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作为主导人物的朱光潜

朱光潜是这次讨论的核心人物，在今天看来，他在“十七年”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作用被大大地低估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朱光潜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达到了一生的顶峰，1947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夏当选国立北平研究院文艺组院士，其重要的美学的著作《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等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代知识分子都有着影响，李泽厚本人也承认受到其著作和翻译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朱光潜的地位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1948年他就曾被郭沫若、邵荃麟、蔡仪等人认定是“反动文人”的代表而进行了重点批判。据蔡仪后来的回忆说，是受当时的上海文化界的地下党组织要求所写的。由此可见，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看做是专政的重点人物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从朱光潜的传记材料来看，朱光潜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1949年前后，朱光潜一直在寻求逃离这个即将在全国范围内落实红色政权的国家，1948年他通过杭立武、陈西滢等人，希望能谋求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机会，他也曾为此亲自给胡适写信希望能促成此事：

适之先生，听说教育部拟派一人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之文艺工作，人选尚在物色当中，我任教已十五年，很想出国一行，藉长见闻，您能否向朱部长为我一推荐？汤先生快回国了，我如果暂去，对学校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希望您能给我一个进修的机会。^[8]

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能成功。1949年之后，留在国内的朱光潜如履薄冰，终日批注《道德经》，“恍恍惚惚，犹豫不定”^[9]之后就不断自我检讨和接受改造。1949年11月写出第一篇《自我检讨》，刊于17日的《人民日报》。1950年去北京市公安局登记，接受八个月的管制。1951年，写出第一篇对社会主义“认同”的文章《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并受到毛泽东的点名称赞。11月又接连发表两篇自我批判和检讨的文章《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和《我是怎样克服封建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最近的学习和自我批评》，12月在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中，与胡适划清界限，写了《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195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号召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忠诚老实运动，朱光潜在这个运动中受到政治审查。并在当年的北京大学的思想政治改造运动中成为重点批判对象。1953年，由于政治原因，他由原来的一级教授降为七级教授。1954年，发表了自我改造的一篇文章《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面——学习总路线的几点体会》，刊于《光明日报》。1955年继续接受改造，发表《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相》，刊于《文艺报》，与以往的改造文章相似的是，朱光潜借着对胡风的批判来自我反思和改造，但此时其论证的思路基本上是“符合”意识形态的逻辑，该文称胡风：

要证明自己的文艺理论是颠扑不破的，而党的文艺政策全是错误的。他伪装着只攻击林默涵和何其芳两位同志，实际上他句句话都是针对着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他对党表示出极端的仇恨，以致要求取消一切中央的和地方的党所领导的刊物以及创作机构，总而言之，要求取消挡在文艺范围的一切领导。^[10]

不难看出的是，在这种凌厉的批判文风背后有着巨大的“政治正确”的压力，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批判运动包含三重政治性结构，将语言和词的对应关系，紧紧地锁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同时将语言的表达与政治身份、生存权等个人权利绑定在一起，也必然造就了一种统一的文风和言说方式，就朱光潜本人来讲，对比他新中国成立前的论述方式和言说方式，这种转变是非常巨大的。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惶恐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积极改造，朱光潜的心路历程在民国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极具代表性，从对几十年的对西方文化价值系统的强烈认同到短短几年内的对意识形态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归顺，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太突然，如果不将其放置在知识分子改造和批判运动当中，是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的。1981年朱光潜被问及1949年之后重要的著作有哪些，朱光潜的回答是：“建国以后，我唯一重要的著作就是《西方美学史》。”^[11]尽管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美学史专著，具体体现在整体的历史架构上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历史进行分期，但具体的人物论述则表现出个人话语的强大逻辑，今天看来这是一部异常混杂的文本，意识形态的历史逻辑与个人话语逻辑纠缠在一起，后者在各个哲学家的文本中出没对前者构成一种纠正和暗中的位移。朱光潜在1979年给陈望衡的信最能表明这种个人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对抗的逻辑，他坦言说：“我研究美学主要是解放前的事，无论从质看还是从量看，解放前的著作都较重要。”^[12]这一表白无疑也是朱光潜对50年代的“自我检讨”的纠正，将政治身份、生存权、语言言说、思想方式等严格固定在一种明确的集体话语当中的“政治正确”，使得个人的逻辑只能以一种隐秘和曲折的方式来展开，在朱光潜50年代的文本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逻辑的对抗方式，佛克马等人对此曾作过细致的解读^[13]。

因而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固然积极配合改造，但从其文本来看，他仍采取了某种斗争策略。总的看来，朱光潜采取的斗争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借助对原版书籍的阅读，用真正的马克思思想来“改造”意识形态系统中较为核心的“联共布党史”的马克思主义^[14]，针对当时的状况，朱光潜做了大量的翻译修正工作：(www.daowen.com)

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辩论则使朱光潜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水平的真实情况和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对于我们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尤其模糊，大家都引用马克思关于‘人化的自然’那一段话，都有点像在捉迷藏，甚至对艺术是意识形态一个基本原则也还是茫然的”。二是相关学科的知识极度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尤其令人惊讶”。三是现有的材料太少而且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大都是在革命时期艰苦情况下进行的，受制于主客观条件，“译文难免有些严重错误”。^[15]

在此基础上，朱光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展开了自己的反思：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还只是研究美学的人们奋斗的目标，还是有待建立的科学；现在每个人都挂起这面堂哉皇哉的招牌，可是每个人葫芦里卖的药不一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这面招牌下，就已有“百家争鸣”着了。^[16]

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是列宁的认识论，即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朱光潜恰恰用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论修改了认识论中极其僵化和“左”的倾向。另一个就是，用自己熟稔的西方文化价值来“改造”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论的发挥来实现的。

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文艺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劳动，它和物质生产有一致性和紧密联系。艺术不像过去美学家们说的起源于游戏而是起源于劳动，劳动是人发挥他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去改造自然从而也改造自己，使人（主体）和物（对象）两方面都日益达到高度丰富的发展，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彻底的人道主义和彻底的自然主义携手并进（人尽其能，物尽其利）。没有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就没有物的潜能的发展，因此主体和对象都不可偏废。这道理也适用于艺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17]

这样在实践论中，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本质力量的最大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学说，从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朱光潜为主导的“美学大讨论”打开了20世纪50—70年代话语的裂隙，“它在布满政治术语即毛泽东话语系统中找到一个缝隙，并在缝隙中生长出一种和毛泽东话语不同的另一种语言，另一套学术语汇。在五十年代，甚至是六七十年代，这是惟一的一套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语言的边缘话语”^[18]。正如我们前面所讲明的，这场讨论尽管没有政治干预和定性，但其形式仍是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展开的，也就是“美是在心还是在物？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美感决定美呢，还是美决定美感？”^[19]这是个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关键问题，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世界观问题上根本对立的关键问题，但为什么这会成为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中最为关键，也是最为根本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纯洁化”的斗争必须是“你死我活”的形式？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谁是历史的主体的问题，谁代表历史的潮流和谁是历史的推动力，这是区分敌友的标准，在这种绝对的历史进化论的逻辑中，历史的主体必然要改造、清除和消灭阻碍历史进步的“腐朽势力”。而在20世纪50—70年的逻辑里，这种绝对的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对真理的标准和绝对的历史进步的观念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五阶段的理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地、富、反、右、坏”的区分和界定，也就成了20世纪50—70年代“改变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最为明确的行动目标。从历史的事实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就是构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国家生产、发展系统（包括国防、教育、科技等），主要是通过农村领域的土地改革和城市领域的四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是指中国从1953年到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它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主持制定的；1958年到1962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年到1970年是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70年到1975年为第四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另一个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构建，包括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阶级斗争运动、社会主义文艺和文化建设等，两个方面的发展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想象，而这个过程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个历史主体严格控制和掌握的。“美学大讨论”中关于唯物、唯心的区分中所包含的关于主体和人的本质的问题已经开始松动了这种敌我区分的意识形态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