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族谱与客家——以陈氏族谱为例的分析

文◎许怀林

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动乱、大剧变，基本上把士族赶下了历史舞台，讲究门第的社会观念淡薄了。然而，传统习惯很顽强地遗留着，保族强宗的需求，在新兴的庶族官僚士大夫之中，仍然普遍存在，于是滋生出编修家谱的活动。新的修谱与过去比较，有不同的特点，即是谱牒不再是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品，转变为众多士庶的社会性需求，乃至平民百姓，皆可为之;修谱的主体已由豪门世家让位于普通的官绅士大夫，修谱事务也由民间自撰代替了朝廷官修;修谱的目的不再是保护门第特权，而是转移到收族敬宗、维系家族传统上面来。

北宋中期，正是统治大局进入一个转折时期，政治上掀起改革的浪潮，思想领域广泛出现扭转“礼崩乐坏”的舆论，社会民众中则悄然兴起修谱之风。关注家谱编修，是北宋强化忠孝伦理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先提倡修家谱，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最著名的古文学家欧阳修、苏洵。

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支系，是中华传统文化滋养壮大起来的群体。儒学在传统文化之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而纲常伦理是儒学关于人生的基本信念。家族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最牢固的社会关系，而族谱就是儒学观念与家族关系等精神产品的重要载体。客家人的精神世界离不开儒学文化，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说教深植于客家男女老少。在客家社区，哪怕是深山更深处，都能闻到传统的中国文化气息，都能看到珍贵的家族宝典——族谱。

一、苏洵、欧阳修的修谱理论与实践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祐初(1057)，欧阳修读到他的20余篇文章，并向朝中官员推荐。大家争相传阅，一时士人皆学其文，以为师法。其子苏轼、苏辙同时中进士，并中制科^①，苏氏父子三人，遂以文章名天下。苏洵于至和年间(1054—1056)写出《苏氏族谱》《谱例序》《苏氏族谱亭记》《族谱后录》《大宗谱法》等文，倡导修谱。他指出，士族衰败而谱牒废绝，新起的权势之家“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②，从社会底层升上来的人不愿说祖宗，兄弟之后代生疏不识，好像过路之人;而能继承优良传统，成为贤德之士者仅只数人。他将这种人情世态，归结为不立谱牒所造成后果。

如何挽救这种社会危机?他认为只有修谱。通过族谱，记下先辈业绩，借以熏陶后代，激发孝弟之心，在宗族之内，乡邻之间，息争讼，兴礼让，讲仁义，除去奸伪骄狂之行，就可达到“祖宗不忘，宗族不散”的目的。他认定，士大夫应当知晓家谱，如果废谱不立，是学者的罪过。

关于修谱的原则方法，苏洵重申商周时代的宗法制度，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他庶子为小宗，确定五世为一系列的作谱原则。准此规条，他编写了自家的《苏氏族谱》，并写了上述文章，宣示自己的修谱思想主张。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江西吉州永丰县人，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鉴于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纲常沦丧，人心离散，极为痛心，发愤独自编写出《五代史》(即二十四史中的《新五代史》)，借以警示世人，牢记历史教训。大约与苏洵同时，欧阳修写出了《欧阳氏谱》，有图有序。序中说了欧阳氏得姓缘由，本族迁徙落籍吉州的简况。图即世次人名表。图之后，他记述祖辈的简略事迹。最后，写了一段《谱例》，对修谱讲了五项要点，他说：

“姓氏之出，其来也远，故其上世多亡不见。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如此世久子孙多，则官爵功行载于谱者，不胜其繁，宜以远近亲疏为别。凡此人情之常也。玄孙既别自为世，则各详其亲，各系其所出，是详者不繁，而略者不遗也。凡诸房子孙各记其当记者，使谱牒互见，亲疏有伦，宜视此例而审求之。”^③

欧阳修这里所讲的五条，符合实情，明白易晓，切实可行。首先，他把姓氏与家谱分别开来，不将遥远而难明的姓氏渊源夹在家谱中叙述，避免杂乱不清。其次，确立家谱只写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身五代人的原则，这非常好。“断自可见之世”，不去无止境地追溯远祖，既有利于把人事写得准确明白，又能够合理解决亲疏繁简的矛盾。第三，入谱者的事项，要“略远详近”，做到“详者不繁，而略者不遗”。第四，提出“玄孙别自为世”原则，即五代以外独自开宗，既分清楚亲疏，又可以参稽互见。玄孙，自身以下第五代(父、子、孙、曾孙、玄孙)。第五，告诫诸房子孙“各记其当记者，使谱牒互见，亲疏有伦”，将修谱确定为家族的大事。事实证明，凡是参照这五条编修的家谱，一般都能事迹翔实可考;反是，则多有似是而非，难于相信的成分。

欧阳修在谱序中还说明了自己作谱的动机：“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正是有感于家谱亡、世次失的现状，他仿照《史记》中“表”的编写方法，“略依其上下旁行，作为谱图，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编出了自家的谱。

为什么要“上下旁行”?他解释说，旁行而列，见子孙之多少;玄孙别自为世，是别其亲疏，二者结合起来，便可“子孙虽多而不乱，世传虽远而无穷”。他申明这个原则，并写出自家谱图，有一个示范的意思，他告诉曾巩：“近代士大夫于氏族尤不明其迁徙，世次多其序，至于始封得姓，亦或不真。”^④故“断自可见之世”是很明智的。

欧阳修、苏洵二人作谱的原则与方法不谋而合。苏洵曾将自己编写的《苏氏族谱》送给欧阳修审阅，据苏洵说，修“见而叹曰，吾尝为之矣。……是不可使独吾二人为之，将天下举不可无也。”^⑤欧、苏二人都有为天下先，为世人作修谱之表率的用意。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期待大家都修谱的设想得到了兑现，而他们定下的原则与方法——“欧苏谱法”，延续至于明清时代，依然被推崇。这种社会历史效果，不能说是因为欧、苏二人的名望所致，而在于他们提倡的修谱原则、方法合乎情理，可行性强。不过，因时因人而异，在参照仿效之中随宜更变，尤其是内容与篇幅不断扩充，后世之谱与欧苏之谱，繁简相差悬绝，完全不可比较了。

二、对欧、苏家族谱牒的分析

欧阳修、苏洵率先编修出的家谱都非常简约。《苏氏族谱》本文两页半，其中序文约一页，500字;表一页半。加上《族谱后录》五页，《谱例序》半页，总共也只8页，5376字。^⑥其序中说眉州苏氏自唐朝神龙初年(705)苏味道开始，而其家的谱只“自吾之父以及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几年、某日卒，皆书，而(其)他不书。”他本人只写一个“洵”字，两个儿子则名字也没有。

《欧阳氏谱图序》共六页半，前有序文12行，中间为表，占三页多。表中列出两批人的名字，前一批是南朝齐至唐的五世人，共22个人名，后一批也是五世人，自吉州开基祖——欧阳修的高祖起，至修自身，共67个人名。表之后，写了高祖以下四代22个人的事迹，多数为几句话、一两行，最多的不满三行，计123字;最少的2个人，名下仅一个官称，5个字;还有7个人的名下写“事迹阙”。^⑦末尾是三行半《谱例》。比较而言，欧谱比苏谱详细一些，多有四代人的简要事迹。整体上说，他们两人都写得简单，这表明他们赋予族谱的功能很单纯，作谱的动机单一，只为“详吾之所自出”、使“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仅此而已。

欧、苏的族谱虽然是简约的，但其贯彻的指导思想依然是正统的儒家伦理，也就是欧阳修在同一个时候编撰《新五代史》时所要弘扬的思想观念。唐末五代严重的分裂割据，欧阳修认为根本原因是伦理道德败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⑧，当时社会人群“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⑨。为了从这种“极乱”的世道中总结经验教训，他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为立论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借以“垂劝诫，示后世”，使纲常礼乐重新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如果说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是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思想制度建设，是从上而下的控制;那么，修谱便是立足于家族的思想教化，着眼于个人的思想修养，是从下而上的积累。在上者恪守君臣父子之道，居下者涵养孝悌之心，纲常伦理秩序就会成为全社会的生活规则。

欧阳修提出的修谱原则，真要贯彻起来也不容易，以五代人记录的范围，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再要超出五代人，就更难做到精确。以欧阳修自己为例，凭他的精湛学识造诣，写自家简明的谱籍，理应游刃有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进士欧阳守道，仔细分析了欧阳氏的世系，揭出欧公谱中的误差，他说：“予欧阳氏家吉州，自唐中世刺史府君始，大约距今五百余年，子孙散居诸邑，或徙他州，不可尽考。姑以见居而未徙者言之，户不啻百计，丁不啻千计矣。其间最着，仅文忠公一人，自刺史府君视子孙，可谓最著者之少也。族谱非最著者，其谁宜为?宜乎公之为之也。然公谱未广，又颇有误，如曰：‘自通三世生琮，为州刺史，唐末黄巢攻陷州县，府君率州人扞贼，乡里赖以保全。琮八世生万，为安福令。万之下八世曰郴，仕南唐，为州军事衙推官。’如此则十有七世之内，三仕于吉矣。然刺史为率更四世孙，率更父子仕唐初，而四世孙乃捍黄巢之乱，是为当僖宗之世，唐有天下至此二百六十余年之乆，唐帝且十有六传，而吾家才四世也。推官为刺史十四世孙，既曰刺史捍巢贼，而推官乃仕南唐。南唐有国始终不过四五十年，上去广明之乱近，何四五十年之近，而吾家已十四世也。吾于公所次谱犹疑之如此，来者又可知巳。”^⑩

南宋末年的周密也说：“欧公著族谱，号为精密”，但其谱表的前一半，“几三百年，仅得五世”，后一半“才百四十五年，乃为十六世，恐无是理”。基于此，周密评论说：“后世谱牒散亡，其难考如此。欧阳氏无他族，其源流甚明，尚尔，矧他姓邪!”

欧阳守道、周密二人的评论也许苛刻了一些，然而是合符实际的。欧阳修写的谱如此，比欧谱更差的就更不必说了。无可否认，一姓一族的繁衍、迁徙，如树大分枝，种子飞播，极为纷繁复杂，本来就没有与世共存而且制度化的谱籍，后代子孙必然说不清楚历代祖先的世系和事迹。倘若硬要去写，就免不了出现漏洞。故此欧、苏主张只写高祖以下五代，玄孙另起一世，再写五代。即便是这样，要写清楚，也不容易精当。如果轻率从事，就更不足征信。

其他家族的谱写得怎样?黄庭坚有一个说法，可供参考。他对宗族涣散的实情深为悲叹，向居住在荆州的族人说：“宗子之礼废，同姓之子孙数世之后，遂为路人，切尝深悲之。”因此，他表示“谱之不可无作也”，同时又批评修谱之中的虚妄行为，他说：

然作之者，亦不可妄作。今之人家，本寒微，或至荣显，耻其所自出，乃冒他之华腴，以为谱者;又有家本华腴，沦至污下，忘其所自出，乃甘心侪于寒微之族者，一皆可叹哉!苟或自立其身，自追其祖，不蹈夫二者之咎，唯读书知礼义者能之乎!

黄庭坚这段评议，让我们知道北宋中后期已有不少的家族修了谱。作谱的本意是明世系，但是恰恰是在祖宗世系方面出问题，或“冒他之华腴”，或“忘其所自出”。黄庭坚指出的这两种现象，第一种攀华腴是不光彩的行为，第二种“忘记”老祖宗为权贵(华腴)，“甘心侪于寒微之族”，则需重新分析。不敢正视寒微出身，和以祖宗为权贵而夸耀，同样不可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古往今来，家族的升降浮沉乃平常事，指责“侪于寒微”之人，这是“士族”心态的残余产物。民谚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浮沉变化普遍存在。祖宗是否贵显贫贱，虽然对眼前子孙有影响，却不可能预定几代以后人的命运。

谱牒已经不为权贵所专有。谱不能不修，亦不可妄作，这完全对。每一代人都应该自立功勋，自我奋起。祖先世系能明则明，不知则阙，以真实为尚。由高祖而下至自身的修谱原则，既合理又严格，理应坚持。下面我们解剖北宋著名大家族“义门”陈氏的族谱，借以说明谱牒和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

三、“义门”陈氏与其裔孙中的客家

江州“义门”陈氏家族，是以实践传统儒学文化为特色的典型，其远代后裔之中有的成了客家成员，而其“义门”特色在家谱中都有体现。“义门”陈氏家族具有多方面的代表性，值得我们选择它作考察的对象。

1.行传统儒学最优的“义门”陈氏

“义门”陈氏，指唐后期由中原迁居江州浔阳县(927年设立德安县，陈家在德安境内，故址在今江西九江市德安县车桥乡)的陈姓家族，故又称江州“义门”陈氏。他们世代不分家，兄弟子孙同财共居，久聚不散。据清代的陈氏谱牒载，其家在唐僖宗大顺元年(890)制定了“家法”，使同财共居的生活稳定延续了下来。四十余年之后“长幼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有犬百余，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书楼于别墅，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乡里率化，争讼稀少。”因此，南唐国主李昪，给予嘉奖，于昇元元年(937)“敕赐义门陈氏”。以后还多次得到朝廷表彰，获得经济上的优待照顾。我们以最具权威性的宋代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记录，举两次为例：

(1)至道二年(996)六月庚辰“太宗谓侍臣曰：‘德安陈旭一族，孝友恭俭，未见其比……近闻本郡岁或小歉，以官仓米二千石贷之，旭但受其半’……或谓之曰：‘曷不受，其粜之，可得善价。’旭曰：‘朝廷以旭群从聚居，特出王赋贷私家，岂可见利忘义，为罔上之事乎?’此深可加赏。”

(2)天圣元年(1023)十二月甲子，宋仁宗授江州“义门”陈蕴为本州助教，以其家“聚居二百年，食口二千，而蕴年八十，且有义行。州以闻，上曰：良民一乡之表，旌之，则为善者劝矣。”

仅由这两条简单的史料中可以知道，北宋朝廷看重“义门”陈氏的地方，至少有三点，一是持久不分家，一两千人聚居不散，户主忠顺，即是一大群人听话;二是其家有“义行”，贯彻仁义道德，成效很好;三是为乡民树立了良善的榜样。事实正是这样，“义门”陈氏持久团聚，“室无私财，厨无异爨”，可谓全中国最大的吃大锅饭家族。

人们要问，他们聚族的强大凝聚力，来自哪里?研究表明，来自于三方面，一是优越的组织管理制度，尤其是对掌握家族大权的人，都能注重其品德才干，凡不称职者调换;二是合理的公平生活原则，家族男女成员平等地参与劳作、平均地享受衣食供应，“室无私财，厨无异爨”，使全体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潜移默化;三是实在的伦理思想教育，仁义风气熏陶，思想上的感染教化超过了物质上的强制，内在的自我因素超过了外在的社会因素。用传统文化来衡量，其家族的运转是在忠孝伦理的指导下进行，处处以“义”为标准。家族之内做到“一公无私，堂前架上衣无主，三岁孩儿不识母”，家族公有制深入每个成员心中。所以，他家大锅饭吃得久，吃得稳定。

朝廷需要陈氏这样的家族，因为它是广大民众实践忠孝伦理的成功表率，它能使州县官府建立在善良的民众基础之上。所以，帝王们一再褒奖这个家族，给予一些优待，宋太宗赐匾“义门陈氏”，宋仁宗赐匾“忠孝世家”。

2.“义门”陈氏奉命分家，裔孙中有客家

洋溢着传统文化气息的江州“义门”陈氏，不断盛大起来，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他家已有2478人，每年交秋粮4000余斛;庆历四年(1044)人口达到3400余，当年应举登科者45人，任朝官者18人，为路、州、县官者209人。这么一个大家族，紧密团聚，确实是一支惊人的力量，官府岂能不予重视。如果其中冒出一个不肖子孙为非作歹，甚至犯上作乱，怎么办?太宗朝的大臣吕蒙正给陈家的赠诗就说：“科甲已看前代盛，云礽长愿后人贤”。这是语重心长的祝愿，有意地给陈家敲警钟。为了保全这个几代皇帝褒扬过的“义门”，仁宗在嘉祐七年(1062)七月下诏陈氏分家，令江南西路、江州、德安县三级衙门派官僚登门监督进行。

遵从朝命不得已分家之事，只见家谱，不见于正史官书。湖北崇阳庄彝陵系民国23年修《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三《义门分庄纪实》称：

溯自伯宣公落籍江州，迄今一十三世，萃族三千七百余口，屡沐皇恩，恪守祖训，不敢分析。今嘉祐七年七月初三日，奉旨以义门盛大，欲矜存保全之，敕江南西路转运使司官谢景初、郡牧吕诲、户曹刘献、邑宰穆恂、湖口镇巡检范斌等，众官临门，监护分析，至明年三月议始定。以太宗皇帝御赐‘知延守继’等十二字，依昭穆世次分别大小，派定二百九十一庄拈阄，大宗小宗各相率领，星分棋布，遍迁诸军州县外，奉旨市买田宅四十有三，不在阄内。计开……(下按5支，分列291份人名、庄名)。

这篇分庄纪实是当时的家长陈泰写于嘉祐八年三月。此后11年，即熙宁七年(1074)七月，陈譔《义门分庄回忆》在复述了陈泰的话之后，又说：“今因文彦博、包拯、范师道、吕诲上疏论(陈)泰家太盛，钦奉皇上旨意，命江南该属官……监护分析，岂容忤旨抗拒。”

又，该谱卷五《义门历代家长事迹及世系表》陈泰名下夹注云：“传此时相国文彦博等奏毁陈氏有叛逆意，故云云。”

以上资料都只见于清代编修的家谱，虽然如此，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信的，即“义门”陈氏过于盛大，不论从正反两方面分析，都是在保全其家的考虑之下强令分家的。关于这方面的考证，本文没有必要详述，现在我们注意的是分家的事实。当时拈阄，把现有田庄分成291份，另购买田庄43份，合计334份，每个小家一份，各自领田赴庄。据《义门分庄纪实》按五大支系开列的名单，这三百多个陈氏小家庭迁居到72个州军中去了。依照现在的省县区划，在291处田庄中，可以比较清楚判定地点的，约有200个，涉及江西(约50余处)、湖北(约20余处)、湖南(约10余处)、广东(约10余处)、福建(约20处)、浙江(约20余处)、江苏(30余处)、安徽(约16处)、山东、陕西、广西、四川等地。大“义门”散播到广阔的地域中去了，故而“义门”祠堂内有楹联曰：

义聚三千七百口人间第一

庄分七十二军州天下无双”

随着江州陈氏的彻底分家扩散，他们承载的传统文化、“义门”的精神遗产，相应地迅速传开。“义门”后裔的家谱中都将先祖同财共居的事迹郑重记录了下来;而且后裔之中还有家族坚持过聚居生活。分家之后定居于闽、广客家基地的“义门”陈氏，年深日久之后，入乡随俗，溶入客家，成了客家人，“义门”的影响随之进入当地。

分家时迁去客家基地的“义门”陈氏，在福建的主要落籍于汀州、漳州、邵武、上杭、清流、将乐、崇安;在广东的主要落籍于惠州。在这些陈氏后裔的客家人里面，义宁州(今江西修水、铜鼓)陈宝箴家族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陈宝箴家族的客家属性，由其哲孙陈寅恪所认定，语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四节注3：“修水之有客家，则是根据吾师陈寅恪先生的讲述推知的。师说：‘江西义宁，即今修水，其客家皆自广东嘉应，及福建汀州迁来。本地考试，初不许客家与考，后乃特设怀远籍额，并别有怀远书院以与本地人分别。’”

陈寅恪说的是事实，他的高祖于雍正八年(1730)从福建上杭迁来义宁州，“结棚栖身，种蓝为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劳作家庭。但是，他的后代读书发家，诞育出大批中华精英，如杰出的政治家陈宝箴、“同光体”诗人陈三立、著名画家陈衡恪、国际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著名植物学家陈封怀等。

陈宝箴的远代先祖就是福建汀州人吗?不是。其七百年前的祖宗是江州“义门”陈氏。据陈宝箴《义门陈氏宗谱叙》，旺公从庐山迁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成为江州义门陈氏始祖。自他下传10世至魁公，在嘉祐七年(1062)分家之时，“挈眷九十七人，自江州徙汀州，为入闽之始迁祖”。然后，“乃复由闽播迁，散处粤东、江右、楚南诸郡县”。魁公生5子，第五子名陈锋，陈锋的13世孙陈扶桑，自福建宁化迁广东潮州，又由潮州回迁福建上杭县来苏乡，后来被尊为汀州上杭陈氏一世祖。自扶桑下传13世至陈腾远，即“元公”，再迁江西义宁，时为雍正八年(1730)，成为义宁陈氏始祖。

义宁陈氏的远代祖先是江州“义门”陈氏的另一个证据，在湘阴名士郭嵩焘为陈琢如写的《墓志铭》中得到呼应。陈琢如，为陈宝箴之父。郭写道：“陈琢如先生，讳伟琳，号子润，系出江州，世所称义门陈氏也。先世有仕闽者，遂为闽人。祖鲲池，由闽迁江西之义宁州，再传而生先生。”这里说的“鲲池”，即是义宁始迁祖元公。陈元，字腾远，号鲲池，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寿86岁。

从嘉祐七年(1062)这支陈氏家族迁出江州，中经668年，在闽、粤之间来回迁徙，到雍正八年(1730)，再迁来江西义宁，原先不是客家的江州“义门”陈氏，变成了义宁(修水)客家陈氏。发生这种转变的关键，是他们落籍于汀州上杭，年深日久之后，他乡变故乡，在共同的生活环境中不断交流，逐渐为占绝对优势的客家所同化。这种变化带来的差异，是方言口语和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同，至于忠孝伦理、宗族观念、人生信仰等思想文化领域的内容，依然是传统的儒学体系，二者没有区别。

四、传统文化与“义门”陈氏族谱

1.“义门”陈氏族谱简介

众多的“义门”陈氏后裔，编修了大批家谱，从我所看到的几部来说，它们与非“义门”的家谱一样，都贯彻传统儒学思想，仿效欧苏谱例，详记家族世系以及祖辈功德，不同的是因族而异的个性，即：“义门”陈氏的家谱都特别重视转录“义门”事迹，尽管这些远年旧事与修谱者的关系已经极为微末，尽管其现实生活与“义门”时代决然不同，却仍是一再强调“义门”传统之珍贵，一次又一次的辗转抄写，不厌其烦。例如：

道光二十七年(1847)《义门陈氏大成宗谱》(残本)，是我所看到的义门家谱中最早的。这是德星堂刊印的《义门陈氏大成宗谱》之“卷首”，其中有“诰敕”、“凡例”、“知单”、“原序”、“传赞”、“家法三十三条”、“宅第制”、“谇言家语”、“诗录”、“文类”等项目。细检其内容，原序、家法、宅第制、谇言家语、诗录等部分比较完整，诰敕、凡例、知单、文类等几项都有残缺。

认定此谱为道光27年修，是依据最后一编序文的纪年，但是在“原序”之外，还有没有“今序”?如有，则时间要往后推。编修该谱的家族，据道光27年“序言”得知是“果石庄”分内的。查分庄名单，果石庄在江南西路兴国州富川。该序言说“果石庄虽分居永兴”，故知该庄田在兴国州治永兴县，即今湖北阳新县的某地。果石庄的第一代人为陈思成、陈国深，他们的后裔坚持修谱，“自义门分庄以来，自宋以至本朝，凡二十有一修矣。”由此得知，他们从嘉祐八年(1063)到果石庄居住以后，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784年间，平均约37年修一次族谱，基本符合每30年修谱一次的要求。

这本“义门”家谱虽然残缺严重，却仍然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其中的“家法三十三条”，让后人获得对“义门”陈氏近距离的认识。(详后)

再一本是比较晚的，为1934年崇阳庄《义门陈氏大成宗谱》，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此谱自1932年起修，至1940年在北平付梓，故面世时间比基本修成更晚。全谱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类”，下编“谱系类”。文字之前有8幅示意图，在民国时代的交通、行政区划上面，标示出古代“义门”陈氏本宗源流、“义门”故址、德安“义门”宅第等的方位图形。“叙述类”分七卷，全面汇集了有关江州“义门”陈氏的文字资料，如《义门碑文》《义门敕疏》《赐赠义门诗赞》《义门故址之表扬》《义门分庄纪实》《廿五史上之义门》《历代宗贤缙绅传赞》等。“谱系类”分九卷，每卷一个世系，从上古唐虞夏直到宋元顺序排列，分为原统世系、陈国世系、阳武世系、山阳世系、颍川世系、长城世系、宜都世系、江州世系、宜春世系等九个世系。江州世系即是以唐末开始的江州“义门”的伯宣公为始祖。末尾附“崇通彝陵新旧派系平列表”，即是在兴国州崇阳庄的支系。

崇阳庄《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实际是两谱合一，前半部分是大成宗谱，后半部分是“彝陵分谱”。分谱中的“远宗近系源流表”，将彝陵系列在江州宗之下：江州宗—崇阳庄—彝陵系。主编者陈达科是民国时人，既重视历史，也关注现状，他一方面汇集了旧谱和史志记录，对不少史事作了注释考证，为读者了解江州“义门”陈氏，保存资料，提供方便，其中尤以《义门分庄纪实》的资料，对考查嘉祐分庄之事最具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又与时俱进，记下《家族组织章程》《家族自治条规》，体现对“义门”生活方式在继承中的发展，富有民国时代气息，对认识江州“义门”陈氏后裔在清代后期以来的状况，有个案研究价值。

凡属“义门”陈氏的族谱，都可见到关于“义门”史迹的文字，差异仅是多少详略以及主其事者的严谨程度。例如万载县《镜山陈氏重修族谱》，修于1937年，虽有远攀汉代将相的疵点，然而也有《义门事实录并奏敕》《分庄引》《义门图并说》《义门碑文》等内容。宜春市的《陈氏大成宗谱》，修成于1936年(1936年)，有《义门分庄阄关考》，对分庄的数量说：“别号八派共二百九十八庄。依派拈阄，分迁于各路州镇。”我们今天来看，拈阄分庄，大义门一时拆为两三百家，是基本事实;至于绝对的庄田数字，因时隔久远，难免传闻与刊刻误差，不必拘泥。

2.族谱中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与“义门”精神，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忠、孝二字。“义门”的精神遗产，所谓“先世成规、义方遗训”，也就是忠孝伦理。特大型的“义门”陈氏家族，其成员分迁到大半个中国繁衍开来。由于久远的义聚生活传统，他们的思想意识无不烙下深深的“义门”印记，并随着他们扩散到落籍之地。清朝同治年间，上距陈氏分家已经八百余年，社会上对义门陈氏仍然钦慕，金华胡凤丹《重刻旌义编序》就说：“海内以义门著称者，咸推陈氏，而吾郡浦阳之郑，十世同居，垂三百年，孝义之风与陈氏相辉映。”胡氏的观点，也就是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念的反映。人们所以看重“义门”，是看重它有效地笃行忠孝伦理，对世人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当然这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就“义门”陈氏自家人来说，永葆“义门”传统，首先是宗族荣誉感、责任感的驱使。他们在拈阄分庄之时，家长陈泰就慎重地告诫众人：

“遵奉分析之后，凡我宗人，务各谨守先世成规，恪秉义方遗训，建立祠堂……敦行孝悌，光显祖祊。将见今日一义门，后日千百义门，皆自今始。共期勉旃。”

陈泰的话可谓语重心长。长久不分的家族现在分了，仍然要求众人谨守成规，恪秉遗训。所谓“光显祖祊”，就是保持并光大祖宗“义门”形象，使今天一个陈氏“义门”，发展成未来千百个陈氏“义门”。作为家长，他以繁衍“义门”为目标勉励众人，不愧为“义门”掌门人。

我们现在把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落实到“义门”陈氏族谱上来，并且定格在清末民国以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传扬忠孝观念。凡人出生，就面对家庭、社会，必须正确对待家庭与国家，孝敬父母、忠诚国家始终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宋仁宗诏命陈氏分家，正是基于保护其忠孝荣誉。《御赐义门分庄诗》云：

江州建立义门庄，庄上分庄岁月长。

蒂固根深谁与并，金枝玉叶孰同行。

漫夸诗礼追邹鲁，须信簪缨审谢王。

子姓各知道义范，永承舜典有重光。(www.daowen.com)

诗中第三联“漫夸诗礼追邹鲁，须信簪缨审谢王”，将东晋士族权臣王导、谢安两个家族的兴灭拿来作鉴戒，含意极深。“旧时王谢门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没有哪个权贵家族能够避免凋落。兴与衰的轮回，是人类社会的常规。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看到陈氏家法，“叹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随即命内侍(裴)愈送史馆缮写许多份，“赐王公以下各一本，使知孝义之风。”把孝义作为统治思想来提倡，是赵宋朝的“家法”。《宋史》专辟《孝义传》，其序言宣称：“冠冕百行莫大于孝，范防百为莫大于义。先王兴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兴义以教民睦，民用不争。率天下而由孝义，非屡信思顺之世乎。”这段关于孝、义的理论阐述，对于净化社会空气，酿造纯朴民风，促进安定和谐，都是有益的。从“义门”陈氏谱籍中看出，这个旨意得到贯彻。残存的道光21年(1841)修谱“凡例”后半部分，要求早晚读家规，“家规所以训诲子孙为善去恶之事，庶几朝夕披阅，以兴起其善心，而惩创其佚志。”规定男子“不孝不悌，不书;为僧为道，不书;有干天宪，不书。”“不书”，即不准写入家谱，等于被开除出家族。这几个“不书”，为不忠孝者戒;凡人子者，被刊落家谱，是为人生最大的惩罚。

其次，以老“义门”为榜样，传承孝悌风尚，维持聚居生活。后世的聚居虽然因时趋变，不是原样，但仍有其积极意义。“义门”的后裔们，有的仍然同财共居，更多的是分家聚族，历南宋、元、明、清而至民国，事例很多。本文举出近代的一族为例：1939年新城县(今江西黎川县)中田村陈氏的陈灨一，是这样叙述自家的：

彝陵(系)陈氏故义门之后，余亦义门裔。始祖孔明公于明末自浔阳迁新城，五传至浣修公，复从城邑移东乡之中田村，即为始迁祖，殆余辈已八世。聚族而居，……浣修公治家严，为法尤善，斥巨金广置祭田以祀先，义仓以济贫，新捐以励学人，积余以恤嫠妇。如此类者，不可胜记。

黎川县东郊中田村陈氏，在清中期广厦联片，科第仕宦荣显，旺盛遗迹至今可寻。他们的“聚族而居”已经放弃了财产共有制，但其家族性的社会保障措施(祭田以祀先，义仓以济贫，新捐以励学人，积余以恤嫠妇)，仍然值得肯定。对照《义门家法三十三条》，可以看出有不少内容还留在黎川县中田村陈家的生活中。

当年陈崇制定家法三十三条，目的是防范不肖子孙违背伦理，触犯王法，败坏家族。基本要求是“推功任能，惩恶劝善。公私出纳之式，男婚女嫁之仪，蚕事、衣妆、货财、饮食，必令均等，务要和同，令子子孙孙无间言而守义范也。”为达到这个目标，家法中规定：

家族掌权人——“主事”，“不以少长，但择廉谨才能之人任之……若才能不称，仍须择人代之”。执掌财权的“库司”，“但择公干刚毅之流”。

家族成员中的男子，“须赴同例执作农役”，女子须去“都蚕院”养蚕织绢。

男婚女嫁全由家族操办，男子“皆只一室，不得置畜仆隶”。

设立院学一所，教育童蒙;设东佳书堂一所，供子侄“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应科举。该书堂有“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

日常饮食衣鞋等物，按人均等发放;尊长、老疾者另有酒、油、茶供给。

设“刑杖厅”，惩罚“不遵家法，不从家长命”者;酗酒、赌博、斗殴者;“妄使庄司钱谷，入于市廛淫于酒色”者。刑杖厅的门联是“家有三尺法，官省五条刑”。

“义门”家法的条文规定，与其实际生活的距离有多大，已不得而知。若是凭其二百年不分家的事实来衡量，则其管理的优越机制，经济生活的均平民主以及家族书院教育的完善等方面，应该相信是真实的。将“义门”陈氏和唐代张公艺家族比较，张公艺“九代同居”只是依靠“忍”而又忍、一百个“忍”维持，则陈家的制度管理、孝悌思想灌输，就显得异常高超，富有创造性。应该说，“义门”陈氏家族的存在，既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又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化，对今天现代化的文明建设，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

第三，坚持修谱，成为规约，使“义门”的孝友礼法与宗族观念，获得有形的体现，并借以重温和有所加强。据道光二十七年《义门陈氏大成宗谱》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十月，敕文武群臣各修家谱，明示“有关于世教之大者，莫谱牒若也”，要求“在朝文武百官亦必各有(姓氏)原委，兹宜备述乃祖之本末以进，朕得览省，以知我朝人物之盛。”与此同时，十月十九日又诏义门陈氏“建谱”，文曰：“尔陈氏聚族三千人，素昭孝弟之谊，同居十三世，宜详水木之源。呜呼!源之深者流必长，膏之沃者光必耀。昭穆勿淆，庶知祖宗之有自;亲疏各别，应征派衍之无穷。”

两份诏命明确指出，谱牒的作用是“有关于世教之大者”;记述的内容应为祖宗本末，明示自己的来由。朝廷看重“义门”陈氏，是因其一贯实行孝悌，成为地方民众的表率。修谱须注意的问题是“昭穆勿淆”、“亲疏各别”。按此诏命要点，对照欧阳修、苏洵二人倡导修谱的主张，它们的基本意思完全符合。正是本着尊祖敬宗，传承孝友风气的主旨，黄庭坚曾说：“三世不修谱，以不孝论”。编修家谱成了“义门”坚守的大事，“谱凡三十年一修，著为例，世守成规”。扩大视野来看，这条“谱凡三十年一修”的例规，实际上已在社会普遍遵行。

“义门”陈氏谱修成之后，陈旭把谱进呈朝廷，真宗批曰：“谱留览，其家法二篇发史馆缮写，赐王公以下各一本，使知孝义之风。”陈氏家法，是该“义门”的精华集中体现，在唐宋时代众多“义门”中绝无仅有。朝廷将其发给王公贵戚，期望他们家里也像陈氏那样兴起“孝义之风”。陈氏“义门”有此家法而显其社会价值，此家法在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分量亦由此可见。后世“义门”陈氏的家谱中，纷纷将其录存，自然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第四，家谱的内容在继承与延续之中丰富发展起来。历代编修的家谱，遗存至今的绝大多数是清代的，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修的。这个时期的谱籍多卷多册，记载的事项远远超过欧、苏当年主张之外，增加了社会历史资料，信息容量空前扩大，已经演变成具有地区历史性质的典籍。特别是关于地方的经济、教育、人口、治安、灾害与救济等领域的记录，往往可以填补国史资料的不足。例如，1943年修《宜春谌家坊谌氏族谱》卷首(下)载有《捐田募勇策》，详细记录了咸丰年间宜春、分宜、萍乡、万载四县据田筹款，募集乡勇，抗击太平军的事情。

就家族角度看，在世系源流、子孙派衍、迁徙经

历之外，还有不少实在的社会生活事项，如祭田、学田、水利、坟山、契约、诉讼文书、助学条例、家法族规以及人物传记等艺文，涉及的事项已超出家族范围。家族内的财产支配，家族之间的经济纠纷，都具体而微地映现着大社会，是真切地认识那个时代的珍贵资料。即便是说教性的条文，也对处世做人有参考价值。例如，1934年彝陵系《义门陈氏大同宗谱》中，记录了乾隆十年(1745)陈士璠制定的《族训》《训诫十则》。《族训》中有：“不可以族众，倚势欺压乡人邻里，动辄与人争斗，与人构讼”;“子孙当诣明师严教，不可吝惜银钱，教他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件事，为人生立身之本，行己之大节，便值钱无限”;“勤俭二字，持家之本;耕读两事，立身之原”。努力做到这几点，自可达到家族兴旺，乡邻和睦的目标;按现今的时代标准，这几点仍有其实用价值。

第五，对追攀帝王、名人作祖宗之弊有清醒的认识。由于不同社会因素的驱使，加上主修者的文化素养各异，谱籍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主要是远攀帝王将相，塞进虚妄无据的人事，导致真假混杂，谬误流传的弊端，使家谱的资料价值有所降低，损害了家谱的声誉。

由于僭伪虚夸之风相沿成习，引起朝廷干预，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后，官府注意检查家谱，严禁“违碍”的内容。苏洵曾经说过：可知者续之，不可知者阙之。但是，“自时厥后，相沿成习，率多僭伪，不求支派之明，唯夸阀阅之盛。其于礼，大夫不祖诸侯之义，负咎多矣。吾家素称义门，孝友是勉，……不敢妄引远朝，攀附贵胄。并不敢广邀远地，杂会多人，但从始迁居者，确查其的派，详考其渊源”。这是“义门”陈氏后裔中的一个成员的认识，也是在对政府表态：没有“妄引远朝，攀附贵胄”。同样，别的家族也在申明，例如韩氏，嘉庆六年(1801)修《韩氏族谱》的《中州世系》写道：“吾族韩氏原出中州，实魏国公(按，指北宋韩琦)之苗裔”，但他们只以十六世祖韩先“由闽至潮州之程乡”为始祖。为何不上溯?“盖今功令森严，凡士庶之家编修族谱，不许远攀公侯将相，以自夸大。”

这个禁令不是毫无凭据，攀附的心理也许出于某种需求，不可能在所有人中全都消除。嘉庆二十四年(1819)《万载排江欧阳氏族谱》序言称：

(原谱)溯及大禹、少康、勾践，及千乘派、渤海派，远实难稽。……国朝功令森严，士庶之家修辑谱牒，不得妄附牵合，以为荣宠。欲传信而不知阙疑，欲法祖而不知违制，其奚可哉?

晚至清代后期的欧阳氏家谱，竟然远追四五千年之前，上溯至夏朝开始的大禹、少康(夏朝第六代君主)!如此登峰造极的攀附，该是欧阳修倡导修谱之时始料不及的。阙疑与传信，是一个原则的两面，它们相互依存，彼此印证。在无限的时空范畴之中，企图把纷纭复杂的社会事项一网打尽，只是幻想。唯其有阙，见其可信。姓氏源流，历经更革变异，家族派衍，析分迁移频繁。中华民族的今天，是在许多个民族反复竞争与交流之中形成的，一家一姓的后代子孙欲追世系至于原始，除了徒劳，只能剩下虚妄。传其已知的、真实的世系，阙其不知的、影附的传闻，才是真正上敬重祖宗、下爱护子孙。

《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嘉庆十一年(1806)的序言称：“我朝功令，许派谱断自始迁以为实录，不特草泽士庶毋敢妄自尊大，且俾近世亲亲有所闻睹，著之简策，子孙亦不得自诬祖先。”很显然，这个问题的妥善解决，修谱者自身的取舍是最要紧的。民国十四年(1925)《余干黄氏宗谱》之中有一篇《义家湾黄氏支谱序》，作者黄若梅，他用纯白话文说了一番家谱要写自己祖宗的道理，值得推荐。该序说：

大家要知道家族修谱的真意义，就是要把本族的来源记在族谱上面，以存祖宗迁徙的踪迹，使本支本派的系统事迹要能存真传信，能够有信史的价值就是了。后来人患了一个源远流长大毛病，就是古代小百姓的后代，也都说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并且捏造几个大人先生们的序，来证实(与)他不相干的人作远祖，把自己的祖宗不知丢到那里去了。这岂不是一件恨事吗?……古代小百姓也是一样有后代的，只要把自己真正可信的、可靠的本支本派的祖宗即为始祖。如大家都能够本这个主张去修谱，那么祖宗迁徙的踪迹也可靠，本支本派的系统事迹也能存真传信。这才不失修谱的本意啊。因此，我这种支谱把古代远祖一概从略，就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的后代也好，是古代小百姓的后代也好，都不管他。现在只把可靠的、可信的始祖的来源，老老实实记在这种谱上就够了。

黄若梅先生就是在这个主张指导下，看出三族共修的宗谱有远追帝王而造成“疑疑惑惑”的内容，便另修了一种小谱，即《余干义家湾黄氏支谱》，并自己写了这篇序言。令人遗憾的是，家谱必须写真、传信的谱学思想，没有完全消除远追帝王将相的毛病。因此，招致谱牒在学术上名声欠佳。

谱牒文字中间的攀附与夸饰成分，旧时的所谓“攀华宗”风气侵袭至于谱牒，也是旧时代的历史遗留，是传统文化中的杂质。辨识谱牒中虚妄不实的内容，彻底肃清残余的攀附习气，去除以帝王将相作祖宗为荣的自卑心态，努力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不断提高谱牒的“信史”品位，依然是我们今天的学术使命。

以上所说诸端，在“义门”陈氏后裔客家以及其他客家人家族的谱牒之中，都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与谱牒是一致的，谱牒体现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涵盖了谱牒。它们的丰富内容之中，有许多精致的优良成分，也有历史所造成的糟粕，继承前者，剔除后者，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非常必要，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注：

①制举，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种形式，皇帝偶尔下令举行，科目不固定(如博学宏词、茂才异等、直言极谏、贤良方正等)，应试者资格不限。

②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苏洵集卷一九，《谱例序》。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261页。

③《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二一，《欧阳氏谱图序》。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511页。

④《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四七，《与曾巩论氏族书》，第323页。

⑤《三苏全书》，《苏洵集》卷一九，《谱例序》，第261页。

⑥据《三苏全书》，为36开本，每页24行，每行28字，总计得5376字(包括标点符号)，第261—268页。

⑦《欧阳氏谱图序》有“石本”、“集本”两种，文字略有差异，此据“石本”，见《欧阳修全集》，第511—517页。

⑧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家人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页。

⑨《新五代史》卷十七，《晋家人传论》，第188页。

⑩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九《书欧阳氏族谱》。四库全书本。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谱牒难考》。中华书局1983年，第191页。

黄庭坚：《安福故口刘氏族谱序》，见姚义兴：《泸潇人家》，2005年赣内版，第121页。“侪”，音柴，同辈的人，如说“吾侪”。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五六：《孝义·陈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13391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843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第2344页。

有关江州“义门”陈氏家法的具体内容分析，详见许怀林《“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387—400页。

有兴趣者可参看许怀林：《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157—165页。

崇阳庄彝陵系1934年修《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三《义门分庄纪实》中所写的州名，应是指州治所在地，不含该州管辖的各县;也有不明准确地点的。

修水县光义堂1943年重修《义门陈氏宗谱》，卷首，第17页。

清初由闽粤迁赣西的人户，在族谱中反映出来的，还有不少，如：铜鼓县谢氏，他们在光绪十五年(1889)修《谢氏重修宗谱》，其《复秀公行述》称自家始迁祖“于康熙二十三年自粤来宁(许按，指义宁州)，卜居于上武乡铜鼓小水之胡家陂”。上武乡在光绪朝仍是义宁州辖区，宣统元年(1900)从义宁州析出铜鼓营为铜鼓厅，上武乡隶属铜鼓厅。1913年改厅为县。修水县黄氏，其光绪九年(1883)修《黄氏重修祠谱》“序”称：“国初定鼎以来，招携怀远，(吾祖)自闽粤南赣迁来(义宁州)”，于嘉庆年间开始建造祠堂。上高县钟氏，钟高鹤等人道光十年(1830)主修《钟氏重修族谱》，其《自序》称：“今我升符公而迁九江，传宽、宏、安、定、富、宦六支，星罗棋布，分居上高、万载、宜春、湖广等府州县属，户口繁多。”而《老祠记》称有老祠在嘉应州长乐县;钟高鹤《新序》说“流来流去，流在江西瑞州上高苦溪，荫出贤能之后嗣，欲修家谱，免得迷失，留为后记。”等等。

1984年1月23日，陕西勉县县志办刘开荣先生，主动寄赠《义门陈氏大成宗谱》(一册)给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地方史教研室，他挂号邮寄，耗去9张3分钱的邮票。

郑文融《郑氏规范》附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第26页。金华浦阳郑氏，是元明时代著名的“义门”大族。参见许怀林《〈郑氏规范〉剖析——兼论义门凝聚力》，《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3—165页。

1934年崇阳庄彝陵系编《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三，第41页。《义门分庄纪实》。“光显祖祊”的“祊”，读崩(beng)，本指宗庙门内设祭的地方，因以为祭名。此处“祖祊”，意为祖宗。

1934年崇阳庄彝陵系编《义门陈氏大同宗谱》，卷三，第47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五六，第13386页。

1934年崇阳庄彝陵系编《义门陈氏大同宗谱》卷首，《义门陈氏大同宗谱序》，第31页。。

《家法三十三条》全文见道光二十七年德星堂修《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参见许怀林《“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87—400页。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八，第4920页，张公艺小传：“(高宗)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家族之内一切矛盾争端，全靠忍让去消解，这种日子十分难过，也实难做到。

这两份关于修谱的诏令，在1934崇阳庄修《义门陈氏大成宗谱》中，将给文武百官诏合并在给义门的诏书中，年份记作天禧二年，但在陈旭进呈家谱表中，又作天禧五年，显系有误。

万载县1938年修《万载田下郭氏族谱》，第24页，新序写道：“吾族向章，三十年一修”。

1934年崇阳庄修《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三载陈泰《回义门累朝事迹状》中，说将义门家谱赐王公以下各一本，是太宗，不是真宗;在陈旭名下没有进呈家谱事，而且写旭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死去，故赐王公家谱之事究竟发生于何年，是一疑问。

见梁洪生《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0273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道光二七年德星堂修《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首，第27页，乾隆四八年陈治策《序》。

功令，古代国家对学者进行考核和录用为官的法令或规程，后泛指政府的法令。

转自《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0185号，第61页。

因社会政治原因而改姓的事例很多，例如：邓姓：据抚州乐安县云盖乡《邓氏族谱》(十三修)记载，其始迁祖为南唐李景第八子邓王从镒，国灭后避居江西新淦县，宋太宗时被削去王爵，其孙怕受牵连，改姓邓，并移居乐安。江姓：黄山市歙县《溪南江氏族谱》(万历六年本)载，始迁祖萧祯，系宰相萧遘第三子，于广明年间(880—881)避黄巢乱，易姓江，迁居歙县黄墩。婺源江湾考据学大师江永《蓝陵萧氏本宗世系考》(乾隆十八年刻本)亦称，徽州江氏有济阳江、萧江之分;萧江氏原姓萧，“有萧祯者避黄巢兵乱，南渡时指江为姓，居歙之黄墩，卒葬歙之溪南”。

转引《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0376号，第120页。

1933年谭其骧教授作《湖南人由来考》，其中有《附或问代答二则》，其一曰：“或问：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厥为谱牒;今子以谱牒为依据，而作为内地移民史，安能得史实之真相耶?对曰：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唯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作者：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