄木者献其材，藏书者献其籍，积产者献其田”^⑥。讲会的情况与书院差不多，甚至更深入乡村社会，如邹守益所举办的“惜阴会”遍布各乡^⑦。明中叶以后，讲会、书院的兴盛与发展，与阳明及其后学的提倡分不开。^⑧第二，讲学身份的民间色彩。阳明与门人在讲学中皆以师生或师友相待，也正因为如此，阳明学才常常受到朝中某些官员的谤议。并且，阳明及其弟子的讲学活动具有很强的介入社会的趋向，这种倾向在其门人的讲学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传播途径的多样化。在传播孟子途径方面，阳明具有明显的身份优势，除了上述诸种之外，他还利用壁题、会约、科举命题，甚至为弟子题字等机会。《壬午壁帖》一文，写于嘉靖元年二月，当时平定宸濠叛乱不久，阳明卧病在床，而探访问学者多，无奈之余，他揭帖于壁，于谢绝中回复：

“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相见;或不得已而相见，亦不敢有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之训可矣。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缪乎?”

阳明借壁帖宣示了自己对孔、孟的认识，鼓励学者立志于圣人之学，回归孔、孟原典。又《书中天阁勉诸生》壁题，阳明勉励学者珍惜光阴，反求诸己，努力圣学，文章开始就引用《孟子·告子》文：“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凭借自己的身份，通过题字写文的方式传播着孟子思想。《传习录》记载：“舒国裳曾持一张纸，请先生写‘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悬笔为书，到‘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顾而笑曰：‘国裳读书中过状元来，岂诚不知身之所以当养?还须诵此以求警?’一时在侍诸友皆惕然。”

四、孟子传播的意义

阳明用自己独特的传播反方式，扩大着孟子的社会影响，努力使孟子思想深入民间，因此，日本著名的学者沟口雄三提出，阳明学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要推进儒教的民众化，^⑨沟口氏这种评价应该是比较公允的。阳明传播孟子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

第一，从儒学的角度审视，阳明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世人对孔、孟理解上的偏颇。首先，从传播内容上纠正。除了宣讲传统意义上的孟子性善观念与仁政理思想外，阳明还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皆可为尧、舜”等并非空洞说教，而是经验之谈，即通过正确的修养方法，人人真能成为圣人。^⑩其次，从传播途径上纠正。其讲学是“言传”与“身教”密切配合，“说”与“做”相辅相成，避免流于空谈、言行脱节的弊端，因此产生一种超乎异常的教学效果。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阳明的妹婿徐爱。据《年谱》记载：“(阳明)与徐爱论学。爱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满进京，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与先生同舟归越，论《大学》宗旨，闻之踊跃痛快，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复开。仰思尧、舜、三王、孔、孟千圣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则一。”

阳明讲学没有固定的模式，应机说法，因缘点拨。《年谱》记载：“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间也。”在滁州期间，公事之余，“日与门人遨游琅琊、瀼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到阳明晚年时，“心学”在当时社会已经有着广泛的影响，成为显学：“今人多好象山，不乐朱子……程、朱之书不行于世，而王、陆则家有其书。”

第二，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优化了大众传播的途径，扩大了受众范围。明代的儒学传播的主要途径为科举考试、官学讲授与经典注解三类，受众主要是少数读书人。阳明传播孟子思想的主要途径虽然也是讲学，但讲学模式有差异。首先，阳明讲学是以教化大众为己任、改善民风为目标、成圣做贤为目的，这与官方主导的科举考试、官学讲授的功利色彩浓重颇有差异，其社会效应更高。其次，讲学组织更趋严密。阳明讲会由阳明领导、其众多弟子参与的讲学组织，网络遍布全国，在当时很有影响，同时也扩大了孔、孟思想的社会影响。再次，讲学基础设施更趋完善。阳明讲学伊始，经常借助于寺庙、祠堂等公共场所，后来逐渐修葺或扩建书院、学社，为讲会成员提供一个比较固定的讲授孔、孟，讨论学术的场所。书院与学社的建立，使讲学活动深入到民间基层，也使孟子思想深入到民间，巩固儒学的社会基础。

总之，阳明讲学以讲会为实体，以书院、学社为依托，以阳明心学为学术核心，以阳明为旗帜，以阳明弟子为骨干，学网遍布各地，形成了一个网络系统，大大提高了传播效率。正如钱穆所说，王门“讲学，传播极快。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也从而扩大了孔、孟儒学的受众范围，对民风的改变、社会价值观的塑造有很大的益处。

注：

①(日)泽田瑞穗：《校注破邪详辨》，(东京)第一书房出版社1982年版。

②(明)张廷玉等：《明史》第4655页，中华书局1974版。

③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2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所引王守仁诗文和事迹，均见此版本。

④参考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第248—24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⑤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6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⑥邹守益：《复古书院记》，《东廓邹先生文集》，卷6第17—19页。

⑦吕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阳明讲会活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第207页。

⑧林乐昌：《论王阳明讲学生涯与社会教化使命》，《哲学研究》第11期，第60—65页。

⑨沟口雄三：《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之改革与进展》第19页，载《国际儒学研究》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⑩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王阳明全集》中，阳明直接和间接征引《孟子》共293次，其中人性善恶有18次，“尽心”句有17次，“集义”句有14次，“必有事焉”句12次，“恻隐之心”句12次，“求其放心”句12次，“人皆可以为尧舜”与“舜何人也”句8次，其他都在8次以下。从这组统计数字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阳明关注孟子的重心所在。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2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陈建《学蔀通辨·跋》，转引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下册)第53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305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作者：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