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来重新梳理80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以及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的关系，就不得不从单纯的学科史的眼光中跳脱出来，在历史的逻辑和话语的转换中面对这段历史的生成与演变，这也就要求将其放在1949年以来的“大历史”中去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逻辑、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五四”的“寓言化”历史，将成为联结这个“大历史”的关键点，它所勾勒出来的图景是：把80年代的现代文学运动，作为当代史的一部分，这也使得我们必须处理它与当代思想运动的关系，李泽厚对80年代现代文学的意义也在于此。

回过头来看，发生在1919—1949年的三十年的“现代文学”运动，如今以一种知识化的方式^[47]被反复讲述，这种知识化的方式在完成了教育和职业化研究的同时，也规定着我们的文学想象和对历史的认知。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任何学科的知识化生产都必须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概念的基础上，通过概念性的对历史和文学的认识，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模式才得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认知的现代文学首先就是一种概念性的存在，如“五四”、“启蒙”、“现代化”、“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等等，其次这种概念性的构建，也表明这段被构建的历史是一段“特定”的历史，也就是说，这种构建是针对着具体的历史对应物才得以完成的。程光炜的一个提法，较为明晰地概括了这一点：

我有一个看法，“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意识是在“当代”形成的。具体地说，它的所谓“当代”实际上就是“80年代”。……对于这些缔造了“现代文学”文学史意识的一代学界新人而言，80年代既是他们“告别”的年代，又是其“新生”的年代。“告别”是指由于“文革”后历史重释使他们有意“中断”了与他们过去历史的联系，而“新生”即是按照历史重释的逻辑建立新的历史落脚点。^[48]

这个“历史落脚点”所参照的“历史对应物”，也就是“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革命政治”的传统。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并通过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不断研究、发掘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就是‘80年代’意义上的那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吗？”这就是说，他们要拒绝的左翼文学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逻辑，与此同时，则用80年代所理解的“五四传统”（主要是它“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那部分内容）来叙述一个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就是以“启蒙与救亡”说为中心的新启蒙论，由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建立起绝对权威的全部逻辑。^[49]

在另一篇文章《重返八十年代的“五四”——我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兼谈其“当下性”的问题》中，程光炜进一步指出了对这个“历史对应物”——“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革命政治”传统的解构，以及进行解构所采用的知识资源和历史资源，也是通过重构一个“五四”来完成的，这样一个“五四”既与“政治话语”拉开了距离，又适应了当时社会的转型。

在80年代批判“文革”，与“走向世界”是中国走出历史困局的权益性的举措。然而，由于“思想武器”的匮乏，广大知识者只能摆脱马列、苏联、延安和“文革”等话语之缠绕而“重返”五四，借此搭建起话语言说之平台。“重返”五四，就能合法性地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将“文革”与“封建传统”捆绑在一起：而“五四”又能与“走向世界”的国家策略接轨，“五四”这一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最流行的“世界性话语”再次派上了用场。从这个角度看，正是“五四”激活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下性”，这种装上了“五四认识装置”的“当下性”，成为现代文学解释当时社会转型的最有效的视野、方法和语言。^[50]

重构的“五四”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方法和语言”，的确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使其脱离“党史”的正统思路。这样的选择，其实是来自文学和思想的双重动力。鲁迅、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文学作品所阐释的文学世界，向人们显示了文学自足的象征维度和精神的超越维度，这要求人们回到文学文本的立场和对文学内在逻辑的探究；思想动力是来自于对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运动，如“知识分子改造”、“反右”运动、“文革”等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的大批判运动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研究，其实也包含了几代学者对自身和社会的重新认识和对命运的重新抉择。历史从来都是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从这个角度可以解读为，历史所承载的恰恰是关于我们自身的困惑、希望、认知和选择。对于20世纪80年代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代学者而言，这一判断或许是再准确不过了。在这里，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研究，其最明显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的“当代性”。今天，现代文学呈现给我们的有三个面目：第一，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文学，它在大学里被广泛地传授和讲解；第二，作为“文学经典”的现代文学，“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的序列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广泛阅读和模仿；第三，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也就是说这个现代文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所构建的现代文学，它与80年代社会和思潮的变化和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同时，也成为社会文化和思潮变革的一部分，王晓明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一文中的表述，最能表明这一点，让我们再次细读这段文字：

许多最近二十年间激动过现代文学研究界，甚至直接引领过它的变化方向的概念，譬如“异化”、“主体性”、“纯文学”、“先锋性”、“个人写作”，以及在背后支撑它们的那些理论和思想倾向，譬如对“现代化”的《河殇》式的向往，对“语言”本体论的意义的突出的强调，对“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唾弃，“民族—国家”、“市民社会”的理论，中国版的“后现代”理论，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传统/现代”之类的思路了，似乎都一一显出了它们的天真、粗糙、片面乃至虚幻。倘说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现代文学研究常常正是借了这些概念和理论的推助而发力疾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也好，“重写文学史”也好，背后都分明晃着它们的巨大的影子。^[51](www.daowen.com)

这一条线索，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与思潮的密切关系的解释实际上切中了当时的文学研究与社会思潮变革的最深层关系，即文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是由社会思潮所决定的。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深义。

而这样一条线索的展开，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可以说贯穿了整个80年代的行程。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努力，即从1977年到1989年，现代文学的研究一共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77年《人民日报》编辑部组织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52]开始到1983年的“重评”阶段为第一阶段；从1983年的现代性的标准的提出到1989年的“重写文学史”以及《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出版等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在“重评”的基础上，以“启蒙”与“现代化”的思路来重构一个现代文学史，以替换官方的主流文学史。作为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亲历者，钱理群的表述无疑有着最令人信服的说服力：

8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是拨乱反正的阶段，这个就包括发掘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作家，还有一些作家被遮蔽的另一面。那个阶段是有很强的政治性的，它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从1983年《丛刊》第3期开辟“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专栏，就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学科自身建设的新阶段。^[53]

这两个阶段所做的工作，其实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的，从作家作品的重评到寻找建构1919年到1949年的现代文学运动的历史框架，都贯穿了一个主张：以文学和政治的名义恢复现代文学自身的合法性。因而，也正是通过这两个阶段从而完成了现代文学的知识化与概念化的过程。在这两个阶段中，“现代文学”所要应对和处理的对手是1942年所确立的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1949年以后的文学评价标准和文学史编纂被这种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牢牢地锁定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内，直到1966年“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炉，则完全否定了现代文学的书写，80年代的现代文学也正是以反对“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出发点，而回到“五四”。在反对“文艺黑线专政论”中的“文革”作为一个有效的历史的靶子，不仅符合当时的“政治政策”，而且也提供了一种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样一种方法被不断地扩大化，最终成为一个可以容纳对20世纪50—70年社会主义文艺历史批判的靶子，王晓明的说法较能说明当时所弥漫的一种情绪和历史取向：

“文革”对我们来说，是从“延安整风”，“延安讲话”一路过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跟“五四”对立的东西。^[54]

这样，现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消解了这段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而重新回到了“五四”。这种思路即使在当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1985年的临湖轩座谈会上，丸山癉等学者都提出了质疑：

他追问我们：你们为什么回避社会主义？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社会主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绕不过去的。……不过，王瑶先生和丸山癉先生的批评是对的——他们说，我们因对苏联阵营反感，反过来，在拥抱欧美文化时，缺乏认真的审视，带有某种盲目性。^[55]

但是，对于陈平原、王晓明等人来说，当时对那种“盲目性”是缺少自省的，情感的因素和知识的结构都迫使他们去坚定地实施那样一个“五四”的路线，这种迫切性与当时李泽厚所代表的思想路线的合应，也就使得王瑶先生和丸山癉等人的批评，未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和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