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知识 李泽厚:重评现代文学史,还原真实

李泽厚:重评现代文学史,还原真实

时间:2024-08-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相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压抑状态而言,两者实际上都具有“重评”的性质。

李泽厚:重评现代文学史,还原真实

2.“史料中的真实”

在《文艺论丛》、《文学评论》、《新文学论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大面积以这种思路展开重评时,《新文学史料》以“史料中的真实”的思路,给这个时期的“重评”增加了多种可能性的向度,在1978年创刊号的《致读者》的宣言中,《新文学史料》所表明的宗旨其实具有更加有效和实际的效果。

这个刊物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也刊登这个时期有关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流派、刊物、作家、作品等专题资料,刊登有关的调查、访问、研究、考证,还选登一些过去发表过的比较重要但现在不易看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以及当前有关文学史工作的动态、报道和对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介绍、意见等。[29]

这种思路在《新文学史料》的出版当中基本上得到了落实,通过历史回忆、考证、调查所获取的历史细节,所达到的“重评”效果是相当惊人的,这种效果在于,它绕过了文学与政治的对立,通过让历史直接发言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操作方式。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的“重评”浪潮,称得上是191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文学研究,以1980年为例,这一年研究性期刊、学报和社会科学杂志、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的研究文章达一千篇之多,出版的研究专著有十余种之多。[30]这种规模如此之大的研究,几乎遍布现代文学的各个时期和大部分重要作家,大量的作家在“重评”的运动中重新回到现代作家的序列当中,从而获得重新进入历史的资格,如1979—198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研究文章所表明的:(www.daowen.com)

五辑共发表各类文章114篇,其中四大专栏分别是:“鲁迅研究”专栏14篇,“左联”研究专栏10篇,资料专栏18篇,作家作品研究专栏26篇。其中作家作品专栏占了总篇幅的60%,可见其是重点中的重点。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26篇文章的分布情况:茅盾4篇,胡适3篇,郁达夫2篇,叶圣陶2篇,冰心2篇,柔石、洪灵菲、郭沫若丁玲徐志摩、殷夫、艾青、沙汀、巴金沈从文、许地山、赵树理、老舍各一篇。胡适、徐志摩、沈从文都是过去被定义为“反革命的作家”,现在已经进入了研究的行列,而且所占篇幅很多。而丁玲、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在建国后的各种运动中被“打倒”的作家,现在也重新被肯定。[31]

到1983年被提及姓名的作家就有500人之多,[32]研究的比重迅速增加,如鲁迅和郭沫若的专门研究论文有四十多篇,茅盾和老舍每人有三十篇之多,其他的作家如郁达夫、丁玲、赵树理、徐志摩等每人在二十篇左右,闻一多、沈从文、曹禺萧红、巴金、艾青、夏衍、沙汀、戴望舒等每人在十篇左右。[33]无疑,这种格局和框架促成了现代文学在80年代的兴起,但实际上,在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占据了这种格局和框架的绝大部分,按照统计,1980年发表的一千多篇现代文学文章当中,史料文献类占据了其中的70%,有七百多篇,这种“历史的真实”的呈现,在某种意义上对“主义真理”有着消解和再确认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以理论框架对作家、作品、文学运动、文学团体、流派的重新评价提供了“历史的真实”。相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压抑状态而言,两者实际上都具有“重评”的性质。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现代文学的被压抑局面构成了“重评”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被压抑的现代文学”所呈现的面貌是,那段历史被大幅度地缩减,大量的作家和作品也就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这种缩减和抛弃都是通过以真理的名义给予其相应的罪名来实现的。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大机器之下,“罪名”具有的不容置疑和翻案的特性,奠定了“被压抑的现代文学”不断萎缩的局面。如果将这段历史与1942年以来的意识形态运动放在一个整体里看,“罪名”就不仅仅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结果,它包含着文化领导权、“政治化”的社会生活、社会主义新人、冷战策略、民族主义的复兴等政治生活的全面展开。缺少对这一层面的考虑,是无法真正理解80年代现代文学运动的政治性特征和文学设计方案的,也就是说,对“被压抑的现代文学”和继之而起的现代文学运动的理解,必须要将放置于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当中。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部分,在改造特定的现代文学概念的同时,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政治生活的实现。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对现代文学被压抑状态的“拨乱反正”,也必然将这种“政治生活”的合法性解构掉。在新时期,对这一问题的解构是通过“左”的罪名来实现的,在这一时期的语境中,“左”意味着不好的、不对的,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思想上是不先进的。所以,“重评”所借助的也恰恰是对“左”的历史的清理,清除现代文学之上的各种枷锁,从而促使现代文学在新时期的兴起的同时,也通过对“文革”的批判逐渐将社会主义实践问题化,正如王晓明所讲的:“‘文革’对我们来说,是从‘延安整风’,‘延安讲话’一路过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跟‘五四’对立的东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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