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化”的文化特色——“庐陵文化”专栏编者按

庐陵文化生态园

文◎许怀林

庐陵文化是江西文化园地中的重要品种，以其繁多的成果、高超的水准传扬于世。千百年来，世人称颂庐陵为“文章节义之邦”，是科举才子辈出之地。在这块富饶的地域内，中华文明的光辉在传承，在发扬。面对富裕的物质条件，飞速进步的应用科技，今天的建设者回顾昨天、前天，审视先辈创业的自立、自强精神，认知前人追求“文节俱高”的情节，借鉴祖宗“修身”、“齐家”的经验，绝不是多余的负担，而是前进征程中的加油，奋力攀登时的充电。宣传、解读历史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对这项义不容辞的工作，我们不是做得多了，而是很不够。为此，我们特辟专栏，为播散地域文化提供一方园地。现在的“庐陵文化”专栏是个开始，以后还会有“临川文化”、“袁州文化”、“饶州文化”、“广信文化”、“浔阳文化”、“南赣文化”、“洪州文化”陆续面世。很显然，小小的一个专栏，只涉及一鳞半爪，远不能反映其广阔的全貌，深厚的内涵，亟待持久地做下去，亟待更多同仁并力做。坚持不懈，孜孜以求，必将有所成效。切盼读者诸君批评指正，共襄此举。

“庐陵文化”，是庐陵地区的社会文化总体形象。所谓“庐陵”，是一个历史行政区概念，指古代的庐陵郡。庐陵郡始建于东汉建安四年(199)，至唐朝武德五年(622)改为吉州，经四百二十多年，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区。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吉州，持续稳定开发，经北宋、南宋至元朝，改为吉安路;至明朝改为吉安府，历清朝而至民国，再改为吉安专区，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吉安地区，然后改制为吉安市，一千三百多年与时俱进，日益昌盛。把这个区域文化单元称作“庐陵文化”，是看重其泓大的文化源头，早已约定俗成。

从庐陵郡开始至今已经一千八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庐陵文化日积月累，不断丰厚壮实，而其辖区则曾有增减变异。其南边的大块山林地域，在吴国嘉禾五年(236)设立“庐陵南部都尉”治理，46年后改为南康郡，也就是后世的赣南地区。此后由庐陵郡到吉州，辖县稳定，随着经济发展而析建增多，至清朝时期共辖10县。北宋淳化三年(992)，从吉州割新淦县，筠州割清江县，袁州割新余县置“临江军”(相当于州)。从文化领域考察，临江军与吉州的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共性很多，可以把这3县划入庐陵文化圈内。

庐陵地区位于赣江中游低丘陵地带，土肥林丰，开发历史悠久，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已经进入发达的农耕、烧陶瓷、青铜冶铸生产阶段。留存下来的大规模商代文化遗址——清江吴城遗址，集中反映了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考古学界定名为“吴城文化”。与此相媲美的是新淦大洋洲商代大墓(或作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器480余件，比殷墟的商王妃——妇好墓出土的还多，在全国居首位。在这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物中，既有象征统治权力与政治地位的礼器、乐器、兵器，也有承载技术水平的犁铧等农具、铜凿等手工工具和生活用具。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造型之奇，铸工之精，纹饰之美，堪称江南之冠，在全国实属罕见。它表明，在我国殷商时期，江西赣江中游地区存在发达的青铜文化，有一个奴隶主政权，进入了文明水准很高的社会阶段。

世界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农耕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滋生起手工制造，再在体力劳动基础上发育智力劳动，创造出更高级的精神文明。庐陵青铜犁铧率先出现在世人面前，证明该地的农耕技术比别地先进，稻谷产量充足。庐陵在先秦时期奠定的物质基础，为以后的攀登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譬如，战国时代在新淦县发现大粮倉遗址，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最大的粮倉”，呈现出商品粮生产旺盛和中转运输繁忙的景象。魏晋六朝时期，诸侯争霸，陈霸先“逐鹿中原”获胜，端在于掌握了泰和县境的大皋倉，短时间内就筹集到50万石稻粮，保证了军事行动节节顺利。50万石，在当时相当于南朝京城贮存食粮的总量。唐朝人说，“自江而南，吉为富州。……土沃多稼，散粒荆扬”(皇甫湜《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凭借丰满的物质文明成果，庐陵的精神文明得到相应的大发展。

文化教育紧接经济之后兴起，有整体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优势。适应朝廷科举取士的需求，民众兴办书院，培育子弟上进，在唐朝时期吉州有永丰县皇寮书院，后逐渐增多，到宋朝就比较普遍了。在州县官府一所官学旁边，兴起富裕大户、官绅之家自设的书院，或父兄教子弟，或聘请乡先生坐馆掌教。一批又一批的富家子弟从书院走上科举之路，获得功名，进入官宦群体，有了经世施治、兴利除弊的职责和便利。他们的家族因子弟“学而优则仕”，由乡户升格为官户，社会名望提高，在地方发散辐射影响，产生连锁效应，读书风气因而更浓，民办书院因而得到更快的发展。在少量的科举幸运儿之外，有更多的读书人没有挤上科举独木桥，游离于仕途之外，从事医药、诉讼、书铺、教私塾、堪舆测字等职业，尤其是活跃在书院中的乡先生，辛勤地传授者经史知识、仁义道德，对推广文化教育，宣传儒学观念，培养后辈，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科举人才辈出，学术成果丰硕，表现出持久的群体优势。庐陵在宋元明清七八百年间，科举考试一直兴旺，不时传来兄弟同榜、连年登科、“一门三进士”、“五里两状元”之类佳话。据光绪《江西通志》选举表统计，明朝吉安府进士特多，计994名，占江西进士总数3148名的31.57%;清朝时期吉安府居全省第3位，有205名进士，占全省进士总数1787名的11.47%。科举优胜者众多，是书院教育兴旺的表征，给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反过来促进书院教育更普遍发展。士人中许多佼佼者登上朝廷，参与军国大计决策，或者出任州县官员，在地方贯彻朝廷政令，维护统治，兴衰与共。其中不乏贤臣、廉吏，立德立功，为民众爱戴，给社会进步带来积极影响。

学术园地中的耕耘者，既有官宦，也有布衣，他们潜心求学，勤奋著述，在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劳作成果。在宋代，永丰欧阳修的古文成就杰出，誉为古文运动旗手;泰和曾安止在农学上有创举，撰著《禾谱》;清江徐梦莘关注国家命运，编著《三朝北盟会编》;吉水杨万里创新诗学，号称“诚斋体”;文天祥在艰难困苦的抗元岁月中，写作了诗史《指南录》。明清两代，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朝廷全力保护，陆王心学也在流行，王守仁学术思想在江西广泛传播，吉安府是其一个大基地，大批杰出思想家前后辉映，如泰和罗钦顺、安福邹守益、永新颜钧、吉水罗洪先、永丰罗伦、何心隐等，他们或者在官位上宣讲“王学”，贯彻道义;或者在乡民中进行启蒙教育，实践仁义伦理。难能可贵的是，吉水陈诚在永乐年间出使西域哈列、撒马尔罕等中亞国家，写出《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提供了研究中西交通和中亚各国历史的宝贵资料;峡江萧腾麟在乾隆年间督理西藏昌都地方，他写作的《西藏见闻录》，是其亲见亲闻实录，没有臆测猜度，学界评为清代前期西藏地方史的权威著作。(www.daowen.com)

看重品德修养，追求学问与节操俱佳，形成“文章节义之邦”的优良传统。欧阳修敦敦告诫士人切莫忽视吏治，“文章止于润身，吏事可以及物”，良善的吏治才能惠及民众;刘清之再三讲“经师易得，人师难遭”，能够为人师表者最珍贵。吉水杨邦乂不金兵杀戮，伸张民族大义，宁死不屈;吉安胡铨见义勇为，极谏高宗与秦桧的投降作为。吉安周必大阐明这个道理：“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世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闲，万世不可得而逾也。”^①文章，学问，无人垄断得了，谁都可以研习;节义，是做人的普遍大原则，永远不能逾越。杨万里耿直处世，“脊梁如铁心如石”。把持朝政的韩侂胄建别墅“南园”，要万里作“记”吹捧，他坚辞不写，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他逝世后，朝廷议论他的谥号，四川人李道传说，杨万里和欧阳修、王安石等江西人士相同，文章与气节俱高，遂定谥“文节”。文天祥，正是在少年时景仰先辈之节义，立誓效法为人：“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他言行一致，以浩然正气抗元，以丹心照耀汗青，践行节义至于极致。乡邦传统，持续熏陶着后来者。明朝建文初年(1399)，庐陵人曾凤韶，为监察御史，反对朱棣夺取皇位称帝，坦然自杀明志，刺血书衣襟曰：“予生庐陵忠节之邦，素负刚鲠之肠……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②人生在世，讲正义，守节操，涵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没有时代局限，永远都要继承。

开放文化领域，八方交流，接纳百家，富有多样性的特色。毫无疑问，庐陵文化的儒学建树特别卓著，民间习染孔孟程朱气息普遍而浓厚。然而，不是单一的，狭隘的，它包容了其他文化品种，相互参透补充。据光绪《江西通志·寺观》记载，三国孙权赤乌年间(238—251)，僧侣们已经在庐陵、泰和、永新建起了南塔寺等;唐朝中期，安福刘氏子行思和尚已是禅宗的大祖师，受到僧俗两界的尊重。与此同时，已有道徒来到清江阁皂山、峡江玉笥山修炼传道，把这两个山林营造成了洞天福地。僧道们的虔诚信仰与精心传布，士绅官僚广泛和僧道交友，切磋交流学理，双管齐下，使佛道信仰广泛播散在城乡，溶入民俗习惯。再如风水、测字方术，至迟在宋代就成了庐陵民生的平常事，进入了欧阳守道等众多名家的记录中。庐陵人在开发建设家乡的时候，既接纳外地来客，如安福刘氏，汉代由长沙郡迁来，落地生根，演变为土著大姓，繁衍扩散出去。另一方面，庐陵人不断外迁他方，入乡随俗，影响当地。五代时期，上千吉州人落籍湘西;明朝时期，更多的吉安府人或流向湖广(今湖北、湖南)耕作，或远走云贵四川经商贸易，或奉命随军安顿在西南府县。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并举共存，文化中的地域个性在减弱，外地文化因素在加多，源头活水洪大了，多民族意识与大统一国家观念的文化共性随之增强。

勇于维护权利，奋起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是庐陵文化的珍贵遗产。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进步，是在激烈的斗争中逐步实现，这个普遍规律在庐陵地区一再表现出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安成郡(治今安福县)刘敬躬“挟左道以反”，利用民间神灵崇拜动员群众，反抗官府欺压，“有德有怨者必报”，得到数万人响应。唐末五代动乱时期，庐陵人彭玕聚众固守，妥善治理吉州，当兵荒之岁，他“务农训兵，禁约赌博”，“军纪严肃，樵采不犯”，大得民心。庐陵地区农耕经济日益兴旺发展，而贫苦农民依然处于家奴、佃仆地位，或当作“堕民”、“丐户”，世代受主人奴役。他们持续抗争到明朝末年，终于大爆发起来，安福、庐陵、永新一带的佃仆、苍头举起锄头、镰刀，“皆潜号铲平王，谓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他们控诉官绅地主：“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再延续至土地革命时代，吉安田野的愤怒星火轰然燎原，红旗高举东固、井冈山巅。前仆后继的维权抗争，不畏邪恶的浩然正气，悠久的革命传统精神，其光焰将继续照耀我们前进。

庐陵文化是庐陵百姓在这块沃土上创造出来的，是他们世世代代日常生活的结晶，持久传播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既升华提炼出精品，又溶化在民众的衣食住行之中，积渐成习，化为民情风俗。它是历史传统的，更是随着时代逐步更新，不断丰富发展着，在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之中离不开传统。作为地区性的文化园地，它有广阔的基础，精致的尖端，在因地而宜之中又有通俗常见的属性。庐陵文化内涵丰富，类别多样，值得各方细心品味，温故知新，吸取营养。研读者尽可因人而异，各取所需，获得启迪，作出贡献。主政者亦宜趋时更变，鉴古通今，吸取前人经验，祛除目下时弊。在弘扬传统的同时，增添新的精神产品，继续推进庐陵文化，实乃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

注：

①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庐陵县学三忠堂记》。“大闲dà xián”，大界限，基本行为准则。《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新唐书·卓行传赞》：“节谊为天下大闲”。陆游《自勉》诗：“节义实大闲，忠孝后代看”。

②《明史》卷一四三，《黄钺传附曽凤韶》。

(作者：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吉水谷村《仰承集》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