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裂隙中的“实践论”

李泽厚的学说是在与朱光潜与蔡仪的对话与论争中建立起来的，其学说中最为核心的观念，“人化的自然”的实践观念，以及在实践中产生的主体观念，都是在“美学大讨论”中形成和发展出来的，构成了他80年代主体哲学的基础。他的主体论哲学对20世纪80年代有着重大的影响，首先就在于这种以人的价值为核心的学说在“文革”之后的语境中有着显而易见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就在于主体论及其背后的启蒙论打通了与西方思想世界的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两者的合谋就达成了对历史的改写。李泽厚这套哲学理念其实也正是在对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构而完成的，将其历史唯物论、实践哲学等内容与“革命理论”、“战略策略”剥离开来：

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本人开始，包括恩格斯、伯恩斯坦、考斯基到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毛泽东，到卢卡奇、葛兰西和批判理论，基本上都是一种革命的学说，批判的学说，或者发展为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略策略，或者发展为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等等。阶级斗争也始终是其中的基本线索。对于马克思本人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大一部分关于革命的理论、观念、论证，我是有怀疑的。例如马克思在上世纪中叶就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按照唯物史观，当时全世界是走向资本主义时代，而不是共产主义，并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又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落后国家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等理论，也如此。有意思的是，百年多来的历史证实着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唯物史观是非常正确，同时却又证实着他的一些革命理论和战略策略非常不正确，而且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从逻辑上和理论内部结构上看，这两者也并无“必然”的联系，相反，我认为其中是存在着矛盾的。……就马克思主义来说，《批判》一书和主体性论纲中，我已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应从批判的哲学。革命哲学创造性地转化为建设的哲学。正因为此，从阶级斗争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大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便与我的哲学无关。^[20]

这套话语逻辑其实是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建立起来的，但可以帮助我们较明晰地理解20世纪50年代李泽厚所提出的“人化自然”的实践论的含义，也就是说，这种主体论哲学的雏形和所包含的思想史的含义，就表现在李泽厚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的论点当中，经过1964年的《人类起源提纲》时期和“文革”中的“康德时期”才被逐渐地扩充起来。我们看到，在这场论争中，朱光潜构成了李泽厚最重要的对话者，整个“美学大讨论”过程中，一直是朱光潜在不断地抛出自己的学说和观点，从而制造不断地讨论下去的话题，而其他的回应者则根据这些话题的观点来分析其唯心主义的成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朱光潜引导这些批判者的话题本身，如美的意识形态性、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实践本质，等等，所包含的相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具有足够启发性的。作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李泽厚最初的思想意识和知识结构中有着较为明显的新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虽然他讨论中主要依据的是青年马克思的重要文本《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的“人化的自然”的概念，但对整个文本的思想并没有清晰和完整的把握，正是在与朱光潜的论争中，实践和意识形态的能动性等观点才引起李泽厚的进一步思考和接受，这些观点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等人道主义思想，成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的一个思想基础，这在李泽厚后来的一系列关于主体哲学的论述中较为清晰地表现出来。(www.daowen.com)

李泽厚在“美学大讨论”中的三篇重要文章《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美学三议题——与朱光潜同志继续论辩》，先后发表于1956年、1957年和1962年，虽然整体的论述架构没有改变，但在一些主要论题上如美的意识形态性、实践性等问题上，已经有了改变。李泽厚最初提出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主要是将“人化自然”的社会性作为美的来源和基础，他在文章中说：“美的自然是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自然的社会性是自然美的根源。”^[21]从整篇文章的论述来看，李泽厚对这一论题本身所包含的复杂逻辑还没有完整的认知，在接下来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一文中，他借助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对象的现实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都是人的现实……对于人来说，一切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自然在人类社会中是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的。自然这时就是存在于一种具体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之中，它与人类生活已休戚攸关地存在着一种具体的客观的社会关系。……它本身已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对象化），它已是一种‘人化的自然’了。”^[22]也正是在进一步对朱光潜的《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中观点的批判，李泽厚才补充了关于“人化的自然”中实践的观点，正是这实践中“一方面，‘真’主体化了，现实与人的实践、善、合目的的相关，对人有利有益有用，具有了社会功利的性质，这是美的内容；另一方面，‘善’对象化了，实践与现实、真、合规律性，具有感性、具体的性质，‘具有外部的存在’，这是美的形式。……在历史发展中，人类不仅通过生产实践日益掌握自然规律，而且通过社会革命、阶级斗争，不断实现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日益充实丰满起来，人的形象日益高大”^[23]。“人化的自然”和“实践观点”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实践人类学”的思想奠定了李泽厚“主体哲学”的根本框架，在与朱光潜、蔡仪的论争中，李泽厚对蔡仪的“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而对朱光潜的论题则有着明显的吸收。

尽管李泽厚始终强调其与朱光潜的差异，但如果抛开“唯物”与“唯心”这种二元论的“政治正确”的对立，李泽厚和朱光潜的思想取向方面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两人都较为关注的是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本质化的实现，与此对应的现实政治制度则较为接近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这一点，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有着直接的表述。但在1956年的这场讨论中，李泽厚的大部分注意力被这种“政治正确”的教条给牵制住了，在不断地区分“唯物”与“唯心”的政治立场中，他给出的论题并未得到完整和清晰的阐述，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的政治氛围中，这些论题才充分地展现出来，成为构建“新时期”新的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这里面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从属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美学大讨论”，会发展出背离这一运动的“异端思想”？这种属于社会主义实践内部自发性变革的反思是在怎样一种机制中展开的？为什么这种机制的展开会围绕着实践、人道等问题而形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涉及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实践的考察，尤其是第三国际运动的历史作用梳理，虽然已经超出了我们本文的论述范围。但参照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卢卡奇、柯尔施开始的，以西方哲学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和东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思想和发展历程来看，尤其是后者，其主要的针对对象就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哲学”，其代表人物沙夫等人的观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批判材料的形式介绍过，周扬在80年代在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观点时，就曾提到此人。也就是说，这种“背离”和“反思”是社会主义实践内部的裂隙的一次自我更新和断裂，李泽厚所借助的思想资源，比如青年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点才得以成为80年代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