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的转换机制

在具体展开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的历史关系之前，李泽厚这个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基石”，以及因这块基石所诞生的历史土壤，是有必要厘清和给以明晰的阐释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透析交织在种种事件背后的历史关节点和事件背后复杂的历史内涵。这种探究，笔者认为首先应该从影响深远的“美学热”开始。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一种“非政治”的方式展开了对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理念、社会话语、历史观念的清理，无论是其具体的论题还是借用的知识资源针对性都非常强，对建构于历史乌托邦和阶级斗争话语之上的革命主体的“释放”和解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解构的同时，也力图还原一套以“人性”、“人道主义”为基本价值标准的现代化“乌托邦”，因此这种“非政治”的方式在80年代的整个语境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政治”。李泽厚后来的反思则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我讲过“美学热”是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因为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事情。把这种事情放到特定的历史语境里面看，是很有意思的，很值得研究。外国人根本不了解。他们对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还了解一些，但对“美学热”根本不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一开头会出现“美学热”而不是其他什么热？“美学热”为什么成为可能？它表征了一种怎样的意义？^[1]

李泽厚的反思和提问所切中的正是那段历史的转换机制。20世纪50—70年代中支配人们的言论、思想、行动的价值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结构、日常生活结构、历史观念等，在“美学热”当中被一种不同于“革命”的“改良”方式转换，从而塑造了我们今天仍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图景。在这一历史图景当中，我们所能清晰看到的是，民族国家功能发生转换，历史主体重新构造，相应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式产生。进一步说，这种借助于“革命”的裂隙所发动的“改良”运动，其实造成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全面改变。而这种转换的逻辑深深地嵌入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运行当中，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充满“激情”和“理想”的80年代的动力。如果抛开当事人“一厢情愿”的历史感受，我们会发现这种“激情”和“理想”正是来自于对于旧历史的否定，从而展开对一段新历史的“激情”想象，其逻辑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对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功能、历史主体以及群体和个人的社会角色的历史转换。李泽厚的提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一开头会出现‘美学热’而不是其他什么热？‘美学热’为什么成为可能？它表征了一种怎样的意义？”这种提问本身就隐含了一种对历史转换机制反思的现实关照。新时期首先出现的“美学热”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支撑20世纪80年代历史转换的两大动力——“文革”与西方——经历了复杂的镜像变形，与实践毛泽东思想所面临的东西方冷战背景中的西方镜像不同的是，80年代在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中，西方与现代化的想象趋于相同，而从“美学热”的角度来看，此种镜像的转换、变形，其实是借助了“五四”的历史资源和象征性的历史动力。

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建立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互动的关系之上，是知识分子对50年代以来一系列关涉自身的批判运动反思的结果，因而从历史的发生学来看，80年代的美学热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将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看做是这次“美学热”的前身，李泽厚所说的“美学热”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其实就包含着这样的区分。按照李泽厚的说法，美学热“有很多原因，包括一定的政治性。50年代与政治无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80年代的“美学热”实际上是接续了这种“与政治无关”的政治性：

这块地方比较自由，实际上包括我在内很多是从美学讲哲学。四人帮垮台后还禁锢得很严，“凡是派”虽然没人相信，但毛泽东讲的话和马列主义的正统理论还占统治地位。别的地方要突破是很难的，从美学这个角度比较容易些。^[2]

也就是说在全能主义的社会结构当中，任何事件或是文化活动都会被打上政治化的印记，“与政治无关”本身，在这样的结构当中也必然会呈现出“去政治化”的态势，它从政治禁锢较薄弱的地带展开的离心运动，必然会冲击这种政治化的结构本身。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在这一点上，其实带有着政治策略，美学只是作为一种与政治无关的学术资源被使用着，其表达和论证的策略和方式，都指向了占统治地位的“毛泽东讲的话和马列主义的正统理论”。这也就决定了“美学热”所蕴含的历史转换机制，是以“政治无关”的离心运动来诉诸的，但这一运动则是有着较为明确的政治想象和历史判断的，对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方式几乎是最重要，也是效应最大的。

1956年以“美的本质”为核心内容的“美学大讨论”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策略，直到李泽厚以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的“人化的自然”概念来构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一美学体系时，才开始松动正统的意识形态美学。但这一松动并没有着明确的政治意识，而只是在真理的标准下或是合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下进行的，也就是说，“美学大讨论”在50年代虽然没有政治的干预，但其在“自由讨论”的论争中所产生的一系列论题，如实践、自然的人化、主体等论题，是经过“文革”的催化，才得以成为历史转换的思想动力。以朱光潜为例，我们也可以看到，1960年前后朱光潜也采用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虽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比如关于异化的观点，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美的本质”、“美”、“美感”、“共同美”的讨论，背后所隐藏的关于主体问题的思考以及个人性的思考，已经为80年代的美学中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开启了不同于正统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另一层逻辑。刘小枫谈到对80年代“美学热”的接受时所表达的认知，非常准确地揭示了这次美学热的特性：(www.daowen.com)

八十年代初，《美的历程》猛然改变了我对国人哲学的成见：这不就是我在欧洲古典小说中感受到的那种哲学吗？激动、兴奋在我身上变成了“美学热”，热爱上了“美学专业”。“美学”对于我来说，就是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张志扬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类学、赵宋光的审美教育学。当“美学”研究生的头一年，除了对电影和人本心理学的热情，发展从德国古典哲学背景中出现的人类学美学成了我的哲学理想。^[3]

如此看来，在“双百”方针的背景下的1956年“美学大讨论”，所断裂出来的关于社会主义实践的裂隙，其实是其实践内部自发性变革的一个结果，在体制内部的论争反过来构成了对体制本身的变革，这个过程是在“文革”中完成的，“文革”中全面否定的思想，促成了实践内部的自发性变革逐渐生长出一套独立的价值系统，以一种“与政治无关”的政治性展开。按照这一逻辑，“美学大讨论”最终也实现了审美主体的确立，并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展的“人道主义问题讨论”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一逻辑的背后，无论是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还是“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其实都热切地关注“主体性”和“个人性”的问题，即为那种个人自由选择、自我承担的生活进行论证。也就是把个人从“历史的乌托邦”论中救赎出来，从乌托邦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它构成了这种历史转换机制的较为核心的内容。

“美学大讨论”是以批判朱光潜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美学思想为开端的。1956年朱光潜在《文艺报》上发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因为之前有领导打过招呼，“在美学讨论开始前，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等同志就已分别向我打过招呼，说这次美学讨论是为澄清思想，不是整人”^[4]。因此朱光潜的文章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美学作出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和自我批判，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提出“主客观统一”的美学观念。作为重点改造的知识分子对象，朱光潜的“反动性”就在于他的“唯心主义”思想，这在20世纪50—70年代作为革命思想的对立面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后，就变成了一种“有毒”的思想。在朱光潜的文章发表之后，贺麟、黄药眠、蔡仪、李泽厚等纷纷撰文对其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并且提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主要文章有贺麟的《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黄药眠的《食利者的美学》、蔡仪的《评〈食利者的美学〉》、李泽厚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在批判和争论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一种是朱光潜的西方唯心主义思想，一种是李泽厚的青年马克思和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混合思想，另外一种就是蔡仪的“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构成了“美学大讨论”得以展开和争论的基础。

从各方的反应来看，其实以“知识分子改造”的名义进行的“美学大讨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性”，这种“政治正确性”是在革命与反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唯心论等框架中确定下来的，它的政治内容是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党和劳动人民是承担着这一建设事业的主体。1955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以《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的标题，对这种“政治正确性”给予了明确的表述：

国内外阶级敌人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的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用唯心主义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们用这个方法抗拒改造，阻碍社会进步，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以腐蚀劳动人民，直接腐蚀我们的党。^[5]

这种“政治正确性”是20世纪50—70年代历次发动社会运动的一个合法性基础，也是维护这个政权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在“美学大讨论”之前的“批武训传”、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以及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成功地使得这台意识形态机器运转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典型的“政治正确”的批判模式，在展开经济建设的同时，严格地维护着社会主义的正统性。总的来说，这种模式有三重政治性的结构：第一，基于“新旧”、“好坏”、“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决断性划分；第二，“敌我”、“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形态；第三，斗争的长期性与持续性。而“美学大讨论”正赶上“双百”方针的实施，另外再加上朱光潜本人采取的斗争策略和党内人士的开放态度，虽然在论证形式上基本上采取这样一个批判结构，但因为没有受到政治的直接干预，基本上是摆脱了这种政治批判模式，“主要是没有受政治干扰，是唯一没有受政治干扰的学术讨论。原因之一，美学跟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还不一样。它讨论的都是些非常抽象的问题：美是客观的、主观的，等等。与政治几乎都毫无关系，与文艺实践也没有联系。政治人物没有表态，尽管今天有人还不满意，用现在的标准来要求当时，说你们还扣朱光潜很多帽子呀，政治性帽子。那是有的。朱光潜也扣别人很多政治性的帽子。这无足怪，主要是它没有政治干预，所以始终三派还是三派，没有说哪一派就一统天下。尽管有的派拥护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但是三派中并没有哪一派承认错了，作检讨。这和所有的其他‘学术讨论’不同，不管是哲学也好，历史学也好，号称百家争鸣，结果总是一家说的算”^[6]。李泽厚的这段分析较为清楚地说明了，“美学大讨论”其实是20世纪50—70年代唯一一次真正的学术讨论，而讨论三方的背景——朱光潜的西学背景、李泽厚的青年马克思的背景、蔡仪的列宁式的马克思背景，所构成的交锋则远远地突破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机器所掌控的范围，而在“美的本质”背后所蕴藏的论题，如人性等问题，则在朱光潜^[7]和李泽厚的推动下成为80年代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与这次讨论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