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吉安的读书风气

文◎刘宗彬　黄桃红

吉安历史上科举兴盛，人才辈出，有进士近3000人，其中许多杰出人才彪炳史册，尤以宋明两代为显。同治《永丰县志·人物志》说：“自宋以来，论者谓吉安人才甲天下。”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得益于古代吉安浓厚的读书风气。吉安有句俗话：团箕晒谷，教崽读书;砸锅卖铁，让儿上学。说的是穷苦人家即便穷得家里仅能用小小的团箕晒谷度日，没有钱卖破铜烂铁，也要设法让子弟读书。这是古代吉安人崇儒尚学的生动写照。古代吉安浓厚的读书风气是如何形成发展和表现的，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作一些思考和探讨。

一、古代吉安读书风气的形成与历代贤侯的积极倡导有关

唐代中期以前，吉安地区还属边荒之地，即便是吉州城，读书人也很少。唐中宗时期，杜审言贬至吉州，做吉州的司户参军，他在今天的高峰坡一带建了一个茅草屋，利用闲暇时间，教城中百姓子弟读书，学诗作文，从此，吉州城有了读书声。宋代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开吉安人读书风气之先的贤侯，在杜审言开课的茅屋旧址上建了一座诗人堂。吉安人喜欢写诗作文，与杜审言有关。《庐陵诗存》序中说：“自杜司户创诗社而诗学兴，自宋建诗人堂而诗学盛。”过了不到一百年，著名的忠臣颜真卿被贬至吉州做司马官。颜真卿在吉安工作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却对吉安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积极倡学，鼓励百姓子弟读书，又开垦农田，发展生产，提高了吉安的农业生产技术。后来吉安百姓为了纪念颜真卿，在城内建颜鲁公祠。《吉州人文纪略》说：“自颜真卿从事吉州，铿訇大节，诵慕无穷。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万历《吉安府志》卷十七“贤侯传”载：“或谓吉州多忠节之士，盖鲁公流风遗俗云。”颜真卿不但开吉安读书风气，其刚烈义正的品德也深深影响了吉安，后来的吉安先贤追溯“庐陵文章节义并重”时，都认为是颜真卿开此风气。

北宋庆历年间，天下广开学风，皇帝倡导办学，吉州迎来了一位叫李宽的知事，他在庆历四年(1044)建成州学，并请欧阳修为家乡撰写《吉州学记》。这是吉州首开官学教育，是吉安官府重视普及教育的第一个里程碑。欧阳修在给李宽的信中说：“乡郡多幸，得贤侯为立学舍。”由州学而县学，吉州之内，各县皆设官学，李宽开官学之风气，功不可没。

南宋的淳祐元年(1241)，吉州知事江万里独辟蹊径，在白鹭洲洲头创办书院，聘请吉州乡郡儒宗欧阳守道为山长，白鹭洲书院办得有声有色。江万里(1198—1275)，江西都昌人，是朱熹的学生，从政之余，特别热心教育。如何使书院办得成功，江万里是动了脑子的，一是亲往书院为诸生讲课，将自己的思想、学识传授给吉安学子;二是在书院建六君子祠，六君子指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邵雍和朱熹。江万里崇祀这六位理学大师，要使白鹭洲书院成为传播理学的场所，其影响的结果是吉州理学之风著于海内。江万里治理吉州，从办教育入手，以德化为先，创建书院，给吉州的教育以有力的推动。他的言教身传，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吉州一大批士子，如文天祥、刘辰翁等人。开办书院的第十五年即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高中状元，这一科吉州有46人考取进士，其中有多人是白鹭洲书院的生员，宋理宗闻后大喜，御赐“白鹭洲书院”匾额，从此白鹭洲书院名闻天下。江万里不仅开了吉安读书风气，他的忠义刚烈之精神，也直接影响了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人。1275年，元兵南下，攻陷饶州城，江万里知南宋即将灭亡，为了不受异族污辱，跳芝水自沉，人称有屈原之志。这种爱国精神更激励着吉州后学，因此，吉安人称江万里“其志念在国家，其精神在庐陵”。白鹭洲书院自1241年建书院以来，屡遭洪水冲毁，今天的建筑是清同治八年(1869)知府定祥、山长刘绎复建的。

明代正德年间，吉安又迎来了贤侯王守仁。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人。正德五年(1510)任庐陵知县。当时，吉安民风陋习比较多，王守仁想治政先治民风，移风易俗，便在青原山净居寺开坛讲学，讲致良知之说，认为“心明便是天理”，致良知就是讲究个人的内心修养。有意思的是他对少儿教育也有关注，极力反对鞭笞绳缚式的教育方法。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世称“王学”，而王学的大本营就在吉安。王守仁在吉安为官不到一年，但后来经常来吉安讲学，吉安追随他的学者难计其数。有嫡传、再传、三传甚至四传弟子，其影响直至清初，许多秀才、举人为了潜心学习王学，不惜抛弃功名，专攻王学，难怪后人称吉安为“理学之邦”。这种崇拜理学的风气对吉安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方面，一是浓厚了好读求学的风气，以通学问为荣，以无知无识为耻;以追求名师为荣，以孤陋寡闻为耻。二是纯正了乡风民俗。王学的核心是追求个人修养，以诚实敦厚为务。吉安的风土民情在这种影响下得到改变，比如在朝廷做高官的人回乡后，不大建大造，而居土屋，与寒士相类。身体好的，设馆授徒，专心学问，不追求豪华奢侈。出行不坐轿子，拄拐杖步行。这种风气一直流行到明末清初。今天，吉安人大都质朴淳厚，以本分做人而称誉。

二、古代吉安读书风气的形成与历代乡贤的榜样力量有关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自宋以来，古代吉安涌现了众多引领一代风骚，影响千秋的名流大儒，这些人对吉安后学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首先是一代伟人欧阳修，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诗词盖世，为一代文宗，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做过副宰相，一生正气浩然，不肯阿谀奉承，多次受小人构陷，遭权臣排挤。还有不为世人所注意的是他一生多难，身体差。四岁父亲去世，母亲郑氏夫人守节居穷，画荻教子，欧阳修寄寓叔父家，过着贫寒生活。二十四岁中进士，二十五岁结婚，两年后第一个妻子因生孩子不到一个月染病而亡。过了两年，娶第二个妻子，没来得及生孩子也得病死了。三十一岁，因得罪权臣，被贬到湖北夷陵，一呆将近十年。刚到夷陵，六岁的大儿子得病死去。过了几年，大女儿、二女儿相继病死。欧阳修不到四十，就满头白发。他一生受三大病困扰，眼病、眩晕病、糖尿病，药罐从不离身。庆历改革，又遭排挤，被贬滁州，这一次贬官，又在乡野辗转了近十年。

欧阳修一生著述浩繁，他不仅是文学大家，于诗词赋无所不通，周必大为此编定《欧阳文忠公集》一五三卷;又是史学家，编撰了廿十四史中两部，《新唐书》《新五代史》;又是经学家，对《周易》《毛诗》《春秋》《周礼》不但有研究，还有创见，有所发明;又是金石学家，撰有《集古录》千卷;又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他的《六一诗话》，开了我国“诗话”专著之先河。

欧阳修的一生，遭受了家庭太多的不幸，身体多病，政治上也多次受打击被排挤，但他没有被这些压垮，不屈服，不抱怨，保持个人品格，而且在各个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这就是欧阳修的文章道德为世人所称道的所在。欧阳修的人格力量和顽强精神一直激励着庐陵后学，一直是人们学习的典范。

自欧阳修后，吉安先后出现了杨邦乂、胡铨，周必大在《三忠堂记》中说：“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世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闲，万世不可多得而逾也。”为什么叫三忠，欧阳修谥文忠，杨邦乂谥忠襄，胡铨谥忠简。后来，加上周必大谥文忠，杨万里谥文节，称四忠一节。吉安为这五个人建了专祠来祭祀，在县学府学里，挂着他们的画像。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读书时，有一次去县学的大成殿，大成殿一侧挂着欧阳修、杨邦乂等五贤画像，看过之后很受感动，说：“我死后，如果我不能俎豆其间，我就不算大丈夫。”俎豆是祭祀的意思。文天祥从小以先贤为榜样，并立下大志，后不但高中状元，其浩然正气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彩一笔。由此可见，先贤榜样力量的巨大。

对文天祥影响很大的人还有胡铨。胡铨(1102—1180)，今天青原区值夏人。年少时师学泰和萧楚。萧楚字子荆，是北宋吉安名儒，一生专攻《春秋》，成就很大。史称“春秋笔法”，本来指写历史不隐晦，直书其义。而对学《春秋》的人说，主要是先学会做人，做正直的人，做忠实历史的人。胡铨的《春秋》经学学得很好，在读书做学问上更是博闻强记，他熟悉《春秋》的内容熟悉到每个文句知道在哪一卷哪一页，准确无误。更重要的是他学到了《春秋》的精髓，为人处世，宁可折而不屈，所以当秦桧要与金国求和时，胡铨冒着杀头的危险上书《戊午上高宗封事》，请求杀了秦桧、孙近之流，以安民心。史书上评价说：“冒渎天威，甘候斧钺。”当时胡铨只是一个七品编修官，这是何等勇气，何等胆略。后百余年出生的文天祥，与胡铨同乡，相距不到40里，受先贤影响，做人何等相似，开庆元年(1259)，文天祥仅是一名空有状元头衔的朝廷官员，见元兵分三路大举南侵，宦官董宋臣一味鼓噪迁都避敌，文天祥上书皇帝，乞斩董宋臣以安定人心。文天祥这种做法，难道只能说是历史的巧合吗?

自从周必大提出“文章节义并重”这一衡量庐陵人物的标准之后，许多庐陵后学便以这一要求来勉励自己，以致成为一种区域文化现象。吉安自宋至清，考取进士的人近三千，举人一般是进士的四倍以上，吉安的举人在一万人以上。举人以上直接进入仕途。翻开史志，在近千年的由科举入仕的吉安人群中，尤其在知府、省台以上的官员中，几乎无奸佞之臣，无贪生怕死之官，实属难得。不少士大夫，或为革新弊政，或为救国救民，置生死于度外，向皇帝提意见，上疏呈奏折，而往往因一通疏一篇奏折而被放逐、免官、入狱，家人受连累，甚至丢掉生命。

今天吉州区兴桥镇袁塘，明代初年出了一个曾凤韶，二十三岁举进士，建文帝时为监察御史。当时燕王朱棣在朝中对建文帝不行君臣之礼，因为他是建文帝的叔父，建文帝对他无可奈何，大臣们不敢吭声，唯独曾凤韶站出来，对燕王说：“象简朝天，殿下展君臣之礼;龙颜立地，宫中叙叔侄之情。”因为这么一句，燕王认识并记住了曾凤韶，认为曾凤韶有才智有胆略。后来，朱棣把建文帝赶出了皇宫，做起了皇帝，仍以御史召见曾凤韶。曾凤韶不拜见朱棣，认为他是一位有弑篡之罪的人，自己不做僭帝之臣。不久，朱棣皇帝封曾凤韶为侍郎官，千方百计想让曾凤韶屈服。曾凤韶坚决不屈，以身殉节。死前咬破指头，在自己的白衣襟上写诗明志，这首诗大意是：我出生于庐陵忠节之乡，素负刚毅之强。读书登进士之第，当官至绣衣之郎，今之死得其所，我可以含笑于地下了，而见我先贤文天祥。

曾凤韶识大体，如何做人，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以先贤文天祥为榜样，做正直之人，不贪恋官位而丧失人格。这就是先贤的榜样力量。

三、古代吉安读书风气的形成还与吉安的民风、百姓的思想观念有关

吉安境内的古村落，大多数是外来氏族。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从唐末黄巢起义后，北方的士族大量南迁，直到宋元交替之际，其间有三次北民大迁徙的历史。北方氏族南迁后，其世家大族的观念不变，办书院，倡教育，这在今天的族谱上有明确的记载和揭示。北方士民南下，给吉安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的生产技术，有力地推动了吉安的读书风气。从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www.daowen.com)

一是吉安历史上一贯重视教育，诗书传家，耕读为本，是社会的主流思想，这是形成读书风气的重要因素。

在吉安民间，流传最多的故事是关于穷家子弟捡狗粪为了读好书的内容。吉安县就有文天祥捡狗屎的故事。文天祥的家境一般，父亲是一个书塾先生。少年文天祥与贫民家庭差不多，要劳作，要吃苦。传说他父亲要文天祥每天捡满一粪箕的狗屎才可以到书塾去读书。文天祥是文曲星下凡，民间的狗也听天命，每天，附近的狗拉屎都拉到文天祥的粪箕里，节省了文天祥四处奔跑捡狗屎之劳累，为文天祥争取了很多读书的时间，后才得以高中状元。泰和也流传相似的故事。明初，泰和南寮村有个陈循，家庭贫寒，他很想读书，却穷得进不了书院，只好每天躲在书院窗下听先生讲课。父亲种田，对儿子陈循想读书能理解，但提一个条件，每天先捡一粪箕的牛屎狗屎后才可以去听讲。附近的狗、牛自觉地拉到陈循放粪箕的地方，这样，陈循不需要四处奔走，就完成了父亲交代的任务，能完整地旁听讲课。陈循后来也中了状元，捡狗屎的故事就成为佳话。

这种故事反映了吉安人特别重视读书并喜爱读书的思想观念。吉安民间有一句话：捡狗屎也要起早。睡懒觉的人是捡不到狗屎的。读书可以，但不可以不吃苦，不劳累，这才是吉安人耕读为本的立足点。

吉安人很会做生意，自古吉安有一句话叫：“吉安老板一把伞，走到外省当老板。”可是吉安人不像徽商、晋商，赚了钱不再扩大生意，而是在家乡建房办学，让儿孙读书。因此吉安的民间就成了一个循环，穷得没办法，去学徒经商，赚了钱回家买田建房，让儿孙读书，所以读书风气非常浓厚。

二是民间尊重读书人，几乎成为一种习俗。

古代吉安是如何尊重读书人呢?凡是读书人都被列入知书达理的行列，无论是在读者还是获得秀才以上的读成者。在家族中，家族设学田设学产，为保证家族子弟读书所用，尤其是贫穷之家，个人付不起学费，便由学产资助，不致失学。民国以前的各族谱都有记载本族是如何奖掖弟子读书的规定，如吉州区樟山镇文石村姓李，李氏家谱中记载：“本族有人应考，为一族之光。每复试一场，奖钱两百文;正案取列前十名，奖钱八百文;取入案首者，奖钱四吊文;考入府学者，宗族出钱设下马宴。有下省观光者，宗族送程仪钱四吊文;进京会考者，送程仪钱拾六吊文;高中荣归，宗族设下马宴。将来有出仕者，量力赡祭，以酬祖宗德泽。”

政府对读书人也有格外的尊重，凡考取秀才者，免除相应的赋税和劳役。如果中了举人，成为有功名之人，全家免除劳役赋税。正是读书能带来十分大的利益，学子们不辞辛苦，孜孜以求，而自觉地形成风气。

三是吉安人办学热情高，有人的地方就有书院有读书的声音。

古代吉安境内的办学形式多样化，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官办或民办公助的书院。宋末元初，吉水曾宏度做了吉州的文学，他喜欢今天赵公塘这一带的风景，与几位堂兄弟住在那里，建了一幢别墅，叫凤山别墅。他的孙子便以祖父的别墅扩建为书院，人称凤山书院。开始是私家办书院，到了元代，政府主动出面，民办公助，政府派山长来主持，当时办成了吉安城内最好的书院。二种是到了宋代，儒、道、释三家日趋融合，尤其是儒教与佛教的联系更为密切，从宋代开始，凡有一点名气的寺庙，几乎都有书院。这与唐宋士大夫的风气有关。唐宋时期的士大夫追求对儒家的通，对佛教的通，对酒文化的通，通三者，才具备成为名士的基本条件。士大夫一旦有退隐思想，即与和尚、道士打成一片。吉安不例外，并且这种风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明代王守仁在净居寺开坛讲学，虽然净居寺没有书院，却是这种风气所致。翻开吉安名人的历史，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就是从寺庙的书院中读书成功的。三种是家族热心办学，以办学为千秋大业，是吉安古代办学的主要力量。永丰县瑶田梁氏，明初时有个梁幼洪，因祖上家业丰厚，自己博学多才，就是不愿去做官，只想培养子孙，于是在自己住的房子左边建了个书院叫桂林书院，延请当时吉水名儒何伯益来做先生，专教自己的孙子梁伯兴。不久，又在住宅的右边建一个更大一点的书院，叫清风书院，聘请本县一位姓董的先生来执教，专教家族中能读书的弟子。梁伯兴很争气，因读书好，以明经入仕，后官至河南右布政使，至今梁家祠堂还悬挂着由朱元璋表彰梁伯兴“老实纯善”的匾牌。

最后一个问题，古代吉安人读书的状况，对社会产生过什么影响，可用一些数据来说明。

一是书院私塾。

吉安各地书院学馆遍及城乡。自唐代至清代，吉安地这先后创建的书院，有文献记载的共269所，占江西的1/4。明朝时期，全江西约有书院一千所，吉安有一百七十多所，占全省的六分之一以上。私塾则是凡村有塾，大村子甚至有多个，总数不可计量。

二是举人、进士的数量多少，是衡量一个地方办学是否成功的重要评判标准。

文献记载，吉安考取进士是从五代南唐开始，至清末，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共产生举人一万二千多人，进士近三千人。这个数字，放在全国相类的地区比较，排在前列。在近三千进士中，名人辈出，出了17名状元，16名榜眼，14名探花。最出名的事是在明代初期，建文二年(1400)、永乐二年(1404)两科，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都是吉安人，建文二年是胡广、王艮、李贯，永乐二年是曾棨、周述和周孟简。这在中国科举历史上是罕见的。

三是吉安的读书人敏于思考，勤于著述，留下了无数的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文献，可惜的是还有许多未能流传，只是在家谱中保留了书名。

即便是名人，也有散佚的情况，比如南宋刘辰翁，是今天吉安县梅塘人，是两宋时代著名的词人，元代时，他的儿子刘将孙为他编辑诗八十卷文集若干卷，明代杨慎说，他见到的《须溪集》为一百卷。到乾隆年间修编《四库全书》时，刘辰翁的作品散失不多见，今天流传保留的数量约为最初的十分之一左右。吉安古人的著述，传世的文献涵盖了科学文化的所有领域，据汪泰荣先生《庐陵古文献考略》统计，收入作者2574人，著述5691种。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国古籍从上古至清末，保存下来的著述大约在九万至十万种之间，而吉安人的著述占了全国的将近百分之六。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可以说，古代吉安读书人为我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学、教育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是来自吉安从北宋来一直保持着的良好的读书风气。

(作者：刘宗彬，吉安市文广局副研究员;黄桃红，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安福孔庙，始建于北宋元丰四年(1010)。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两次重建。清乾隆年间费时十二年扩建。现存孔庙为同治二年(1863)重修。20世纪又经1935年、九十年代初两次修葺，恢复旧貌。安福孔庙占地10余亩，主体建筑按南北中轴线排列。大成门和大成殿正中的两对红石柱，直径60厘米，通体镂空浮雕缠云滚龙，栩栩如生，目前全国罕见，为该庙的珍贵文物。是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