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哲学论纲”

1981年，李泽厚在纪念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发表200周年的会议上，曾以《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为题作过一个讲演，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的《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一书中，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批判哲学的批判》的一个缩写版本，中心的论题就是如何以康德的主体哲学来改造20世纪50—70年代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在文章的开篇，李泽厚即表明了立场：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更也可以说一切哲学史都是现代哲学史。用这种角度看一下康德哲学，看看它能为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些什么东西，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中对此曾提出一些看法，现在做点简略而粗陋的说明。^[30]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重读《批判哲学的批判》，其康德的论述和评论仍是有效的，作为主体部分的康德论述，依照哲学史的思路对康德哲学的发展脉络、哲学史逻辑、体系架构、基本概念的释义等作出了较为客观的梳理和解释；评价部分围绕着康德的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参照马克思和列宁《哲学笔记》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评价，对康德哲学观点给出评价，突出的部分表现为用马克思的实践论观点对康德“先验范畴”进行了还原，从而为其主体论哲学的建构找到理论的依据^[31]。对比论述和评价两部分来看，评价部分的影响最大，其主要的观点就是借助康德哲学来构建新时期的主体，对照《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李泽厚借助康德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概念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康德的“先验论”来证实马克思的实践论的真理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先验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科学认知的基础是什么？康德的先验认识论对此有着明确的回答。李泽厚所着重关注的是康德的先验认识型，也就是作为内感知的时空形式和知性的十二范畴，在先验统觉的作用下从而形成自然科学的知识，在这里康德的“先验”概念是不带有任何经验，而且永远逻辑在先的，李泽厚将这种“先验认识型”的结构归结为实践，也就是通过制造、使用工具的实践活动，使得自然规律以语言和符号的形式内化为人类的认知性结构：“我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反复强调的是，使用工具、制造工具这种基本的（当然这只是基本的而不是全部的）人类实践活动（这种活动随着时代进展而日益扩大范围和内容）对塑造和形成人的整个心理结构和过程，例如对‘自觉注意’和‘想象’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类一切认识的主体心理结构（从感觉知觉到概念思维，等等）都建立在这个极为漫长的人类使用、创造、更新、调节工具的劳动活动之上。多种多样的自然‘合规律性’的结构、形式，首先是保存、积累在这种实践活动之中，然后才转化为语言、符号和文化的信息体系，最终内化、凝聚和积淀为人的心理结构，这才产生了和动物根本不同的人类认识世界的主体性。”^[32]这种以实践为原点的认知主体，也就是在实践—语言或符号化结构中的主体，其社会活动形式则与处于革命叙事中的主体完全不同，即以制造、生产、经济活动、社会交往、文化创造等为主要活动内容，从而创造一个不同于阶级斗争逻辑的生活世界。(www.daowen.com)

第二，对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建立在对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和唯智主义所构成的整体主义哲学对个人性的抑制和抹杀这一点上，在李泽厚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之一的黑格尔哲学，以理念的名义压制个别性和特殊性，从而促成一种普遍、必然的绝对真理，而这些也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特征，“把一切予以逻辑化、认识论化，像黑格尔那样，个体的存在的深刻的现实性经常被忽视或抹掉了。人成了认识的历史行程或逻辑机器中无足道的被动的一环，人的存在及其创造历史的主体性质被掩盖和阉割掉了。黑格尔这种泛逻辑主义和唯智主义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留下了它的印痕和不良影响。它忽视了人的现实存在，忽视了伦理学问题……因此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就丢失了”^[33]。这种对“丢失”个人性的主体的还原则是建立在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所宣称的绝对真理的否定：“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普遍必然，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僵化观念。康德当年心目中的那些所谓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也都只是相对真理，只是在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定水平的意义上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这个有效性锁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大、缩小、修改、变更。”^[34]

第三，在已经确立的实践的主体中添加伦理和美学的内容。李泽厚认为：“康德的伦理学……接触到人类主体性行为的核心和道德教育以建立意志结构的重要性。哲学所以不仅是认识论或科学方法论，还应包含主体的理想、意象和责任感，通过伦理学所建立起来的人的自由意志的主体性，这一点更加明白了”。而这种伦理内容的考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对个人忽视的批判，“重视个体实践，从宏观历史角度说也就是历史发展中的偶然。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注意研究这些偶然因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意义所在”^[35]。审美内容的添加，是考虑到审美是人在实践过程中最为人性的感性形式，“审美作为与这自由形式相对应的心理结构，是感性与理性交融统一，是人类内在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它是人的主体性的最终成果，是人性最鲜明突出的表现”^[36]。因而在这种意义上，主体的内容也就被充实起来了，这样的主体是以“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人性”、在实践中通过“人类内在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而达成的自由等内容被填充起来的。

我们看到，李泽厚的这种康德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借助康德哲学所谈论的主体，也就是“审美的”和“认识论的自由直观、伦理的自由意志构成主体性的三个主要方面和主要内容”^[37]，这种主体的确认与20世纪50—70年代所设计和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体已经完全不同；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改造世界”的构想包含着对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改造，在这里变成了人对自然的改造和自然对人的塑造，而在这种“改造”当中具体的人，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等，变成了抽象的、普遍意义上的个人，与此同时，李泽厚将人类的历史解读为实践、劳动、工作的历史，而取消了历史的差异和变动的关系史。最为重要的是，李泽厚借助康德切除的恰恰是“革命”这一环节，在“文革”结束初期，李泽厚还没能将这一命题清楚地表达出来，1999年的《告别革命》一书才提出其明确的主张。

至今《批判哲学的批判》已经有六个版本出版^[38]，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再版，李泽厚都有不同程度的删改，“每版均小有删改。如再版后记所说，‘述’的部分没有改动，‘评’的部分稍有增删。以后各版均如此。这本写在‘哲学就是认识论’和历来康德研究的传统之中，讲第一批判是我当年用力最多的重头戏，全书十章占了五章半。但我以后没再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述评稍作删削，大体如旧。美学部分和生平部分也少改动。而有关伦理、政治、历史观的部分则从文字到主旨均有变更。如‘告别革命’、物自体问题、重提‘要康德还是黑格尔’等”^[39]。这些删改固然都有着相应的学术背景，比如国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康德政治哲学的重视，但最基本的事实是李泽厚每次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革命”话语的清除，从而为被革命话语所压抑的个人留有地盘，在李泽厚那里，这种以个人来对抗集体主义的革命话语，其实正是以青年马克思来反对“列宁—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将革命世界的主体还原为生活世界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