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现代文学研究的主体

如果将这一视野扩大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构成现代文学研究主体的，主要有老中青三代学者，三代学者凭借着《新文学论丛》、《文学评论》、《文艺论丛》、《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作为平台，在北京、上海、南京、山东等地形成了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心，各中心互相呼应，造就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黄修己先生倾向于将其概括为四代学人，不过从影响和实际发挥的作用来讲，三代更符合当时的情况。钱理群先生对此有过一个较为详细的描述：

这里，顺便说一个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地图”问题：它是以第一代学者为核心，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首先是北京、上海，北京以李何林、王瑶、唐三大巨头为核心，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大、北师大为三大中心，上海以贾植芳、钱谷融为核心，有华东师大、复旦大学两大中心。然后是：南京（以陈瘦竹为核心，南京大学为中心），山东（以田仲济、孙昌熙、薛绥之为核心，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大学为中心），广东（以吴宏聪、陈则光为核心，以中山大学为中心），陕西（以单演义为核心，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中心），四川（以华忱之为核心，以四川大学为中心），河南（以任访秋为核心，河南大学为中心），此外，还有几个以第二代学者为核心的集中点，如武汉（以陆耀东、黄曼君为核心，以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为中心）、甘肃（以支克坚、吴小美为核心，以兰州大学为中心）、东北（以孙中田等先生为核心，以吉林大学、辽宁大学为中心），每一个中心，都集中了老、中、青三代学人，而且彼此都配合得非常好，任何新的思想、观念的提出，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也包括不同意见的讨论。^[56]

这里的老中青三代，老年一代基本上都是“五四”前后出生的，属于“五四的一代”，如李何林、唐、陈瘦竹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代人也是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奠基人，李何林、王瑶、唐、陈瘦竹、任访秋、钱谷融等人都是最早的现代文学史的讲授者和书写者，并且在新时期成为现代文学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对新时期现代文学的重新构建起着领导的作用；中年一代大多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属于“革命的一代”，黄修己先生对其的描述是：“这一代的成长期，正适国家的蓬勃上升期，他们身上具有开国初期的朝气，勤奋的学风，认真负责的精神，献身事业的品德。但同时，也因国家对外封闭，‘一边倒’地学习苏联，这就造成这一代人知识结构的片面性。他们比较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但对本世纪国际学术发展状况，知之不多，甚至毫无所知。……由于这一代人处于新文学史学科的建设时期，他们大多为编纂各类新文学史材料，投入过很大精力。因而迄今新文学史编纂的状况，与这一代人的思想状况、学术水平有极大的关系。”^[57]；“青年一代”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属于共和国的一代，也是“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度后出现的一批研究生、本科生。……他们思想上旧包袱较轻，知识结构相对地说，比较合理，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加以成长期中社会上、学术上一时形成的追求创新的风尚，使他们能挟其优势，迅速抢占文学研究的高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文学研究的新课题、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许多是出自他们之手”^[58]。

陈平原在《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一文中，曾将百年来的文学史研究按照代际的划分描述为四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实际上，他所采取的划分和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三代的结构是重合的，不同的是陈平原较为关注几代学者和时代之间构成的关系，以及在时代的局限中，几代人分别对学科所作出的贡献与拓展。

第二代文学史家主要活动于1930年至1960年，除个别“出道较迟”者，大都系20世纪生人。……关注仍在进行的文学进程，发展出意义深远的“现代文学”学科，使得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有可能三位一体或良性互动。……引进唯物史观，突出文学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曾经大大改变了以往的“文学史”图像。最后，尽管有战争的阴影，以及50年代以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这一代学者年轻时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故仍能排除干扰，较好地发挥才华。

第三代主要活动于1950年至1980年。以马列主义为指针，以“改造旧大学”为己任，以“文学史写作”为入门——这代人的提前登台，日后以不断的补课为代价。古与今、中与外、史与论、文与史的相当隔膜，使得如何扩大学术视野成了当务之急，更因受特殊时代政治思潮所裹挟，其批判性思维特征，与建立新规范的渴望，二者不大容易协调。但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对“大叙事”的强烈兴趣，依然是这代人的长处。而80年代以后的自我调整与重新选择，更使得其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发挥。目前，这代人中的佼佼者，成了各学科、各专题研究的组织者和带头人。(www.daowen.com)

第四代指的是“文革”以后培养的学者。这些人相互之间年龄差距很大，但从知识结构及学术理想上看，基本上属于同代人。就文化环境与所受教育而言，这代人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潮的急剧变化，迫使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积极面对西方世界，既可能充满生机，又容易流于浮躁。^[59]

陈平原的描述中列举的第二代学者主要代表人物有：李何林、唐、王瑶等；第三代学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钱谷融、严家炎、樊俊、孙玉石、黄修己、范伯群、谢冕、洪子诚等，以此类推，第四代应该主要是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王晓明、陈思和等人。正如钱理群所说，以北京、上海、南京、山东、广州、武汉等地为中心，三代学人“彼此都配合得非常好，任何新的思想、观念的提出，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也包括不同意见的讨论”，共同完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运动。在这一运动的两个阶段中，三代学人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大一样，第一阶段主要是李何林、唐、王瑶等一代学者起着较为重要的主导作用；在第二阶段，钱理群、王晓明、陈思和、王富仁、赵园等学者所开拓的领域，则完成了现代文学的建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也正是沿着前一段的线索才得以提出和发展的，也就是在王瑶等人1985年前后提出的“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文学”的标准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才成为一种可能。

因此，将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看做是一场运动的话，老年一代就应算得上是这场运动的领袖，“老年一代”身上印着“五四”的痕迹和鲁迅不可磨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以一种互相传递的方式，在整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群体当中，都表现出非常显著的特征，这也就造就了“五四”和鲁迅作为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可撼动的基石的格局，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如王晓明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大多都是受到鲁迅的影响：

当时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没有把这个事情仅仅看作是一个文学的事情。这牵涉到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色，我们所有这些人会去做现代文学研究，大概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读了鲁迅，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喜欢一些现代的作家，但是主要的是鲁迅，鲁迅的书所内含的那种关怀和介入现实的精神气质，对我们影响很大。^[60]

“鲁迅的幽灵”几乎弥漫在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各个角落，不仅构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持，而且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突破口，也发挥着巨大的效应，比如，王富仁对鲁迅的个案研究，将其定位为反帝反封建的“一面镜子”，从而重新恢复了资产阶级对“五四”的文化领导权的同时，也打破了新民主主义论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束缚和控制。另外就是，共同的“文革”经历和对“文革”的反思也使得这三代学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绕过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道路而重新回到了“五四”。进一步讲，也就是“五四”与“文革”构成的巨大历史张力，奠定了这个学科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