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阁与王勃

文◎武建伦

辟风光形胜之地以专供观赏游览，是一项高级审美活动，为此，人有了特殊的游观文化。无疑，欣赏自然美是它的基本目的。但更有意味的是，它同时还给观赏对象凝聚了日益丰富的人文因素。英哲休谟在《人类理智研究》中谈到观念联系的三原则之一的“接近原则”时，引用了古罗马西塞罗著作中的一段话：“一个人在看到一般人所传说的前代名人所常到的地方以后，比听人讲论他们的行为，比读到他们的书籍，还更能生起强烈的情绪来。”这正好说明，高度发达的游观文化无不显出人文与自然二美并具、彼此凝和相得益彰的特点来，我认为，中国传统在这点上表现得最为丰富、出色。

我生长于南昌，碰巧，南昌有座滕王阁，享名遐迩，千年不衰。我偶然涉猎滕阁掌故，不期发现高阁与唐才子王勃之间结下的不解之缘，竟有奇趣出我意想之上。它不止为西塞罗之言下一注脚，甚且堪作中华觇史之一助。爰札记如次。

(一)

南昌滕王阁始建于唐高宗朝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元婴旋因骄纵不法贬出洪州，约十余年后，青年才子王勃路经洪州，得与滕阁重阳宴会，即席赋成《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诗》。勃作从此播传后世，历久不衰。又约150年后，已是中唐时代，当时文章大手笔韩愈应洪州长官命，又有《新修滕王阁记》之作。韩记后来也颇为历代古文家所称美。韩愈曾提到在他以前的滕阁知名文字三篇，作者依次是王勃、王绪、王仲舒(仲舒即命韩作文的洪州长官)。这三王文字后世只传勃《序》，绪与仲舒之作都失传了。有趣的是，自唐以后历代名人为滕阁所写文字无其数，而流传下来为人熟知的文字几乎只有勃、愈两篇。尤其突出的是勃《序》，它还附丽了一则传奇故事长久流传，致使高阁与青年才子(勃)名垂久远，结缘不解。故事始见于五代时南昌人王定保撰写的《唐摭言》：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沈吟不语。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条)

接着凑趣的是北宋撰修正史的宋祁，他将故事采进了《新唐书》的《王勃传》：

(王勃)初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王勃，沆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瞿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

故事既广为流传，于是情节愈细，传奇色彩愈浓。至南宋时，已出现了如下一种定型的记述，见于委心子编写的《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书有乾道五年序)：

唐王勃，方十三，随舅游江左，尝独至一处，见一叟，容服纯古，异之，因就揖焉。叟曰：“非王勃乎?”勃曰：“与老丈昔非亲旧，何知勃之姓名?”叟曰：“知之。”勃知其异人，再拜问曰：“仙也神也?以开未悟。”叟曰：“中元水府吾所主也。来日滕王阁作记，子有清才，何不为之?子登舟，吾助汝清风一席。子回，幸复过此。”勃登舟，舟去如飞。乃弹冠诣府下。府帅阎公已召江左名贤毕集，命吏以笔砚授之，递相推逊。及勃，则留而不拒。公大怒，曰：“吾新帝子之旧阁，乃洪都之绝景，悉集英俊，俾为记，以垂万古。何小子辄当之!”命吏得句即诵来。勃引纸，方书两句。一吏入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儒常谈。”一吏又报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曰：故事也。一吏又报曰：“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公即不语。自此往复吏报，但颔颐而已。至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不觉引手鸣几曰：“此天才也。”文成，阎公阅之，曰：“子落笔似有神助。令帝子声流千古，吾之名闻后世，洪都风月江山无价，子之力也。”乃厚赠之。勃旋，再过向遇神地。登岸，叟已坐前石上。勃再拜曰：“神既助以好风，又教以不敏，当修牢酒以报神赐。”勃因曰：“某之寿夭穷达，可得而知否?”叟曰：“寿夭系阴司，言之是泄阴机而有阴祸。子之穷通言亦无患。子之躯，神强而骨弱，气清而体羸，脑骨亏陷，目睛不全，虽有不羁之才，高世之俊，终不贵矣。况富贵终有神主之乎?请与子别。”勃闻之不悦，后果如言。(卷三：“王勃不贵”条。又原注：“出罗隐《中元传》”)

民间流传故事好比滚雪球：明代话本《醒世恒言》于是有了完整的一卷《马当神风送滕王阁》(第四十卷);谚语中也有了一句“时来风送滕王阁”了。从此高阁与才子紧密相连，言此必及于彼，故事几成史实，很长时期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更有趣的是，常人也许于高阁只知有才子之文;于才子也只知有高阁故事。明人舒曰敬说：“问(韩)昌黎序于今人，无人能诵者;然无不能诵绛州(指王勃)者。”王夫之干脆说：“滕王阁……徒以王勃一序，脍炙今古”;都是实情写照。

然而，王定保记述上述故事时，距离才子初唐作序已有三百年了，他说的故事是纪实还是杜撰?如纪实，有多少失实?如杜撰，有多少因依?又何以人们如此津津乐道广为抪传，历久而不衰?——这是我不禁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二)

《新唐书》为王勃作传，采入滕阁故事，记勃文获天才之誉，很渲染了青年才子风光的一面。这在稍早的《旧唐书》中却是没有的。相反，检阅才子一生，不论《旧》传、《新》传，记载的经历都满是坎坷：王勃为王府修撰险因文字惹奇祸;补官参军又为同僚所嫉;旋犯杀人罪被判当诛幸而遇赦;连累父亲贬官远方;最后自己渡海溺死，才活二十八九岁，可谓偃蹇已极。“时来风送”的传说尽管美好，毕生遭际终归不幸。于是传说也只得再添上“骨相有亏”来解释不贵的遗憾。说诚不经，用心我倒毋宁相信还是出于爱护才子的。

然而，世上爱才子的人固多，恶才子的却并不少。例如王勃，既有韵事抪于人口，也有毁伤见诸记载。后者虽也伴有貌似宿命之说，寓意则远为严酷。有趣的是，毁伤亦如美誉，先亦出于传闻，后乃载入正史，如出一辙，试对照一读。

约在王勃登阁作序一百二三十年后的中唐元和年间，曾任江州浔阳(一说江都)主簿的刘肃写了一部《大唐新语》，卷七中有如下一则记载：

裴行俭少聪明多艺，……及为吏部侍郎，尝拔苏味道，王勮，曰：“二公后当相次掌钧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烱等四人，以示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并鲜克令终。”卒如其言。(知微第十六)

此则所言，看来当时及以后，均形成舆论，以致旧、新两《唐书》均加采录，《旧唐书》写入“王勃传”，《新唐书》则写入“裴行俭传”。这一则品评后来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它成了历代统治者取舍人物、控导士风的一种权威理论。一方面“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成了历史名言，一直为所有求仕者“父诏兄勉”;另一方面，它还含蕴了如下的意思：爵禄的福分是只给“厚重”而非“浅躁”的人享有的，那怕他有“才”!这一层含蕴最有意思，它像是一位菩萨给天下才子加的“紧箍咒”，所谓“才”成了一种风险物，必须自律到才不露华，否则“露才扬己古来恶!”含蕴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更妙：既享爵禄则必为人品厚重者，其才岂可容测?这类德才理论自古迄今从来热闹，说不胜说。回到王勃身上，它明显是对才子声华的致命损伤。记得稍早的盛唐时代，杜甫即有诗句为勃等四杰鸣过不平，说明才子早蒙受过不利的讥评;裴论一出，更似算命先生定了八字，让人得相信，中国才子从来福薄，不好当的。一直到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巵言》中还给文人统计出九种不幸的命运，王勃就占了“玷缺”、“偃蹇”、“夭折”、“无终”、“无后”五种，够惨的了。

照说，一经裴侍郎定了谳，才子王勃是风光不了的吧?事情却又未必尽然。且不说隔不了百多年，就冒出了“时来风送”的故事，给才子披红挂彩;更有趣的是，士林中不服裴论，要为王勃鸣不平的竟然代不乏人，请看如下的驳议：

方回：“裴行俭以器识一语少王杨卢骆，彼专以富贵骨相取人，而文之以器识之说，吾未见裴之合于四子也。”(《瀛奎律髓》卷四十七)

王世贞：“裴行俭不取四杰，悬断始终，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勮、王勉、苏味道者，一以钩党取族，一以模棱贬窜;区区相位，何益人毛发事!千古肉食不识丁，人举为谈柄，良可笑也。”(《艺苑巵言》卷四)

王鸣盛：“《新·裴行俭传》：……行俭曰：‘勃等虽有才……余皆不得其死。’果如其言。”世以行俭为知人。予谓非也。勃……其学行卓然如此;照邻……其意气肮脏，不肯诡随徇俗可知;至烱坐从父兄……与徐敬业起兵谪梓州……宾王……檄文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初唐文士如苏味道之模棱，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皆张易之、武三思家鹰犬耳。虽享爵禄，固不足道。四杰风概迥出辈流，何得以浮躁斥之?且论人而徒以其不能安享爵禄为言，可鄙甚矣!行俭议论如此，宜其家法之丑。子孙遂为宦官窦文场养子。(《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

陆继辂：“裴行俭讥王、杨、卢、骆浮躁浅露，虽有文采，非享爵禄之器，其言鄙甚!……夫四子之不享爵禄果由于浮躁浅露耶，则犹幸有文才，至今知有其人，……如四子之不享爵禄不由于浮躁浅露耶，则必时命之不齐，……且文艺所以增长器识，诚欲四子者深情厚貌依阿于女主之朝，以是为器识，我不敢知!……善乎刘海峰之言曰：‘王、卢水死，特所遭之不幸耳;骆宾王草檄讨周武氏，尽其道而死，恶得谓为无器识哉!’”(《合肥学舍札记》)

林昌彝：“王勃，孝子也;……骆宾王，忠臣也;……乃裴行俭以浮躁浅露目之，……所誉者独苏味道，……其人食粟而已，毫无表现。以视王骆之流，不足为奴隶;而裴行俭深许其人，殊不可解。”(《砚桂绪录》)

闻一多：“一个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按指王勃)，已经完成了这样多方面一大堆著述(按：以下列举勃作十种共若干卷)……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唐诗杂论》)

按裴论内容原有三点：一、器识先于文艺;二、四杰浮躁浅露，命定不享富贵(等于说：才子有才缺德，注定福薄);三、赞赏苏味道、王勮，能当宰相。综观诸家反驳，第三点最被批倒，因为苏、勮人品和下场都不好;第二点则争议最多，主要说才子也有德，若按是否享福评人，观点本身可鄙;唯有第一点，无人批驳，毋宁理论上都赞同，只是存在解释上的问题。似乎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千年之间人们在理论上都不反对德(器识包含在内);而感情上则不少人颇爱才。虽不至于主张“才先于德”，却反对“以德压才”。然而这也说明历朝历代致力于“以德压才”者大有人在，而且他们往往占上风，原因多半为他们恰是掌权人。结果争论往往归结为对“德”的解释。德有共识，则争才子或有或缺;德无共识(诸如何为器识、何为浮躁)，则争孰为真德。——我见如是，或不远吧。

回到裴吏部短少才子的争议上。非常出我意外的是，一次极偶然的机遇，我碰巧读到王勃的一篇文字，足以令我豁然深信：《大唐新语》所载裴行俭用所谓“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议论来贬抑王勃等人的那则故事，定属子虚乌有!其文为何?那却是王勃自己写的一篇《上吏部裴侍郎启》，兹摘录一读：

勃启：猥承衡镜，骤照阶墀。……殊恩屡及，恩命频加。……今者接君侯者三矣，承招延者再矣。……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杨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古人未尝留心也。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

君侯受朝廷之寄，掌镕范之权，至于舞咏浇淳，好尚邪正，宜深以为念也。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

一读勃《启》，令人奇怪了：原来竟是王勃向裴进言，取材用人不可止以文艺为先!然则它怎么能是吏部郎官反咬进言者只有文艺而乏器识，甚而用以诬人浅躁，断人终始，说人注定不享爵禄呢?是《大唐新语》故事可信，还是王勃《集》中完整保存的《启》文可靠?难道还需太多的考证去判别么?(后来我才知道，一直迟至近代，始有姚大荣氏作出考证，他考定裴对四杰的讥评最早见于开元初张说作的《赠太尉裴公神道碑》，是张所言不实，枉许前知，摭入了嫉才者的虚构所致。而反证除王勃的《启》外，还有一篇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足据。姚考见其《惜道味斋集》。姚《集》我迄未见，我是从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杨炯考》转引大意。)据理，我相信王勃其实是“文艺后于器识”论者。——一场上述千年争论，竟因事实落空，几近多余。

然而不然。纵无裴论这回事，不碍千年才德争。我所看到的是：一位青年才子为一座高阁作了一篇不平凡的文字，作者生前盛享才名，身后一百二三十年却无端被人断为“浅躁”，有才无德;约三百年却又传出另一则故事，夸誉作者高阁之作为“神助”天才。后说更演为稗官，广为流传;前后对比，贬固有权威，誉则更风光。无形中问题来了：才子缺德乎?才子可爱乎?我敢说，人们脑中至今对此还一直矛盾着哩!——谓予不信，试举两例，请君评说：

今人范文澜，如此评王勃：

居四杰首位的王勃，正是一个浮躁浅露，器小识短的文人。……是优伶一类人。……阿私父、祖，通同作伪。……同他的父祖一样，也想依傍孔圣人，扮演个圣人。凡事缺乏自立精神，……即使模拟得真象圣人，仍不免是圣人的奴仆，……王勃并不想做什么圣人，而是想做神仙，……求仙是贪欲的表现……(《中国通史》)今人杨振宁，如此评王勃：

一千三百多年前，初唐时代，在南昌曾有一次盛会，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有这样的两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他用了美丽的词句描写了当时中国的巨大潜力，以后一百多年，通过发展这巨大潜力，中国民族创建了盛唐的文化，是当时世界之冠，……(1980年元月在广州粒子物理学会上的发言)

难道前说不正活像刘肃所记载的裴行俭的高论而加倍其严酷，后说不正活像王定保所渲染的王子安的才华而高扬其不凡吗?可见世上从来就有人痛恶才子缺德，而另外又有人热爱才子有才，上自初、盛、中唐，下至20世纪，真可谓自古已然，而今尤烈，难道不是吗?!

中国史上，确有这么一个实实在在只活了二十来岁的青年诗人，千载之下的后人还找不准对他是该爱还是该憎，其故安在?——这是我不禁要思考的问题之二。

(三)

贬抑才子的故事，既经审视过了;揄扬才子的故事，问题又如何?原来也颇纷纭，试述如下：

滕阁故事，无可疑者是王勃千真万确曾经登阁与宴，对客挥毫，而且所作不久就被承认为滕阁知名文字居首的一篇。当然，居首有二义：或时序占先，或辞章第一。但即使只占时先，文字如不称，便宜未必能轻得的。铁证是中唐韩愈之《记》。他说：自喜“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偏偏居后的二王后世仅传其名(绪、仲舒)而不传其作。可以确信，无论王勃原享才名，纵无滕阁故事，无损才子之誉;既作阁《序》，至少不忝所称，因而“时来风送”的传说，略去神奇不计，单凭一序，以之揄扬才子，既在情理之中，才子亦当之无愧。故曰：故事基本无疑，是不错的。

引出疑问的是，揄扬的故事所用以誉作者为“天才”的细节乃在端指序文中“落霞、秋水”一联上。这可信吗?于是后人争议蜂起。疑点有二：骈俪文字值得推崇吗?“落霞、秋水”一联算得上天才之作吗?

其实，分析起来，文风、文体原是时代形成，时代变了，争议斯起。骈偶在六朝为时风，至唐、宋始遭古文之挑战，情况也是矛盾的，官用文书长久不废骈偶，只是骈体自此不占上风而已。《摭言》故事之誉恰反映五代之末仍尚骈偶;而“天才”反受讥评倒恰是北宋以后古文家观点的反映。如欧阳修讥勃《序》“类俳”，便是轻视文体。以后诸家又集矢于“落霞、秋水”一联，如《学林》《扪虱新话》等书纷纷举出此联是因袭庾信等前人同型惯用联句。李复说：“此不足称也”、“江左余风，气格卑弱，……勃狃于习俗，故一时称之。”蔡绦更说：“语意互相剽窃，所谓左右拔剑彼此相笑。”总之，不但不足称天才，直是雷同、抄袭。(钱钟书《管锥编》1517—1518页载此类议论最备，可参看。)

本来，文章的妍媸褒贬，原容见仁见智;而纳入时代坐标来加以分析，则其实更对才子有利。故盛唐时杜甫即认为是“当时体”，过于讥哂岂非“轻薄”?南宋洪迈亦表赞同，认为无可厚非。上述非难虽颇热闹，却对传说的揄扬才子，终未能如何构成损伤。以后勃《序》依然享誉，“脍炙今古”。然而人事之奇亦有不易想象者，这里无妨加段插曲，看看人们的成见会因才子文章评价问题而在滕王阁上演出如何一场真实趣剧：话说南宋江万里在南昌服官时，大约一则成见特深，一则手中有权可使，他却认定王勃文章不应高过后来居上的韩愈之《阁记》，一度硬是强命将当时滕王阁中旧刻勃《序》从中位撤靠一边，代之以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理由是：“唐之文三变而至韩，韩之文一倡而遂古，”“纟希章绘句如王所为……孰能先于古者哉!”——然而这一作法，毕竟终止于江的权利“过期作废”之时，以后不论有阁无阁，韩《记》几乎被人忘却。只是后人如闻江公趣剧而失笑之时，不可不信当时确有一番江公如此这般之事而已。

传说称赞才子之文为天才，也可算是“先文艺”的一种表现吧，古文家虽欲贬抑，竟不奏效，甚至连宗师韩愈之文也不能与之角，其故安在?然则，勃《序》到底好不好?说好，好在哪里?说不好，何以又“脍炙今古”?——这是我不禁要思考的问题之三;从而也有了我的问题之四：韩愈的《阁记》好不好?好，何以让勃《序》“比下去了”?

(四)

想不到，打开我闷葫芦的钥匙，竟是从滕王身上找来。

我想先说一个现象，我戏称为“滕王被滕王阁遗忘”现象。不知人们觉察否?尽管高阁享名千载，顾名又莫不知有滕王，然而叩滕王之实，留意或谈论滕王其人者，千载之间却十鲜一二。盖人间故实无非见于记载或口传。滕阁自有才子传说，口耳抪扬几为“时来风送”所包揽;这还不足为奇，问题是凡记载滕阁故实者，竟也绝少人涉及滕王;实实在在，他的阁把他给遗忘了。

先看唐代。今存滕阁文字之较为知名者，有王勃、韩愈、韦慤三篇。勃《序》与《诗》仅仅各用一次“帝子”二字;韩、韦之文全不涉及滕王。至李涉、杜牧之诗中，“滕王阁”三字也只成了地名，更与滕王其人了无关涉。至宋以后，因为有了才子传说，于是后出的滕阁诗文竟也只为传说所掩，无不高谈才子故事。当然，毕竟也出现了涉及帝子的文字，但有趣的是，它们稀如凤毛麟角。然而却也正好托出了帝子“真相”，值得检出一读，如：(www.daowen.com)

骄王应笑滕。(宋·苏辙)

滕叔钱缗辱献陵，洪州都督更骄矜。(元·释宗泐)

时平还出领旌节，富贵非常骄逸滋。……当时弃德耽游宴，身后荒凉竟谁叹!(明·杨士奇)

难为这几位唐以后的人提醒，原来帝子当年提不得，提了不止煞风景，因为其人不堪闻问。史传记载，滕王李元婴为高祖幼子，贞观时封王，历授金州、苏州刺史，洪州都督，阁即在其洪州任时所建。其人骄纵逸游，数犯宪章，胡作非为，所过为害，从“以丸弹人、以雪埋人”到淫逼官眷、贪黩好货，劣迹不一而足。《朝野签载》有两条记载，均为正史采录，一记他淫辱官眷时反遭履击，血流满面;一记高宗李治在赏赐诸王时，对他特加羞辱，说“滕叔自解经纪，”特命“给麻二车”好让他用为“钱贯”。当时劣王齐名者四人，史载民谚说：“宁向儋、崖、振、白(边远荒州)，不事江、滕、蒋、虢。”帝子声名原来如此!元婴正是在洪州任上“坐法削户，……于滁州安置。”难怪有唐一代的滕阁文字只好将帝子其人付之“遗忘”了。——这里，我触及了“遗忘”的别一义项，它可以是有意的，一如病之有“外交病”，灾之有人祸的“天灾”，历史上自不乏人为的“遗忘”。

于是我回头看看诸家文字，谁是有意遗忘帝子呢?以时间计，宋以后似可无论，目标仍应在唐。认真赋写高阁的文字，存者本已寥寥，若其本身已被遗忘，何用深究?说来说去，还得细看作为出头椽笔的王《序》、韩《记》了。先看昌黎笔下，他明显不涉及滕王。计其时距不过百五十年，帝子情事他焉有不知，但他全文居然连滕阁也可以不去涉及，岂好强人无蛇画足?他既然做到羚羊挂角，人也只好欲辩无言。于是最后归谬追求，目标只剩王才子。然则“天才”下笔，也与滕王无干吗?

谁知前人熟诵才子之文，却并无发以上好事之问者，盖已久历年所，不以为怪了。本来，才子当年措辞极简：《序》不过一句：“临帝子之长洲。”《诗》不过一问：“阁中帝子今何在?”既一笔带过，又一目了然，这还有什么微言大义可求吗?请看诗句那一问，后世家藏户有的《古文观止》注释得何其自然，了无胜义：

滕王高阁临江渚，

佩玉鸣銮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

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

物换星移几度秋。(原注：物象之改换，星宿之推移，此阁至今凡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

槛外长江空自流。(原注：伤今思古，伤其物是而人非也。)

思什么古?思很久以前的帝子吧?伤什么今?阁今在而帝子今却“不在”了，“作古”了吧?——难道才子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吗?

“错了，才子说的全不是这个意思!”——后世忽然有人推翻上说，另揭真解。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的根据竟铁证如山，令人非信不可。原来他指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当王勃登阁作序之际，所有与宴的衮衮诸公无不明知：滕王此刻尚在人间，只不过他是已被斥出洪都，安置在他州罢了。才子诗句那一问，哪里是吊古，分明是讽今;用笔轻轻龙睛一点，当时声响何异石破天惊!——问题是，这考据是如何得出的?说来极其简明不过：因为滕王卒年史有确载，是在公元684年的4月25日(唐文明元年四月丁巳)。而王勃这时已经死了好几年了。(王勃卒年的准确时日虽无定论，然据史家的可信推算，早不过公元675年，迟不过678年，总之，远在滕王“薨”年之前。参岑仲勉《唐集质疑》、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足见王勃赋阁不论早晚，滕王和他都是同时戴天履地的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说白了，才子大庭广众，登阁讽今，如此而已!

作出这一明白考证的人是清代(约道光年间)泾县吴鸾(号凤白)。他对勃诗作了如下的串讲：

诗首句、次句，言王建阁壮丽，坐法削户而歌舞歇也;三、四句，言阁中帘栋依然;而云雨有今昔之感也;五、六句，言王去洪都数年，民境臻宁谧也;七、八句，言王谪置滁州，当时豪华付流水也。……讽刺之义显然。

吴考见于清朱栾(振寀)《江城旧事》卷四引载。其串讲是否太实，容或可商，而揭出讽刺真解可谓不刊。在我看来，他仿佛给了我钥匙，至少我以为可以打开我的闷葫芦了。——因为它启动了我的“猜想”如下：

我猜想：年轻才子当日参与这场洪府高阁胜友如云、高朋满座的重阳盛宴，即席作赋，对客挥毫，那种踔厉风发、当仁不让的气概，那篇出人意表，语惊四座的文章，肯定要产生“轰动效应”，从而反响强烈，遐迩风传，却又未必可以百无禁忌明诏大号，如此一经岁月磨损，众口推敲，于是乎草创于《摭言》，增华于稗官，一篇虽揄扬才子，却“遗忘”忌讳的美丽传说，从此抪扬于人间，这不就非常顺理成章吗?其中何为纪实、何为杜撰，不也就“思过半矣”吗?

我猜想：才子的一生，本来有过不少“轰动效应”。如史传所载，除了滕阁挥毫之外，还有一件事是上震九重的，即有名的《斗鸡檄》“风波”。《旧传》说：“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又如说勃先藏匿官奴，后又杀之灭口，事发当诛，与赦幸免，却连累父亲远谪交趾。诸如此类，都给才子声华添不少“负面”知名度。于是乎若干年后就会出现这么一位具有识鉴前知的吏部郎官来断言才子“浮躁浅露”，乃至无德无福，不得善终。这在我看来就是十分“可以理解”无怪其然的事了。不是还连带其他三杰，各自也有其诸如“点鬼簿”“算博士”的不虞之“誉”，乃至自杀、伏诛的非命下场，让人们可以振振有词说合该如此吗?我甚至觉得，就凭考出那位吏部侍郎的考语是子虚乌有也未必济事;不是还有最“科学”的史学权威仍可以作出更为“先进”的批判载入新史册吗?

当然，以上纯属“猜想”。按胡适之前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格尺度来衡量是不合格的，充其量近于“大胆”猜想。盖尝闻数学题也容猜想，窃斗胆附之而已。

(五)

故实粗明，再思辞章。既然赏析妍媸原容我见，则葫芦之闷何妨放胆破之。

我遥想，当年才子高阁之文传至南昌寻常百姓家，闾阎之间必有一番众口传扬，人心称快的热烈反应。为什么?因为才子敢于向魔王投枪，为他们吐气，岂非快事?同时也可想象，与之对照的是，当日主持风雅盛会的地方长官，被才子意外的吐属，弄得他们处于弄巧成拙、啼笑皆非的境地，还得自咽懊恼，敷衍收场。此辈岂甘才子文章让人真赏?结果呢，下只好暗暗揄扬，上也未便明加贬抑，于是勃文之所以既能脍炙今古，又千载难得定评者，窃以为其故在此。这岂不令我惊叹中华悠久的历史搅拌何其独特!而它却也启示我：雌黄勃《序》我也无妨自我作古。盖我诵勃《序》，自幼至老。幼得朗朗上口之乐，晚更悟才人风骨之美。叹赏之余，愿申三见如次：

自古诗有美刺，而国情所限，颂美迄今易，讽刺从来难。勃三尺童子，一介书生，登阁赋诗，敢讽敢刺，快申民志，睥睨王侯，合乎古诗人之志。——此气骨难能者一。

骈俪文体，时代所形成。汉语音韵之美至此乃充分发扬。流弊主要在于词采声华掩盖内容之贫弱。而勃《序》清词丽句，何尝止宥于采绘雕琢?全篇佳句情操昂扬，蕴意绵远者比比皆是。试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穷且益坚”、“老当益壮”……民到于今，谁不人人传诵?当时振奋人心，百代留为成语。自古作家咳唾成珠玉，能收入文学库藏者，一代能有几人?一人能留几句?勃序足珍，何疑之有?——此成就可贵者二。

历代官场高会，从来不乏应景粉饰的官样文章。这类文字类多铺陈热闹，编织空谈。及至刍狗既陈，便终归无物。当然更有表面善颂善祷，其实曲献谀词以媚贵邀宠的，王勃滕阁之作却迥异凡俗，甚至意外地离谱出格。南宋俞文豹即为此深觉不解，说：

《滕王阁序》本赋景物，序游宴耳;而自“关山难越……”凡三十来句，无非怨词。(《吹剑录》)

话其实不错，这正好说明作者不蹈游宴应酬之俗套，而直抒胸臆，吐其不平，独具风格，得文学怨悱之真，诚挚动人。——此创格不凡者三。

勃《序》脍炙今古，已一千三百余年。拙见归纳三美，何足尽概?聊表我敬爱而已。

(六)

因考滕阁故实，无意中读了并不想读的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初读但觉言之无物，不知所云;继而恕之，以为他能做到“不知为不知，亦知也”;三读始悟，原来这是篇未可多得的官样文章，也不愧是宗师之作。而对比勃《序》，有冰炭之不同，故顺及之。

中唐贞观元初，王仲舒供职洪州，年未而立却有文名。值当时重修滕王阁，即由他执笔为记，写于阁上。十四年后，他由吏部员外郎贬官连州，比他小六岁的韩愈这时也贬为连州的阳山令。王仲舒建了一座亭，曾请韩愈为亭取名“燕喜”，并写亭《记》。次年二人分别上调。十五年后，王仲舒由中书舍人调南昌任江西观察使兼洪州刺史。恰韩愈去年因谏迎佛骨由刑部侍郎贬潮州，旋量移袁州，成了王的下属。王到任不久，即重修了滕阁，大约不好自己又写文章吧，他非常自然地请韩愈来写。于是，韩有了这篇奉命而作的阁《记》。——有趣的是，韩本人从未到过滕王阁。原来官场作文，从来以官意为主，谁能揣摩“黄祖腹中”的微旨，表达乃至“发展”得天衣无缝或天花乱坠，那就是最好的“笔杆”，什么载道、言志、经国、不朽，都不相干。我以为，韩《记》作为官场应酬文，堪称高档样板，为方便计，不如全抄示众：

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系官于朝，愿莫之遂。

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阳，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其冬，以天子进大号，加恩区内。移刺袁州。袁于南昌为属邑。私喜幸自语，以为当得躬诣大府，受约束于下执事，及其无事且还，傥得一至其处，窃寄目赏所愿焉。

至州之七月，诏以中书舍人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悉属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内。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矣。

其岁九月，人吏洽和。公与监军使燕于此阁。文武宾士皆与在席。酒半，合辞言曰：“此屋不修且坏。前公为从事此邦，适理新之。公所为文实书在壁，今三十年，而公来为邦伯。适及期月，公又来宴于此。公乌得无情哉!”公应曰：“诺”。于是栋楹梁桷板槛之腐黑挠折者，盖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鲜者，治之则已，无侈前人，无废后观。

工既讫工，公以众饮，而以书命愈曰：“子其为我记之。”愈既以未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乃不辞而受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

这是一篇章法、句法、措辞、口气都高度雅洁、亢卑合度然而内容实在空洞，用心十分无聊的完美无缺的官用古文典范之作，没有韩愈的老练火候，这笔杆是摇不起来的。其文录毕，我归纳他说了三句话：一、他没有机缘见到滕王阁。二、到了袁州也没有，是新上司到任政绩好，好到他没有理由到南昌去。(这大约是“文胆”吧。)三、认真要写阁嘛，“我也可以写一写的，您说呢?”——绝妙。

要把空洞内容写得美丽动听，就得学他的诸如什么“大者……小者……春……秋……阳……阴……令……之内，人……之外”。潜台词则要学他何以上司政绩好到他不用去南昌;乃至阁是下面请修的，而且“动之以情”、工程注意精简节约，不是搞楼堂馆所、铺张浪费什么的，等等。至于上司到任才几天，八州经他魔术一变，就形势大好，新局面开拓了。——这就看你如何去圆了。至于江万里看来，这样的古文就一定比骈文好，我只好说他陈见深到难免象教条主义了。

我读韩《记》不免悟到：难怪历史老人只让才子与高阁结缘，江万里捧韩文公也不管用——大约就是这么回事吧。

题滕王阁

大唐鼎盛之初，重九好风，迎来三尺童子。即席挥毫，发语直教石破天惊，问一声：阁中帝子今何在?

华夏河清可望，千秋名序，鼓舞万世儿孙。贱轻重贵，有朝应验地灵人杰，不再叹：槛外长江空自流。

注：

1980年写《滕王阁遐想》刊江西《星火》;后数年写《滕王阁与王勃》刊江西《争鸣》：俱陈迹。入新世纪，重撰此稿自存。2002壬午立冬南浦江野芹识

(作者：江西省艺术研究院一级编剧)

苏轼《滕王阁序》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