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辰翁节义思想探析

文◎吴翔明

刘辰翁，南宋末年著名词人和学者，字会孟，自号须溪，人称须溪先生。“宋末元初，在江西、浙江一带文坛上，刘辰翁是一位影响很大的作家和文评家，所作诗、词、文都很多。”^①“须溪先生在宋末，文章道德为一时之冠”^②，这是对刘辰翁为人与为文的真实评价。作为经历改朝换代的遗民，刘辰翁一生打上了动荡飘摇时代的烙印。特别是在宋亡后，刘辰翁归隐方外，他的个性思想和文学创作都发生巨大变化。在思想上，濡染佛、道，并表现在文学创作当中。从其散文创作看可知刘辰翁受佛、道思想影响非同小可：其110篇记体散文中有24篇是为寺庙道观而作，占了总数的五分之一强;从其词作来看，《须溪词》深刻地体现出佛学中的色空观、“世界本苦”观和道家中的生命观、归隐意识。

对于刘辰翁文学创作中呈现的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学界早有认识，基本认为此乃刘氏在国破家亡之后的精神支撑。确然，从刘氏文学活动中我们可看到他受佛、道思想影响而形成一种达观超脱的人生态度——“乐”。

“往者吾弗及，来者吾弗闻，乐莫乐于今之为吾者。……天地，一丘也。古今，一我也，何必以生为不乐死为乐?……吾所谓乐，生亦乐，死亦乐。”(《刘辰翁集》卷四《乐丘记》)

对于“乐”的人格境界的追求是宋代士人最为神往的，但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于入世从政之时亦能如隐遁之时一样的平和愉悦的心态”^③。而刘辰翁对“乐”的看法则显得更为超然，他以老庄达观的态度，思考人生至大之命题：生死问题。须溪先生已跳离出执著于事功和归隐于世外的矛盾斗争，而归于一种超脱。但是，他的这种超然带有儒家的道德色彩的鲜明身影，“乐莫乐于无愧怍，而王天下不与焉”(《二乐斋记》)。正是这种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的道德自律才使得须溪先生的达观超然与众不同。或许能断言，刘氏的佛道思想仅仅是他的人生修养与出世态度，而真正支撑他在流离乱世踽踽向前的还应该是他内心深处的儒家情怀。

刘辰翁作为宋末元初的爱国遗民诗人，其一生行藏所凸显出的思想闪光点不能简单评述为“忠君爱国”。若从其生平经历与文学实践来探究，刘氏的“忠君爱国”思想应细化为儒家的节义思想。

从刘辰翁师承及其经历看，他“作为与朱熹门人过从甚密的故相江万里及朱氏传人欧阳巽斋的弟子，思想深处亦有深刻的理学渊源”^④。而且，刘辰翁曾任山长的赣州濂溪书院，就是理学巨擘周敦颐创建的，朱熹亦曾讲学其中。另，刘辰翁在其《挽朱文公》(《刘辰翁集》卷七)一诗中流露出对朱熹的钦佩，诗云：

皇天开太极，庚戌圣人生。六籍文将绝，千年道复明。渊源罗仲素，师友李延平。绕舍闽溪急，潺湲洛水声。

其赞誉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可以说，刘辰翁受理学影响是毋庸讳言的，程朱理学“重人格、崇道义、尚气节、厉廉耻、辨夷夏的精神”深楔其心。刘辰翁非常看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说：“盖进取之事，不在科举而在学术与人品。”(《刘辰翁集卷一·临江军新喻县学重修大成殿记》)这是说，个人的进身虽然谁都不敢怠慢，不敢等闲视之，但“学术与人品”却比这还要重要，是为人的根本。这一思想显然受程朱等宋代理学家的濡染。于朝代更替、世乱国破中，个人道德修养在刘辰翁眼里便着重体现为鲜明的节义观：

“节盖论其大者，则天地四时，岂谓一事之信，一物之啬，一小忍之顷哉!人生亦如四时，有三大节：少之学问事亲，即壮则欲忠孝著于事业，老则全归以见地下，终令誉以遗子孙。……节无大小，以能守为大。”(《刘辰翁集》卷二《节斋记》)

刘氏一生立身行事皆以忠孝为本，其进士及第后以母老请为赣州濂溪书院山长、恩师江万里殉国后其四处奔波以谋葬，这正实践着他自己所说“少之学问事亲”的人生大节;而在策试廷对时其鲠直敢言，置“大忤贾意”于不畏，则以行动诠释“壮则欲忠孝著于事业”的人生大节;晚年国破，辰翁隐遁不仕新朝，这充分说明他恪守“老则全归以见地下，终令誉以遗子孙”的人生大节。刘辰翁这种节义思想，在南宋末年是异常可贵的。从咸淳四年(1268)黄震(1213—1281)在其《论对札子》中可知当时士风：

至若士大夫，又多狃于流俗，渐变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实，又欲保好人之名，自以和平为得计，……风俗至此，最为可悲。^⑤

且不说黄震所论“士大夫无耻”乃造成宋室衰弊局面的四大原因(民穷、兵弱、财匾、士大夫无耻)之一，单就士大夫气节消靡、不敢激切直言指摘弊政，只为保其高官厚禄圆滑处世的风气而言，刘辰翁一生的行藏出处则足以让我们明白何谓“节义”。

从时代氛围看，刘辰翁生活的时代是南宋朝廷由衰败走向覆亡、元蒙由入主中原到统一全国的时代。他生命中前四十七年所经历的正是南宋王朝沦亡的惨痛历史。宋亡之后，刘辰翁又过了十八年的遗民生活。对于“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文人而言，国破即意味着家亡。刘氏在其词作中借对故国的怀恋、追思以表达内心强烈的爱国情怀，其节义思想外化为：在《须溪词》中，刘辰翁“以笔为枪、以词斥奸”。

拍瓮春醅动。洞庭霜、压绿堆黄，林苞堪贡。况有老人潭边菊，摇落赏心入梦。数百岁、半来许中(作者自注：俗语中半)。儿女牵衣团栾处，绕公公、愿献生申颂。公性涩，待重风。生一笑何时重。奈今朝、有客无鱼，有鱼留冻。何似尊前斑斓起，低唱浅斟齐奉。也不待、烹龙炰凤。此会明年知谁健，说边愁、望断先生宋(作者自注：时宋京议和)。醒最苦，醉聊共。(《金缕曲·和潭东劝饮寿觞》)

绝北寒声动。渺黄昏、叶满长安，云迷章贡。最苦周公千年后，正与莽新同梦。五十国、纷纷入中。摇飏都人歌郿坞，问何如、昨日崧高颂。胪九锡，竟谁风。当初共道擎天重。奈天教、垓下风寒，滹沱兵冻。寂寞放翁南园记，带得园柑进奉。怅回首、何人修凤。寄语权门趋炎者，这朝廷、不是邦昌宋。真与赝，可能共。(《金缕曲·绝北寒声动》)

这是刘氏作于同一年的两首词，第一首为唱和祝寿之作，但于应酬文字中注入深刻社会内容，实为难得。作者注“宋京议和”之事，指1275年2月“宋都督贾似道遣计议宋京、承宣使阮思聪诣行中书省，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一事，时元大军逼近临安，宋室将遭覆亡之危。刘辰翁词中所发“此会明年知谁健，说边愁、望断先生宋。醒最苦，醉聊共”之感慨，既有对宋廷命运的关注，更有对投降求和权奸丑恶面目的鞭笞。若说这种斥骂稍显“委婉”的话，那第二首词中词人拍案而起的激愤则令人抚膺击节。上阕“渺黄昏、叶满长安，云迷章贡”一句，“长安”喻南宋临安，“章贡”即指江西，全句意谓宋室从北到南都处于黄昏迷云之中，形势一片紧迫。而接下来“最苦周公千年后，正与莽新同梦”一句，则把矛头直指当时阿谀奉承者称之为“周公”的贾似道之流，揭露其心怀篡逆的嘴脸，“与莽新同梦”。下阕“奈天教、垓下风寒，滹沱兵冻”句连用“垓下之围”、“滹沱冰冻”两个典故，再次道出南宋岌岌可危的现状，而词人满腔的忧虑与愤怒都落笔于“寄语权门趋炎者，这朝廷、不是邦昌宋”句中(邦昌指的是北宋末年的张邦昌，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张邦昌主降，次年建立伪政权并自称“楚帝”月余)。词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和对权奸误国的无比愤慨，使得整首词有如一篇战斗檄文，表明他坚定的立场与鲜明的态度，尽显作者爱国之气。(www.daowen.com)

同样，在《须溪四景诗集》中，亦随处可见须溪先生的节义思想。刘辰翁四景诗“殆作于侘際无聊之日”，“各以四时写景之句命题，春景凡六十三题，诗七十二首;夏景凡三十二题，诗三十五首;秋景凡四十题，诗四十四首;冬景凡十六题，诗如题数”。其目的“殆亦授刘之子，备科举之用者欤”。须溪四景诗为程试之作，但“所作皆气韵生动，无堆排涂饰之习，在程试诗中最为髙格”，“虽近应制体格，然运用典实，发挥题蕴，有尺幅千里之势。其间沧桑之感、故国之思，每流露于字里行间，良足慨也”。《须溪先生四景诗集》中以“春景诗”最多，所涉及诗题也最多，并以此表达故国之思，其原因或许就如陶尔夫先生在《南宋词史》中所说：1276年春天临安陷于蒙元，南宋实际宣告灭亡，“自此以后，每当春天来临词人便有亡国之痛的发作。这说明，词人在这一年(1276)春天精神遭受的刺激与摧残十分严重，而且逐渐使与春天有关的事物变成具有情绪色彩的观念群。……这种被共同情调联系起来的使人心烦躁不安的观念群已经成为词人潜意识的‘悲春’情结，几乎每年春天都要发作一次，并要通过词的创作来加以宣泄。”词作如是，诗歌亦然。

绝域何堪久，悠悠日又斜。未能辞客况，更自改春华，故国三千里，荒春八九家。一声幽谷鸟，满眼故园花。渐暖回归雁，余寒倚暮鸦。陌头看过客，歌吹拥毡车。(《绝域改春华》)

“绝域改春华”句出自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中“壮年学书剑，他日委泥沙。事主非无禄，浮生即有涯。高斋依药饵，绝域改春华。丧乱丹心破，王臣未一家”一诗。刘辰翁这首程试诗，从应制角度来看可谓中规中矩，全诗十二句，几乎句句入题。但整首诗又呈现出诗人个人的内心心理，尽管没有直抒胸臆，但在其使用的词汇、描写的景象、构造的意境中，诗人难以掩饰的家国之思溢于言表。同样以“绝域改春华”为题的另外一首春景诗中，诗人则酣畅淋漓的宣泄着心头的悲恨：

绝域魂堪断，风烟不可遮。至今疑梦事，举目改春华。此处吾为客，何言国与家。尚存他日泪，又看一年花。谷口迁莺语，都城御柳斜。茫茫皆汉土，无地种秦瓜。

诗中“此处吾为客，何言国与家”、“茫茫皆汉土，无地种秦瓜”几句，把心中失去江山之痛、无以为家之恨倾泻而出，忠于“汉室”之节义观念充斥字里行间。

刘辰翁的这种节义思想，有时又表现为作为儒者的仁爱情怀：

儒者以仁为公、为觉、为爱、为当理而无私心之谓。(《刘辰翁集卷四·吉州能仁寺重修记》)

心言仁，仁言爱，爱言觉，觉言公。(《刘辰翁集卷四·善堂记》)

在刘辰翁的文字中我们随处能看到他“仁者爱人”思想的流露：《社仓记》中“嗟乎，人命亦大矣”的感叹;《吴氏族谱序》中“襄城之惨，儒坑鬼馁”的悲悯;《祝英台近·水后》中“厌听儿童，总是涨江语”的忧虑;《寄别孙潜斋》中“酒阑歌断如转烛，寒食累累新鬼哭”的痛愤，等等;这些情感无不透露出刘辰翁的仁义慈爱之心。

总之，刘辰翁在人生修养、生活态度上，佛道思想占据着主流，特别是在目睹了江山破碎之后，时常谈佛道论性理;但政治思想上，一生以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为主导，重节尚义，仁怀天下，即使是在遭遇仕途挫折、国破家亡的悲惨命运后，这种情怀也始终没有减退。

注：

①孙望：《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李之鼎：《宋人集丁编·须溪四景诗集跋》，载刘辰翁(著)、段大林(校点)：《刘辰翁集·附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朱慧玲、刘锋焘：《试论须溪词的情感特征及其成因》，载《第三届唐宋诗词国学术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

⑤黄震：《黄氏日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