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易》学研究：令人瞩目的态度、原则与方法

时间：2024-08-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论欧阳修《易》学研究之态度、原则及方法文◎邓声国左炳峰宋庆历之际，《易》学研究颇为繁荣。他在研究《周易》时，对汉唐研究成果有选择性地进行了批判和继承，表现出独到的解经原则与研究方法。而欧阳修在当时属于惊世骇俗之论，他认为《文言》《系辞》并非孔子所作，对于儒家中的“异端学说”大胆怀疑。

论欧阳修《易》学研究之态度、原则及方法

文◎邓声国　左炳峰

宋庆历之际，《易》学研究颇为繁荣。自王弼《周易注》流行以来，《周易》就渐渐被看成了是一部讨论君臣关系的经书。一些宋代思想家纷纷借《周易》表达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观点，蔚然成风。而开这风气的就是“庆历易学”，其中主要以范仲淹、李觏、欧阳修、孙复、石介、胡瑗等人为代表。他们勇敢地破除汉唐以来解经、注经、章句之学的传统，他们疑经解经，主张重新解释《易经》，大力提倡自由解经，强调发挥《易经》的经义、义理。如范仲淹主张“经以明道，义以通理”^①;孙复把《周易》看成是孔子的精神所在，对汉晋传注之学颇为不满，对其予以怀疑甚至否定;欧阳修则更是对传统《易》学提出了疑议和责难。

欧阳修对易学颇有研究，其易学著作，除有名的《易童子问》之外，尚有《易或问三首》《易或问》《传易图序》《明用》《送王刚序》(一作《刚说》)《系辞说》《张令注周易序》等各种。欧阳修怀疑《周易》，不但是其自身思想和学术的一个重要体现，而且是宋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见解至今仍受到人们的重视。欧阳修怀疑《周易》约始于景祐四年(1037)撰成的《易童子问》《易或问》，此时其对《易传》的怀疑思想已经比较完备。之后，他在庆历年间任职礼部和嘉祐年间任考官时所作的一些策问，又补充发展了他怀疑《周易》的思想和理论。此外，他陆陆续续创作的一些诗文作品也往往谈到这方面内容。他在研究《周易》时，对汉唐研究成果有选择性地进行了批判和继承，表现出独到的解经原则与研究方法。本文试着从欧阳修对汉唐《易》学的态度、解《易》原则和研究《周易》的方法三方面做点探讨。

一、对汉唐《易》学的态度

1.尊经崇道，反对谶纬之说

北宋初期，经学方面大体仍谨守汉唐注疏，此皮锡瑞所以云：“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傅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②到宋仁宗庆历之际，疑传议经才成为时代潮流，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发表自己议论的学者。而欧阳修在当时属于惊世骇俗之论，他认为《文言》《系辞》并非孔子所作，对于儒家中的“异端学说”大胆怀疑。

《周易》分为“经”“传”两部分。“传”共十篇，又称“十翼”，即《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等。历代认为这“十翼”都是孔子所作。但欧阳修对此颇有异议，认为“十翼”并非都是孔子所作。他说：“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挫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谬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也。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挫之如此也。”^③欧阳修认为《乾》卦的爻辞已经把意思表达得明白了，但《文言》却有四次重复，《系辞》也重复四次;对于《坤》卦，《系辞》本已“言虽约其义无所不包”，却也重说，《说卦》又再次重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欧阳修认为它们出于众家之手，且杂取不精，繁衍丛挫，并非一人所为，尤其非孔子所作，因为孔子的言论言简意赅，语约词丰。

欧阳修不仅从文字上发现《系辞》《文言》《说卦》而下不是孔子所作，而且从内容上也发现其种种矛盾之处。他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④这两种解释互相矛盾，不合人情。又如《系辞》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而《说卦》却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这样“八卦”共有三出。于是欧阳修说：“谓此三说出于一人，则非殆人情也。”^⑤《系辞》有包羲受《河图》之说，也有包羲观象作八卦说，《文言》又有生蓍立卦之说。欧阳修认为这三种说法互相矛盾，属于“自相乖戾”，存于一书，不合人情，有“害经惑世”之弊，应该废去。

可以看出，欧阳修的论证还是较为有根据的。“宋、元及清人的这些(笔者按：指‘十翼’非孔子言)见解，引起了后来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特别是经过了今人多方面的探讨、考证，基本上已经推翻了古人关于‘十翼’为孔子所作的传统说法。”^⑥这反应了欧阳修治学的严谨和敏锐的见识。但是，“十翼”与孔子的确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成书反应了儒士们在孔子的思想指导下，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积极准备各方面的材料，将《周易》及其理论纳入儒家体系并发展为儒家思想的努力。欧阳修提出的“繁衍丛挫”就明显有以经学“言简意深”为理由否定《系辞》等非圣人作的主观倾向。先秦古人的言论多是有为、有感而发，并由弟子或后人所记，因此就会出现同样的意思在文章中多有体现，《论语》的情况就说明了这点。比如《里仁》篇第二十章与《学而》篇都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泰伯》篇第十四章与《宪问》篇第二十六章同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一向“述而不作”的孔子“在前人说《易》的基础上曾经对《周易》做过一些口头阐释，他的弟子及后人把这些阐释记录下来并加以补充，到战国初期至中期，形成《彖》《象》《文言》《系辞》主要篇章。这些篇章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但后人却托孔子之名而作”^⑦。欧阳修研究《周易》主要是从内容和文字的重复上来怀疑《系辞》等传，而不是根据其他各类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考证来研究，这种解说方式极易带上他个人的主观偏见，这也是他没有具体论证却认为《说卦》《序卦》和《杂卦》均非孔子所作的原因。但今天看来，通过经籍内容阐发道理并尊重圣人之言，又有其值得肯定之处。

《周易》是一本关于占筮的书，在商周就有了专职占筮的“卜筮人”。占筮法是蓍草进行演算而得卦，通过分析所得卦的卦象和卦爻之辞而推断问事的吉凶。占筮是依靠《系辞》而得以保存下来的。在《系辞》中记载占筮之法的文字：“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仂，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仂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想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说，占用五十根蓍草，可是实际上只用四十九根。先取其中一根不用，放在一边。以后要经过四次经营，才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果。天以奇数一三五七九为天数，地以二四六八十为地数。天数是五个奇数，地数是五个偶数。五个(奇或偶)数相加而得到和数，天数的和数是二十五，地数的和数是三十。天地和数加起来是五十五，这是所以确定变化而贯通鬼神的。《周易》自此之后也慢慢地沦为卜筮之说了。在西汉时，由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神学兴起，并与经学相结合，形成了神秘色彩的天人之学。例如，京房治《易》就是以飞伏、纳甲等占筮之术，被后人广为流传。到了东汉，光武帝好谶纬，兴起以谶纬正定经义。于是谶纬迷信盛行，著书多以谶纬相结合。诚如皮瑞锡所言：“图谶本方土之书，与经义不相涉。汉儒增益秘纬，乃以谶问牵和经义，其合于经义者近纯，其涉与谶文者多驳。”^⑧

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从义理角度对神学天命说提出了疑问和批判，力图用经验的方法重新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改变秦汉经学学说。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坚决反对谶纬迷信之说。他认为《周易》是周文王所作，是圣人的言论，“其本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并且认为，《周易》的起名就是文王在社会动乱时，有“忧天下之心，虑天下之志”。于是用卦爻来占卜奇偶、阴阳的变数，以知道国家“君子、小人动静、刚柔之象，而治乱、盛衰吉凶之理”，并不是用来占卜命运的谶纬迷信。“他否定《河图》说，看似因为其与‘观象立卦说’矛盾，实际却因天授《河图》说有谶纬色彩;他反对生蓍立卦说，表明他承王弼重视《周易》义理，但也表现他反对视《周易》为占筮之说，反对怪妄迷信之说”^⑨。用谶纬之说来治理国家，那么不仅会阻碍国家科学、文艺等思想的发展，也会使人的价值观沦丧，失去自我。最终国家也将“国将不国”。

2.重义理，轻象数

汉代《易》学者治经特别强调象数，对于象数过分执迷和纠缠，从而衍生出来象数学上的穿凿、繁琐之风。郑玄重象数兼顾义理，继承了《大象传》注《易》的思路，先用象数，后归人事，统一了两汉经学。王弼则强调义理，对汉《易》数之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清算。唐朝孔颖达在对取象时提出“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周易正义·乾传》卷一)的原则。反对将《周易》的体例单一化、绝对化，其本义是为了调和取象和取义之说，从而超越了王弼鄙视取象的偏见。

欧阳修推崇王弼，重义理，承认《易》自古以来就是占筮之书，但他认为文王所撰的卦爻辞寓有社会人生的深刻道理。《彖传》《象传》则阐发了这些道理，正由于这一点，《易》才被列入六经。《周易·系辞上》里面说：“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仂以象闰，五岁在闰，故再仂而后挂。”欧阳修认为，占筮法通过分二挂一揲归奇的过程，是运用数的变化的规律性。对此，他在《易或问》中作了说明，他说：“筮者，上古圣人之法也，其为数也，出于自然而不测，四十有九是也;其为用也，通于用而无穷，七八九六是也，唯不测与无穷，故谓之神，唯神故可以占。今为大衍者，取物合数以配箸，是可测也，以九六而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无穷也。”这就是说，数是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表现，是事物的自然属性，所以说数出自然。数看起来是神妙莫测，其实是可以认识的，占筮法取物合数是可测，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可穷，所谓可测。可穷就是认识并运用数的变化规律，这就是循数为法。既然占筮发是循数而为法是对的，那么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情，只要做到循数为法，都是对的。

欧阳修注重义理，认为《易》卦爻的内容止于人事而不及天道。他说：“《易》之为书无所不备，故为其说者，亦无所不之。盖滞者执与象数以为用，通者流于变化以无穷，语精微者务极于幽深，喜夸诞者不胜其广大，苟非其正，则失而皆入于贼。若其推天理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⑩用《周易》来穷天理，明人事，以达到君子正身，远离小人，使国家昌盛的目的，这是欧阳修重视义理是的主要原因(关于这点在本论文的“以史治经、以人事为中心阐发经典”中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言)。也正如此，所以他认为《系辞》中有关大衍之数的言论及“河出图，洛出书”之类，都不是圣人之言，《系辞》并非孔子所作。借用卦爻有奇偶阴阳变易之形来阐发盛衰之理，从渊源上反对了先天无极说。

二、充满辩证思想的解《易》原则

1.数穷则变，物极必反

冯友兰认为：“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易传的重要性不在于道德教训，而在于它的宇宙观和辩证法思想。”《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尊卑、贵贱、动静、刚柔，都是相反的东西，可又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事物自身的对立又统一，所以才能变化发展。

欧阳修在《易》中没有系统的探索世界的本质问题，甚至也没有像后来的理学家那样描述宇宙的生成图式。但我们通过《易童子问》《易或问》是很容易知道他在本体论上是属于唯物主义的，在认识论是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例如，在欧阳修看来，天地鬼神都是有迹可寻，按照一定规律运动的，人可以通过人事掌握它们。他说：“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见其迹之在物者，则据其迹曰亏盈，曰变流，曰害福。若人则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恶。故曰其意深而言谨也。然会而通之，天地神人无以异也。使其不与于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与于人乎，与人之情无以异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专人事，则天地鬼神之道废;参焉，则人事惑。”欧阳修充分论证了《周易》的大义，有力地抗击了当时掀起“害经祸世”的恶潮，突出人事而对抗宿命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欧阳修贯彻始终的思想是“数穷则变，物极必反”。他在讲解《乾》《坤》两卦时说：“《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阳过乎亢则灾，数至九而必变，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乾》《坤》两卦是理解《周易》的关键。《文言》里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它要求知进退、存亡、得丧，在进、存、得的时候，还要知退、亡、丧，提高警惕。尤其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告诉我们要掌握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欧阳修之所以在这两卦提出“数穷则变，物极必反”的道理，是让“童子”正确理解《周易》的精义，以指导正确的行动。他在讲解《剥》卦也是运用这个道理，他说：“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也。剥尽则复，否极则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欧阳修认为“数穷则变，物极必反”不但是君子处理人事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古今不变通行天下的道理。他在讲解《恒》卦时也着重阐明了这个道理：“恒之为言久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冯友兰解释道：“‘穷’就是事物发展到极点;‘变’就是变为其反面;‘通’是变为反面以后新的发展;‘久’是新的发展所经过的时间。”也就是说，欧阳修认为恒久不是静止不变，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恒久。绝对静止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运动才是绝对的。在欧阳修看来，“天地之心见乎动”，“动”是天地所以生育万物的根本原因，这不同于王弼以静止为天地之心说，也不同于老庄的玄学观点。欧阳修的见解，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易学史上是一大贡献，对后事者有很大的启发，直接为庆历新政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也表现了改革派不怕困难，对改革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精神状态。”

2.阴阳互济，内刚外柔

阴阳是《周易》卦画体系的基本符号，万物是阴阳二气交合而成。欧阳修认为：“夫奇偶，阴阳之数也;阴阳，天地之正气也。二气升降，有进退无老少。”阴阳是天地间充斥的一股精气，是万物形成的源泉。《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即阴阳是一切事物构成和发展的总规律。在“易”的体系中，表示“阴”的范畴和“阳”的范畴就是“乾”“坤”两卦。《系辞下》中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是说，乾代表阳性的东西，具有刚健的性质;坤代表阴性的东西，具有柔顺的性质。

欧阳修在阴阳柔刚关系问题上认为阴阳需正位，只有阴阳正位才能互相感应，才能使天下太平。他在回答“‘《感》，取女吉’，何谓也?”时说：“‘《咸》，感也。其卦以刚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问道：“然则男女同类欤?”欧阳修答：“男女睽而其志通，谓各睽其类也。凡柔与柔为类，刚与刚为类。谓感必同类，则以柔应柔，以刚应刚，可以为咸乎，故必二气交感，然后为咸也。”柔在上刚在下，阴阳二气相感应而相处，阴阳正位了，万物才会按照自己的特点井然有序地生存与发展。接着欧阳修以铁石与磁石举例说明。铁石和铁石是同类物，彼此不能感应;但如果用磁铁去吸引，虽然中间隔了一样东西，也是可以感应的，这是因为磁铁本身就有阴阳两极。

欧阳修重视阴阳互济，内刚外柔，也是让君子更好地修身养性，他在讲解《夬》卦时说：“五阴而一阳，决之虽易，而圣人不欲其尽决也。”对于小人，“其盛则决之，其衰则养之。”《论语》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君子内刚外柔，小人才会敬畏，祸患就不会上身了。但更重要的是，欧阳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始终关心的是国家大事。他说：“天下之广，蛮夷戎狄，四海九州之类不生其异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为大，圣人所以为能也。”当时的北宋频频与夏、辽、金发动战争政治混乱。他希望阴阳互济，相互感应，那么北宋与四方夷狄就会和睦相处，一匡天下。欧阳修的愿望，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愿望，也反应了他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为治学而治学。

三、研究《周易》的方法

1.弃章句，提倡简易之法

欧阳修提倡“简易”之法解释《易经》，是针对于汉唐经学章句训诂的烦琐的，这实际与他的重义理、轻象数的解经原则相一致。《周易·系辞上》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据此欧阳修建立了他的义理解经体系。他讲“简易”与胡瑗等人不同。胡瑗在《周易口义》里只讲“变易”而否定“简易”和“不易”。欧阳修则多次强调“儒者学乎圣人，圣人之道，直以简”。宋人“学做圣人”的观念，可说出于此。他把“简易”作为“圣人之道”推到很高的地位，认为即使在六经中，也只有孔子亲手作的《春秋》才符合“简而有法”的标准。他毫不犹豫地对经传进行“去取”、“勇断”，把其中烦琐的、矛盾的说法统统去掉。他指出《春秋》的经文尚简质直，而“三传”的内容新奇。他以此通过对“三传”进行取舍，来澄清隐公非摄、赵盾弑君、许世子弑君这几个经学上的旧问题。对于《易》“十翼”，他也据此认为，只有《彖》《象》是孔子作，“卦《彖》《象》常易而明”，“卦《彖》《象》辞，大义也，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而其余非孔子作的，则显得繁衍丛脞、自相矛盾。他反对烦琐的破碎章句，说：“章句之学，儒者小之”，而要寻求经意。欧阳修的“易简”解经方法，打破了汉唐以来烦琐的章句训诂的经学传统，它不仅仅是欧阳修义理经学的方法论，而且也成为整个宋代义理经学的方法论。

2.以史治经，以人事为中心阐发经典

欧阳修解读《周易》是立足于历史，重视人情的。在他看来，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写的，从中应体现人世社会的兴衰治乱，这种认识使得他在研究《周易》时注重通过人事加以阐发经典之文。例如，欧阳修在《易童子问》第一中认为，汤武“以臣伐主，其毒也甚矣。然以其本于顺民之欲而除其害，犹毒药瞑眩以去疾也，则可也”。因为汤武伐纣是立足于人民，是为人民谋福利，顺民心，所以以下犯上也是合乎天理的。(www.daowen.com)

欧阳修重人事的思想，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易》的认识上。他认为《易》是文王“有忧天下之心，有虑万世之志”而作的，因而具有“治乱盛衰吉凶之理”。《易》仅“止于人事而已矣”。圣人是急于人事之人，天人之际罕言。在谦卦、否泰卦里他反复指出君子小人进退之理只是人事问题，与天道无关。在《易或问》中欧阳修说：“夫君子进，小人不得不退;小人进，君子不得不退。其势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于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乱于否矣。否、泰，君子小人进退之间尔，天何与焉?……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进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则小人进以巧。此人事也，天何与焉?”统治者的政治措施若能顺应时代的发展，符合百姓的利益，那么社会就能有序地发展，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君民就能和睦相处，万物生长，小人自然而然就不会出现，反之，天下就会陷入动乱当中，小人得志，百姓生活流离失所。

可是仁宗时期，政治混乱，吏治腐败，统治者沉湎于表面的太平与繁荣，骄奢淫逸，守内虚外，国家陷于积贫积弱，内外交困不能自拔。欧阳修看到了这一问题，严肃地提出了必须解决上下、损益这两对矛盾。“损”“益”是《周易》的两个卦名，“损下益上”“损上益下”。欧阳修认为：“上君而下民也。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此之谓也。”对于君主来说，减少自己而增加百姓的利益，百姓就会尽心尽力地为君主效劳，实为君主得利。但统治者并没有看到这点，而是一味地从百姓那榨取更多的利益，百姓的生活自然苦不堪言。欧阳修指出：“君子者天下系焉，其一身之损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损者忿欲尔，自益者迁善而改过尔。然而肆其忿欲者，岂止一身之损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迁善而改过者，岂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欧阳修婉劝统治者应该减轻农民的负担，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但是，损下益上是剥削制度的特点，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其本质是不会变的。

总之，欧阳修研究《周易》不是采用传统的通解方法，而是采用讲解法。他主要的《易学》著作《易童子问》只讲解了《周易》中的37卦。他通过童子问答法来阐发他对《周易》的见解。欧阳修研究《周易》是为变法立言，是希望借助《周易》义理来劝诫统治者要勇于变革，从困境中寻找新的出路。同时，他反对汉唐谶纬之学，重视义理的精神实际上是对抗当时流行的佛老思想。《易童子问》《易或问》的最大贡献也是在启人疑窦，鼓励人们在学习时要善于发现问题，以辩证的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要拘泥于章句训诂，束缚自己的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并未能阻止象数之学的发展，因为象数之学的发展是当时的需要。“他的有关文章甚至在同时代的义理派易学中也没多大的反响”，例如十几年后胡瑗在太学为诸生讲《易》，还是很乐意谈阴阳、五行、大衍之术的。但是欧阳修提出的“物极必反”原则，反对《周易》沦为卜筮之说，反对象数解《易》，重视义理之学，提升了《易经》的魅力与活力。他立足于人情、人事，这点也体现了欧阳修的胸襟，既为宋人树立了治学的精神，也为治学开了新的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