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致读者”的历史向度

现代文学的“重评”始于1978年。无论对现代文学自身的历史而言，还是对当代中国的命运而言，这个年份都是非常重要。“重评”涉及的一个最深层的问题是，对历史的重新解释、重新选择，进而重新回到“五四”的历史起点。总的来说，就是对20世纪50—70年代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历史逻辑的逆转，正如肯尼思·利伯塔尔所说的，“大跃进”以及后来的“文革”所造成的社会主义实践内部的“裂隙”，本身就预设了这一点，这种裂隙实现了价值、情感、信仰范式、行动模式等的重新分配和重组，并且在这种共在的冲突状态中“创造出分化并共存的利益的间隔”^[23]。1978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在这种“裂隙”中开始启动的，这既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历史逻辑的一个前提，又成为其自身变革的内在动力。

跨越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开始的，通过三代人的努力，借助政治革新和社会思潮的变动而完成了对历史的“改写”和对中国道路的重新抉择。回顾这段历史，1978—1983年的“历史重评”，算是“现代文学运动”的第一阶段，从1983年到1989年的现代文学的重构，算是这个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两个阶段前后相继，但这里面存在连续性，“重评”对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和文学历史书写、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历史反思，构成了第二阶段的基础，王瑶在1985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开始全面复苏。最初几年，主要是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在理论上澄清了现代文学的根本性质问题。同时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对一大批作家作品进行了“再评价”——这些工作实际上具有某种“平反”的性质，因此，其中掺杂着一些强烈的感情因素是可以理解的。直到近年，才开始转入日常的学术建设。^[24]

具有“平反”性质的“再评价”一方面是对政治革新的配合，另一方面又与“人性”、“人道主义”思潮合流实现了对学科自身的反思，以“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的“历史真实”的对策来应对上一历史阶段的“历史遗留物”，其作用正如王瑶所说的，“在理论上澄清了现代文学的根本性质问题”，也就是“文学现代化”这一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的总的主题和“历史重评”的总的目标。需要详细辨析的是，这一时期对“历史重评”尽管是在“回到十七年”这个意义上来实现的，但其具体操作中所具有的历史向度，其实已经开始触动革命话语及其历史衍生物所构建的社会主义传统，王瑶在这里着重指出的，这些具有“平反”性质的工作所掺杂的可以理解的“强烈的感情因素”，实际上是对这一触动的自我辩解。我们看到，1979年创刊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有一篇名为《致读者》的创刊词，称得上是“重评”时期的一份真正的宣言书。

本丛刊以发表有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和评论文章为主，内容包括文学运动和斗争、文学思潮和流派以及作家作品的研究分析等几个方面。鉴于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我们希望今后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要研究民主主义作家，对于历来认为是反面的作家作品也要注意研究剖析，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此外，本丛刊还刊登一些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以及有关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专题资料。^[25]

即使今天看来，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篇《致读者》的隐微之词，“鉴于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的说法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对过去的文学评价和研究结论的某种否定，这一否定也表现在对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范围方面。《致读者》所列举的研究范围，几乎包括了现代文学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代表性的大作家，革命作家和民主主义作家也包括影响较小的其他作家，如所谓的反面的作家；对作品的考察也较为全面，“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对文学运动、思潮和流派的这种较为宏观的考察视角也包含在内，这种围绕“文学”本身展开对历史进行处理的思路，可以说大致规定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被归结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两者的纠结也使得这一问题必然被指向对政治的还原。(www.daowen.com)

将这篇《致读者》与1978年复刊的《文学评论》的《致读者》对照来读，“重评”的意义和向度可以得到较为清楚的揭示：

揭批“四人帮”是抓纲治国各项任务中的第一位任务。文艺界是受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部门。所谓的十七年“黑线专政”论，最早就是在文艺这个方面提出来的，并且由此扩展到教育界、科技界和其他各个部门。《文学评论》当前时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从理论上、从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上，深入批判“四人帮”在文艺方面所制造的种种谬论，特别是“文艺黑线专政”论。^[26]

与《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不大相同的是，《文学评论》的《致读者》显示出了较为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文学研究和评论作为与当代政治紧密联系的文学门类，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揭批“四人帮”和反“文艺黑线专政”作为现代文学重评的一个起点，实际上势必要引导这个学科来重新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文革”的经验出发，这一反思也将会放置于20世纪50—70年代整个社会主义经验当中。今天我们能清楚地指明的是，《丛刊》的《致读者》所提出的“文学”标准和《文学评论》的“政治”立场，恰好构成了“重评”的方法和视野，尽管整个80年代的现代文学运动歧义丛生，也出现过转折和波动，但整个过程仍是这一方法和视野的不断扩展和深化。“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视野，既表明了现代文学运动的方法主张，也显示出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内涵。《丛刊》和《文学评论》在80年代都称得上这一学科最重要的刊物，对整个学科有着引导和示范的影响，也就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在80年代的面目和发展的形态，一方面是将现代文学从被压抑的境遇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以文学的意识形态来构建独立的现代文学学科。

因而，“文学”与“政治”研究模式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形式，以一篇文章为例，最早的、较引人注目的重评文章，是南京大学的叶子铭教授的文章，《评〈林家铺子〉——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刊登在1978年的《文学评论》复刊号上。叶子铭教授是茅盾研究专家，50年代就出版过《论茅盾四十年文学道路》，1982年曾主持40卷的《茅盾全集》的编辑、出版，叶子铭教授对茅盾是有着较深的理解的，选择《林家铺子》对茅盾的重新阐释是有着较为精细的考虑的。此文开篇就表明了一个立场：

在“四人帮”抛出反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对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大张挞伐之时，一些到处散发的所谓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材料（以下简称“批判材料”），却把《林家铺子》说成是宣扬资产阶级的“勤俭持家”，“剥削有功”，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小说，因而它同大批民主革命时期的优秀作品一起，再度被贴上封条，打入了冷宫。^[27]

这种立场很明确地指向了反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这背后的评价标准和政治阴谋，同时使用“政治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标准使《林家铺子》洗脱“毒草”的罪名，使得《林家铺子》在“反帝、反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重新获得文学的合法性和政治的正确性。这篇小说被归结为是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侧重表现林老板受压迫和受损害的一面，在这种思路下，叶子铭教授丝丝入扣地展开对小说的解读的同时，对《林家铺子》被打上的“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罪名，也给予一一的洗清。洗脱罪名是这种“重评”最重要的一个思路，一方面配合了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运动，为经济的转轨提供舆论和思想的支持，如樊俊先生所说：“当时所做的，很多属于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性质，又无不带有着纠正‘左’的错误的精神，处处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由此得出的新的结论同原先的定论常常形成强烈的对比，不少还是针锋相对的翻案文章。”^[28]另一方面参与了新时期意识形态的构建，两者原本是新时期“发展主义”的同一个面向，“重评”的浪潮在这一面向下，也就开始进入对当代生活和社会结构的介入，一时间成为显学。文学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媒介”，与当代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文学的变动，也就顺理成章地对日常生活的结构转变起着作用。借用“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框架来“改写”历史，最大的局限是，很难逃出“社会主义文学”的阴影，“阶级斗争论”和“历史进步主义”的模式，仍然在限制着现代文学自身展开的脉络，与《致读者》所构想的蓝图不一致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视野尽管在这篇文章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展开，主要原因是政治形势的左右，但这种研究模式所开始触动的“历史遗留物”，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从而成为下一个时期现代文学主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