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领导权下的历史阐释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两者可以在“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下得到更真实的理解。王瑶所说的“新观点、新方法”其实已经暗含了对文化领导权的强调，按照葛兰西的理论，一是具有自觉革命意志的知识分子通过对大众的领导和教育，使之成为具有自觉革命意识的群体；另一个方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石，就在于资产阶级掌握着文化领导权，因此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由革命党掌控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是与统治权相区别的“知识和道德领导权”（intellectual and moralleadship）。领导权（Hegemony）^[10]在这里也就意味着通过意识形态机器而达到的统治与控制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界对“五四”的重新解释，也意在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争夺，按照钱理群的分析是：

三十年代瞿秋白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以他说“左翼文学”是对“五四文学”的反动，因为“左翼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观点在30、40年代的学界，在毛泽东的理论出现之前几乎是公认的，只不过立场不一样，有人认为资产阶级领导是好的，有人认为是不好的。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后来李何林到了解放区之后就面临这个问题，当时他就非常困惑，究竟是谁领导的呢？他经过思考后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所以“五四文学”领导权问题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11]

经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遍公认，到毛泽东给出结论性的定论，同样也经历一个“文化领导权”的转移和重新定义的过程，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则是这一转移和定义的关键，它本身就要求与之相应的管理权、政治统治权和“知识和道德领导权”，1949年之后，从毛泽东思想在整个国家中发挥的影响来看，其对管理权、政治统治权和“知识和道德领导权”的解释与具体实施的方案是占有主导作用的，按照韩毓海对毛泽东思想的文化领导权的解释是：(www.daowen.com)

这个词意味着，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和传媒等手段造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得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服从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是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而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总结了一套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战术，所谓“文化领导权”是指：革命者在政治、经济和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而变被动为主动。同样，葛兰西说：权力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权力有“软硬两手”。他们同时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政权能否存在下去，并不简单取决于其武力和经济能力，而是取决于这样的权力是否“合法”，其“软权力”是否深入人心。（所谓的“软权力”就是指“不必强制而为人们所心甘情愿所遵循的权力”。）^[12]

韩毓海所讨论的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侧重的仍是观念和价值的层面，而较少涉及对这一文化领导权实施的过程和结果的认真考察。将教育系统全面纳入这一文化构想当中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现代文学学科的建制一开始就被纳入这种政治策略当中，因此也就必须面临着不得不改造自身的命运，这种改造一方面要削减自身的历史内容来适应革命理论的表述，另一方面，改造现代文学自身的格局，将其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念下，由无产阶级所掌控的文化领导权也就必然要驱逐现代文学所包含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内容。从20世纪50年代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到“文革”对现代文学的全面否定，就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压抑历史。^[13]具体地讲，“现代文学的压抑”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指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叙述和文学研究，本节的着重点也在于此；另一层面是“五四”以来的作家在1949年以后的边缘化。这方面洪子诚教授曾作过出色的表述，按照洪子诚教授的分析，这种边缘化主要有三种情形，一些被批判为“反动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作者的写作权利受到了限制，如朱光潜、废名、萧乾、李健吾、师陀、陈梦家、吴兴华等的写作；另外一种情形是，一部分现代作家意识到自己的写作观念与社会主义文学标准的差距，而放弃继续写作或是无法写出重要的作品，如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冯至、艾青、田间、臧克家、夏衍、田汉、张天翼、周立波、沙汀、艾芜、卞之琳、骆宾基等；第三种情形是，在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而放弃写作，如胡风、路翎、鲁藜、牛汉、绿原、吕荧、冯雪峰、艾青、丁玲、萧乾、萧军、吴祖光、李长之、穆旦、徐懋庸、施蛰存、傅雷等。

其具体的实施过程是，1951年教育部成立了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小组，组织专家拟定各门课程具体的教学大纲。老舍、蔡仪、王瑶和李何林共同承担《〈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起草工作，实际上，具体的起草工作是由蔡仪、王瑶和张毕来承担的。具体的工作是这样的，先是由蔡仪、王瑶和东北师大中文系的张毕来各自草拟一份大纲的草稿，然后由李何林在三份草稿的基础上，拟定一份初步统一的大纲，再通过集体讨论最后定稿。^[14]这份《大纲》于1951年7月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确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最初格局。正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提到的，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侧重的是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强调，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被定性为“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等。”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在历史的分期上也侧重以革命发展为线索，共分为五个时期：（一）五四前后——新文学的倡导期（1919—1921），（二）新文学的扩展时期（1921—1927），（三）“左联”成立前后十年（1927—1937），（四）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1937—1942），（五）由“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会”（1942—1949）。无论是从参与的主体（如教育部）或是运作的过程还是具体的指导方针来看，其背后都包含着政治管理权对“知识和道德领导权”的授权与参与，因而后者也就获得了对历史阐释的主动权，表现在这份大纲中的是对历史性质的解释和对历史时期的划分，在这一文化领导权之下，现代文学也因此全面地政治化，从而成为讲述革命史的党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