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民族英雄定位和爱国主义精神

文◎黄惠运

鉴于前些年有人提出“不应过分称颂文天祥”“要辨证地看待正气”的论调以及学界关于“民族英雄”的讨论，笔者拟从四个方面充分论证本来早已完全肯定的文天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的历史地位。

首先，文天祥是爱国而不是“愚忠”。有人认为“文天祥对南宋王朝的忠是愚忠，不足为训”。这种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令人难以苟同的偏见。我们知道，朝廷命官忠于皇帝是很平常的事，不能一概斥之为“愚忠”。我们认为，文天祥忠于南宋王朝不是“愚忠”，而是以爱国为基础为前提的“忠君爱国”一致性的行为，是服从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这是他超越历史上一般忠臣的显著特征。

文天祥有精忠报国的思想基础，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根深蒂固，是一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爱国主义者。他“儿时爱读忠臣传”^①，入吉州学宫拜谒先贤遗像时就立下了“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②的雄心壮志。高中状元后作诗表示：“报国惟有厉清忠”。^③在抗元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文天祥深情地写道：“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④决心以爱国尽节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他母亲的教育之恩，为国家和民族的正义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抗元失败后，文天祥在诗歌中倾注了深厚的爱国之情，表达了坚定的报国之志。他豪迈地写道：“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⑤，“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⑥。决心为爱国献身。他严正拒绝了德祐皇帝的劝降，“乞回圣驾”。在降官如潮，南宋皇帝都已经投降的情况下，文天祥“忠君”的对象都没了，怎么能凭空说他是“愚忠”呢?文天祥高人一等的地方是他的“君降臣不降”的大义凛然的气概和“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耿介人生节操观。文天祥在《哭妻文》中表明了自己“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⑦的心志。在《元夕》诗中写下了“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⑧的千古名句。在回答元朝统治者的诱降时，文天祥义正词严地说：“德祐不幸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者，所以为宗庙社稷计，故为忠臣。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微、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⑨由此可见，文天祥的忠君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是与爱国相统一的。

其次，文天祥是追求名节的民族英雄，而不是“沽名钓誉”。有个别文章诬蔑文天祥的忠有“沽名钓誉，单纯追求名节之嫌”。这种言词是我们所坚决摒弃的。

我们知道，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并不是一时冲动所为，更不是“沽名钓誉。”文天祥从小有良好的家教，深受儒学的熏陶;在白鹭洲书院读书时，又得到名师江万里、欧阳守道的教育;在社会上又受到庐陵先贤欧阳修、胡铨等人爱国爱家事迹的影响;特别是在当时蒙古贵族南侵，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文天祥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毅然从忠君开始走上了爱国的道路，实践了他早已定下的“报国臣有志，悔往不可湔”^⑩，“但今身未死，随力报乾坤”，“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的崇高理想和人生价值。

宋未爱国学者郑思肖称：文天祥“才略奇伟，临大事无惧色，不敢易节”。文天祥首先以乞斩主张逃跑的董宋臣的壮举，亮出了一位年轻官吏“以一人心，以安社稷”的旗帜。他因此遭到权臣的嫉恨被罢官。在归隐家乡文山时，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和民生安危，他在诗中写道：“青春岂不惜，行乐非所欲。”“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故人书问至，为言北风急。”“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时的情怀。在接到勤王诏书时，他“捧诏涕泣”，“尽以家赀为军费”。他不顾别人的劝阻，迅速募兵勤王。在出使元营谈别时，他抗论皋亭山，面对伯颜的恐吓，他斩钉截铁地说：“宋状元宰相，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文天祥又当面痛斥了降将吕文焕之流，再次表明他的“我欲借剑斩侫臣”的坚定态度。被扣押北上时，文天祥寻机在京口脱险，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顽强毅力，辗转南下，不计嫌疑，九死一生，重举义旗。在残酷的战争中，文天祥母亲病逝，妻女被俘，儿子丧生，妹夫被害。他完全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这哪里是什么“沽名钓誉”?五坡岭被俘后，文天祥服脑子自殉未成。在崖山海战时，他严正拒绝了张弘范要他招降张世杰的无理要求，说：“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并写下千古传诵的《过零丁详》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现在已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爱国格言。在解送大都时，文天祥“计日可首丘庐陵”，绝食八日又不死。在囚禁大都时，文天祥抱定“无书求出狱，有舌到临刑;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铭”的坚贞不渝的气节，以正气压倒一切邪气，写下了千古绝唱《正气歌》，通过歌颂历史上苏武、诸葛亮、颜杲卿、祖逖等忠节之士，表明自己宁死不降的意志和节操，最后英勇就义，以身殉国。在收殓他时，人们在他的衣襟上发现了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天愧!”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他读书为国，英勇献身的伟大精神和崇高人格。至于文天祥对弟弟文璧的意见，并不是他的“巧妙”安排。事实上文璧以惠州城降元在先，文天祥要他保全宗族，乞奉香火在后。文天祥是反对文璧降元的，所以他在诗中慨叹：“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文天祥在时局不可挽回的情况下，并不要求他的亲属和一般百姓像他作为“状元宰相”那样去尽节，去作出无谓的牺牲，在尽忠不能的情况下只有去尽孝，因此“得忠臣、孝子于一门”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是忠孝难以两全的无奈选择，是英雄未必真无情的明智之举，具有孔子所称的“三仁”的意义。我们不应过分去苛求古人。清朝乾隆皇帝对文天祥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他说：“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文天祥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单纯追求名节，而完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他的“法天地不息”思想的实践，是他的人格魅力的写照，是他的名相烈士古今一人的风范!

再次，文天祥是国家统一的促进者，而不是阻碍者。有个别作者认为，文天祥似乎不应该领导抗元斗争，而应该像张弘范、洪承畴那样帮助元朝和清朝打江山，这种观点真是大错特错。

实际上，文天祥早有“何日洗兵马，车书四海同”的统一中国的宏愿。如果不是时运不济，他定能成为国家统一的元勋。蒙古贵族侵略南宋，是对先进的中原经济和文化的破坏，因此必然遭到南宋人民的强烈反抗。文天祥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族的需要，领导了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这是应当肯定和赞颂的行为。文天祥懂得“不嗜杀人能一之”的道理，他痛斥蒙古贵族的残暴行径，预言：“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来事会长”对南宋复国，祖国统一，寄予深切的希望。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虽然失败，但他的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毅力，是永远值得人们肯定和颂扬的。正是由于文天祥等领导的南宋军民的正义斗争，才迫使蒙古贵族不得不改变“悉空其室以为牧地”等落后做法，从而推动了蒙古贵族封建化的进程，有利于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文天祥因此实现了“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粱”的天下一统的爱国忧民的人生追求，从而更显得精神的高尚和人格的伟大。

最后，文天祥精神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有人妄谈文天祥的精神“不合时代潮流”，这也是我们不能容忍的诬蔑。

七百多年来，文天祥精神一直是抵抗外族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强大动力，文天祥人格始终是忠贞不渝，宁折不弯的化身!早在抗元斗争中，就有勇士赵时赏甘愿冒充文天祥去替死;有王炎午、王幼孙“生祭”文天祥的奇迹。

在明末抗清斗争中，在文山精神的感召下，涌现了史可法，阎应元、陈明遇、文秉、瞿式耜、杨廷麟、刘同升等抗清英雄，产生了“三百年前旧姓文，一身报国许谁闻”;“宁为文文山，决不为许仲平”;“纷纷莫奏迎神曲，但咏庐陵正气歌”;“啣丹渺渺归天去，相见文山对赋诗”;“无逃大义昭千古，敢望文山节并重”;“书生岂效荀文若，夫子堪师信国公”;“苏卿降节惟思汉，信国丹心敢告天”;“莫笑老夫轻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砥节忠贞无二门，昭垂简策信公尊;零丁洋里潮声壮，犹有英英正气存”;“成仁取义今方决，见帝惟持正气歌”;“文山衣带句，千古缔相知”等效法文天祥的气壮山河的不朽诗文。

在抗日战争中，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和忠义大节教育鼓舞了一代人，在文化艺术界产生了《不怕死的文天祥》，歌剧《文天祥》《文天祥与史可法》等作品，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文天祥精神的感召下，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赞颂文天祥。革命先烈许晓轩在诗中写道：“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朱德总司令在《赞文山》诗中写道：“罗岗山下罗岗祠，留有文山四首诗;忠心为国声名在，仪表堪称百世师。”叶剑英元帅写有《看方志敏手书有感》一诗：“血染东南半壁江，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诗中赞扬了方志敏的丰功伟绩，称颂他是文天祥以后江西的一个伟人。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他们的重要讲话和报告中，多次强调要在全社会特别是在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中，进行民族气节和革命传统的教育，高度赞扬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写下批语：“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曾静是清代学者，因策动反清被杀害;戴名世是清代史学家，因著有《南山集》等书，陷“文字狱”被杀;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在福建长汀用俄语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英勇就义;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1931年在南京被杀;杨虎城是西北军领导人和西安事变主要发动人之一，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于重庆;闻一多是著名诗人，大学教授，因为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运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文天祥等人的气节和爱国精神!他还很喜爱文天祥《过零丁详》这首诗，曾手书全诗，对《正气歌》这首诗也极为欣赏。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讲正气，是中华民族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文天祥专门写过一篇《正气歌》，他在《过零丁详》中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担心照汗青’以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为什么会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就是因为充满着高昂激越的爱国正气。”这说明江泽民对文天祥、顾炎武等人是完全肯定的。

总之，文天祥是不能动摇的应该充分肯定的伟大的历史人物。文天祥不是被过分颂扬了而是还应该大力颂扬。如果我们再不澄清糊涂认识，贬损文天祥，那会给中国历史带来许多误解，就会否定我们民族不屈不挠斗争的光荣历史，就会给一大批优秀正义的人物抹黑，而给卑劣的汉奸、卖国贼添彩;屈原、岳飞等爱国人物的形象就会降低，张弘范、洪承畴、汪精卫之流就会被抬高，这岂不是历史的笑话!那学习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又怎么能更好地进行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教育?

注：

①《文天祥全集》卷15，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下同。

②《宋史》卷418《文天祥传》，中华书局出版。

③卷1《集英殿赐进士第恭谢诗》。

④卷15《邳州哭母小祥》。

⑤卷14《燕子楼》。

⑥转引自张玉奇《文山诗选注》第234页《出狱临刑诗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⑦《指南后录》卷3。

⑧《指南后录》卷1。(www.daowen.com)

⑨刘岳申《文丞相传》。

⑩转引自张玉奇《文山诗选注》。

卷2《山中感兴三首》。

卷13《赴阙》。

黄佐：《宋丞相文公天祥》，转引自刘文源编《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卷15《已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

刘岳申《申斋集》卷10《广西宣慰文公墓志铭》。

卷14《二月六日海上大战》。

卷14《赣州》。

《南疆逸史》卷46《文秉传》。

《张苍水集》第一编《贻赵廷臣书》。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3《金龙四大王庙》。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9。

《瞿式耜集》卷4。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6《过零丁洋吊文信国》。

《明秀南略》卷13《姜日广赋诗殉节》。

《江西诗征》卷64。

肖三主编《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1月版。

《朱德诗选集》。

叶剑英《远望集》。

转引自刘文源等：《堆花酒文化是一座金矿——解析堆花酒与文天祥的历史文化关联》，载《江西日报》(2000年12月21日)。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作者：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井冈山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广东海丰县五坡岭“方饭亭”

1278年12月21日，文天祥率队转战到海丰县五坡岭，大家正在吃饭，突遭大批元军袭击，文天祥指挥战士仓促应战，力竭被俘。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海丰县士绅为赞颂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在五坡岭建“表忠祠”、“方饭亭”，亭前对联是“热血腔中只有宋，孤忠岭外更何人”。亭前月台树“一饭千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