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前后欧、梅等人的文与道观念探析

时间：2024-08-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庆历前后欧、梅等人的“文”与“道”观念探析文◎陈冬根在“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重道轻文”的思想在北宋前期文坛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甚至一直延续到“庆历新政”拉开序幕。随着欧阳修、蔡襄、梅尧臣、张方平、王珪等人逐渐登上政坛、诗坛高台，宋代士大夫们的“文”与“道”之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事实上，欧阳修也是早期“古文运动”闯将之一，其“兴复古道”的意识一点不比石介差。

庆历前后欧、梅等人的文与道观念探析

庆历前后欧、梅等人的“文”与“道”观念探析

文◎陈冬根

在“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重道轻文”的思想在北宋前期文坛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甚至一直延续到“庆历新政”拉开序幕。随着欧阳修、蔡襄、梅尧臣、张方平、王珪等人逐渐登上政坛、诗坛高台，宋代士大夫们的“文”与“道”之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庆历五年，石介去世，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道学三先生”时代已经结束。无论是对士人的精神层面，还是对士人们的古文创作，石介等人都有巨大影响。他为太学直讲时倡导的古文，基本攻占了西昆文体在创作领域尤其是散文的阵地，使北宋散文创作基本走出了西昆“阴影”，呈现宋人创作的新姿态。遗憾的是，石介与其后续者胡瑗，引领着太学文人群体，走上了一条“矫枉过正”的路。他们在纠正西昆绮靡文风的之时，用力过于猛烈，以至于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即僻涩太古，甚至怪诞，反而又影响了宋代诗文的发展。这很快遭到另外一批士人的纠正，如欧阳修、张方平等。

欧阳修庆历初就在《送黎生下第还蜀》中批评说：

妄儒泥于鲁，甚者云黜周。大旨既已矣，安能讨源流。遂令学者迷，异说相交钩。……圣言简且直，慎毋迁其求。经通道自明，下笔如戈矛。^①

此诗并不是针对具体某个人而发，故“妄儒”也绝不是指石介本人。本文写在蜀之秀才黎生下第后还归西蜀时，是一篇典型的送行之作。欧阳修送后学晚辈的送行之作，往往都是带着一定的教导意味的。本文亦不例外，就是对包括黎生在内的当下文坛有所指而发的，旨在批判当前文坛普遍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现象。因为黎生好“《春秋》三传”，高言大论、好离析古人成言。这种创作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谓“太学体”。因此，欧阳修此诗措辞比较激烈。

对这种文坛不良走向批判更为激烈的是张方平。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同知贡举，即决心对太学文体予以矫正，他在奏疏中写道：

尔来文格日丧其旧，各出新意，相腾为奇。至太学盛建，而讲官石介益加崇长，因其好尚，寖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逾越绳墨，或误后学。^②

张方平此中反对的是：太学文风已经走向了既不能肩负道义方向，又毫无“郁郁乎文哉”的情景，也就是“文”与“道”成了挨不着的两块皮。由于张方平这次仅仅是同知贡举，^③并且就创作而言，张方平走的是西昆一路，属于后西昆人物。他对“太学体”的批评，只是以一种错误去规范另外一种错误，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疑。因此，最后张氏并没有能够扭转此时期的文坛风气，“太学体”反而有愈加烈之势。这个工作的完成，还要等到嘉祐年间欧阳修权知贡举之时。

可以说，石介一生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其近乎偏执的履道弃文，以及其过于贬低作者，甚而鄙弃诗人。这就大大地伤害了以文人为主体的北宋中期士大夫群体。故而其后来在他招致驳斥时，除了少数理学家，很少有为之辩护者。事实上，欧阳修也是早期“古文运动”闯将之一，其“兴复古道”的意识一点不比石介差。但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功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显然与他合理科学的文道观念有关。下面，我们就不妨再来分析一下。

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度进入钱惟演幕府的西昆诗人唱和团体，对复古兴儒之兴趣有所减退，甚至一度因为石介激烈批判杨亿等人而批评石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就是为杨亿等西昆诗人作辩护。在景祐元年(1034)，石介移南京留守推官，撰《怪说》三篇，猛烈抨击杨亿等人说：“……杨亿之穷妍极态，辍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大怪矣。”^④随后，欧阳修批驳了石介过激的言论，所谓“然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与石推官第一书》)。西昆幕府的生活经历，使得欧阳修对“文”有更理性的理解。

更为关键的是，欧阳修具有丰富的创作实践和文坛活动阅历，他对诗文的看法，与石介存在明显差异：他也重视“道”，但同样重视“文”;石介轻视诗歌，而欧阳修颇为重视诗歌。对于杨亿以及西昆体的不同评价态度，就是石、欧二人分歧的例证。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中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⑤这是理性而通达的观点，不仅仅是为杨亿等人辩护。这种观点欧阳修一直保持到晚年。

欧阳修的古文观点形成，与其气质有关，也与他的教育经历有关。带着某种偶然性因素，欧阳修很早就接触到了韩愈，并由此深受其影响。欧阳修在嘉祐年间写了一篇《记旧本韩文后》，回忆了其早年求学之经历。其文曰：

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⑥

欧阳修早年因为家贫无书可读，所以经常靠借书或者抄写的方式来阅读。一次偶然机会，他从邻居家里借阅到了韩愈的文集。从这段文字看，欧阳修早年就接触到了韩愈的文章，虽“未能悉究其义”，但却不仅能感受到韩文“深厚而雄博”，而且朦朦胧胧意识到韩愈文章“浩然无涯”，由是对其印象深刻。所谓“若可爱”，就是对韩文的由衷接受。而这种童年阅读经历，必将影响欧阳修后来的诗文观点。正如他同样《记旧本韩文后》这篇文章中还说道：“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所谓“素志”，就是长久以来怀抱的志向或志愿，此处对于欧阳修来说就是学习和继承韩愈之文与道的志愿。另外，此文还说到校订韩愈文集之事：“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明道二年(1033)，欧阳修与尹师鲁同官洛阳，因好古文而与尹师鲁唱酬，并一起校订了韩愈的《昌黎集》。^⑦这无疑又加深了欧阳修对韩愈及其文道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韩愈是以恢复古道为己任的一代文豪，他对文章的观点大体是以道为先，然又不弃文。韩愈在《答李秀才书》《送孟东野序》《答刘正夫书》和《答李翊书》等文章即反复传达了这样的观点。如他在《答李秀才书》中言：“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在《送孟东野序》中则说：“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在《答刘正夫书》中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⑧正是韩愈这种文与道兼重的观念，使他与中唐时代其他古文家区别开来，成功地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苏轼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就是对韩愈在文与道方面的巨大贡献的肯定。欧阳修常常以继承韩愈之志为己任，那么，韩愈的这种文道观将深深地影响到他的创作与批评。

明道二年(1033)，欧阳修是时尚在西昆钱惟演幕府中，他即已有了比较明确的文艺观：崇尚古文，但不空谈古道，强调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而非“务高言而鲜事实”。这种文道观念，他在《与张秀才棐第二书》一文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在此，我们不妨费点笔墨来摘录原文，其文曰：

修顿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后，复取前所贶古今杂文十数篇，反复读之，若《大节赋》《乐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极大。寻足下之意，岂非闵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复之古，而翦剥齐整凡今之纷淆驳冗者欤?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

夫所谓舍近而取远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尧、舜远，孰与今去尧、舜远也?孔子删《书》，断自《尧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谓学，则曰“祖述尧舜”。如孔子之圣且勤，而弗道其前者，岂不能邪?盖以其渐远而难彰，不可以信后世也。今生于孔子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岂不为文?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⑨

这是一封写给一位后学书生的书信，信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欧氏对古与今、文与道之关系的认识。在欧阳修看来：“复古”与“载道”是两个概念，并不是必然相属者。意即谓：并非言古则蕴大道，亦非合大道者必言古。道是无形，明之即可;言之为用，明道是取。这样的观念基本贯穿欧阳修一生的创作。虽然这里是针对张生谈古文创作的问题，其实欧阳修对诗歌的观点也是如此，绝不“务为奇言以自高”。《与张秀才棐第二书》作于明道二年，此距离石介主导太学尚有十来年。但是欧阳修文中批判的一些作文弊病，居然就在后来“太学体”中出现，真可谓谓“不幸言中”了。

参照中唐韩愈等人“古文运动”过程及其最后结果，欧阳修等人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在理论和创作上同时加以引导，“古文运动”最后必将走向奇险、僻涩、怪诞的路子。因为在“古文运动”中，人们很容易“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结果事与愿违，自是“其道难法，其言难行”。欧阳修作为学习韩愈最得道者，是清醒地看到石介等人“古文运动”的危险趋向，因而当其至和后领导文坛时必欲极力挽转之。

欧阳修的“文道观”虽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韩愈的思想，所谓“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与乐秀才第一书》)即是。但是，欧阳修又有超越韩愈的地方。总体而言，韩愈虽然既重道，又不废文，但还是更强调“道”在“文”先。如其在《答李翊书》中所谓的“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诸语，^⑩均是将仁义、气置于言与声之先。究其本，就是道德优先与文章，还有将道与文割裂的问题。

欧阳修则有所不同，在继承韩愈思想精髓的同时，欧阳修又有所修正。除了《与张秀才棐第二书》之外，欧氏尚有多篇书序之类文章谈到文道关系。如《送徐无党南归序》《答吴充秀才书》《与乐秀才第一书》《答祖择之书》等等，无一例外，均强调“文”、“道”并重。如欧阳修在《答祖择之书》中说：

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

这可以说是一段关于文与道之关系的逻辑推理：道纯则内心充实，内心充实则文章自然光辉。显然，欧阳修已经将文与道看作是一体的，相当于哲学之现象与本质之关系。所以他在《送黎生下第还蜀》中还说，“圣言简且直，甚勿迂其求。经通道自明，下笔如戈矛。”细读欧阳修这些涉及文道关系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欧阳修与韩愈在文道观上最大的不同就是，欧阳修将“文”的作用大大凸显了，并且将文与道融为一体，视作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面。这不能不说也是欧阳修与梅尧臣后来领导“诗文革新运动”成功的关键所在。

庆历以来，欧阳修等人不仅在言论上，同时在创作上也实践着“文”、“道”并重。而孙复、胡瑗等人则仅言大道，甚至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结果自然是连其“道”也“行之不远”。当石介去世之后，胡瑗主持太学，他将太学引向更偏远之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完全重道弃文的胡氏，将其太学生引向了只会作剜裂古人章句不知“道”之所在的一方，真可谓“事与愿违”。欧阳修等人之所以能引发士人追崇，而不像石介等人反遭口舌，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欧氏等人“文”、“道”并重。

欧阳修与朋辈论诗文持此观点，而其自评自省之时，也时刻背负文、道并行的重任。他在庆历三年《谢知制诰表》中说：

伏念臣虽以儒术进身，本无辞艺可取，徒值向者时文之弊，偶能独守好古之勤，志欲去雕华，文反成于朴鄙……乃俯而受命，伏读训辞，则有必能复古之言，然后益知所责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

这里，欧阳修不仅仅是表达文与道并重的观点而已，而且将兴文复道作为一项不容推脱的历史使命。而这种使命感，来自于对所谓“时文之弊”的深切忧虑，更来自于正统儒家的道义担当之精神。因此，即如是敌手，也不得不承认欧氏对北宋中期文坛的导引之功。北宋高僧契嵩在《纪复古》一文中写道：

章君表民以官来钱塘，居未几，出欧阳永叔、蔡君谟、尹师鲁文示予学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集于京师，崭然出头角，争与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胜数。”视其文，仁义之言炳如也。予前相与表民贺曰：“本朝用文以来，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圣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发仁义而辨正教也。

就北宋中期学派教派而言，契嵩与欧阳修是对立，但对立者的评述有时能够更为客观，更为深入。在契嵩看来，欧阳修等人就是倡导古文的领袖，而他们之所以成功就是其文“仁义之言炳如也”。换句话说，就是欧阳修等人文道并重的观念，直接引领了当下文坛。

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之旗手的欧阳修固然如此，那作为欧阳修有力助手的梅尧臣又是如何呢。梅尧臣终其一生，几乎都只是一个诗人。虽然他与同时代的道德家、政治家多有往来，甚至在给晏殊的诗歌中说过“相公贵且事翰墨，我辈岂得专游嬉。今将蒿芹荐俎豆，定亦不以微薄遗”这样的“壮语”。但他的诗人身份意识恐怕远远超过其他人。作为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忠诚战友，梅尧臣基本是拥护欧氏的“文以载道”之“文”、“道”并重的观点的。

梅尧臣留给诗人的是一部《宛陵集》，除了少数赋作之外，全部为诗歌，不见书序一类的文章。所以，对他的“文”与“道”观，只能从他的诗作中窥视一二。如他在《依韵和刘敞秀才》中说：(www.daowen.com)

安得采虚名，师道吾欲广。虽然成术业，曾不计少长。孔孟久已亡，富贵得亦傥。后生不闻义，前辈惧为党。退之昔独传，力振功不赏。舌吻张洪钟，小大扣必响。近世复泯灭，务觉多忽怳。今子诚有志，方驾已履枉。自惭怀道浅，所得可下上。正如种青松，而欲托朽壤。典册皆可寻，圣言皆可仰。幸无增我过，此语固不爽。

此中刘秀才就是后来闻名北宋政坛、文坛的刘敞(字原甫)，江西新喻(今新余)人。刘敞博学多才，与其弟刘攽齐名，号称“二刘”。梅尧臣此诗中谆谆教导刘敞力学道义，勿追虚名。此诗是针对刘敞崇尚文采而言的，因为梅氏此前刚刚写了《刘十秀才见过寻以为寄次韵相酬》一首，其诗云：

放言破崖岸，尘事尽磨刮。况次气澄明，幽襟亦可豁。竟日坐衡茅，同心异胡月，吾道今不孤，长吟为君发。

此中所谓“放言”、“幽襟亦可豁”、“吾道”均是指诗歌创作而言。梅尧臣大约觉得，这样的言语对一个年轻秀才成长不利，必须辅之以道义，所以很快写了上述这首重点谈道义的作品。

庆历五年前后，梅尧臣作了《答裴(煜)送序意》，其中强调了“文”与“道”之关系问题，更具代表意义。如其云：

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讽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刻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苦苦著书岂无意，贫希禄廪尘俗牵。书辞辨说多碌碌，吾敢虚语同后先。惟当稍稍缉志铭，愿以直法书诸贤。恐子未论我此意，把笔慨叹临长川。

此诗中之“裴生”，即是当时颇受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推许的诗人裴煜。梅尧臣此中文、道并重，其意甚明。

庆历六年，梅尧臣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大意与前一年所作的《答裴送序意》差近，然其对于文与道之关系作了进一步强调。诗曰：

圣人于诗言，曾否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尔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辨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鸣桐。嗟嗟一何隔，甘用无言终。然古有登歌，缘辞合徵宫。辞由士大夫，不出于瞽蒙。予言与时辈，难用犹笃癃。虽唱谁能听，所遇辄瘖聋。诸君前有赠，爱我言过丰。君家好兄弟，响合如笙丛。虽欲一一报，强说恐非衷。聊书类顽石，不敢事磨砻。

韩氏(韩绛、韩维、韩缜)兄弟，出身富贵豪门，虽多与苏、梅等唱和，但诗作走的是西昆风格，完全是“重文轻道”一路。所以，梅尧臣对韩氏兄弟颇为语重心长，有所规讽。其中“尔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一语，不仅仅是对韩氏兄弟，而且是对整个诗坛乃至士阶层之“斯文道丧”状态充满了焦虑。综观之，则梅氏亦强调文与道必须并重。

总之，庆历前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文道观念与当时文坛有较大差别。他们猛烈批驳并纠正太学先生石介等人“重道轻文”思想，同时，又对昆派的“重文轻道”予以矫正;他们在继承韩愈等中唐古文家的文道思想的同时，又对其有所补充和完善。欧、梅等人认为：文由道生，道因文辉，而主张文道并重，不可偏废;文与道是一体的，即为内容与形式关系，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葛晓音先生总结欧、梅等之“诗文革新”时说：“一方面强调了再承平之世同样要发挥诗文讽喻怨刺、批判现实的作用，将文学内容的变革置于首位;一方面又小心谨慎地处理道学、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尊重文风变革的自身规律，以辨证通达的态度对待艺术表现形式的特殊性性质。”葛先生所谓的“辩证通达的态度”，正是庆历前后欧阳修等人所持的文、道并重的思想之反映。正是这种理性的文道观念，引导了文学创作主流群体，为“诗文革新运动”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