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何种“五四”？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所论证的路线，在文化事件上则主要是由“新启蒙运动”来具体执行和全面展开的，影响深远的“三大丛书编委会”，无论是在对西方的译介、传播还是以此设计的现代化方案，都极为明显地对应着李泽厚给出的线索。这条线索的裂隙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左”和“自由主义”之争中才被暴露出来，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历史的改写”和“去政治化”的策略的“新启蒙”运动，却成功地解构了“革命政治”的历史叙事和合法性，“革命政治”的“左派”遗产被打上封条送进历史的角落。但回过头来看，这条路线的成功兑现，却是经过了极为复杂和多变的历史博弈，正如周扬所指出的：

每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旧思想已经不再适合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但是要想改变它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因为它是漫长世代的历史形成的，在社会上有着很深的影响，成了一种传统的力量；另一方面，因为它的背后还必然有保守的社会势力给它撑腰。^[40]

周扬的这种看似是套话的笼统说法，其实都是有着具体所指。这位以“思想解放运动”来定义“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文革”后，他不断地通过忏悔和认错这样一种个人的行为来指正那个时代的错误，“他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作了真诚的反省。他在‘文革’后文艺界的第一次聚会，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说：‘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之后，大会、小会，差不多每会都要检讨。对于过去因他工作关系受到冤屈的人，逢人要道歉”^[41]。通过对“左”的意识形态的反思，周扬其实已经开始动摇那段历史中一些基础性的立论，他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异化”问题，就曾遭到他所说的“保守的社会势力”的批评和反对，“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与此相关的人员如胡绩伟和王若水等人被免去了职务。

虽然，这种历史博弈背后有着政治力量的介入，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笔者还是将其放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来考察。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十七年”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摆在从“十七年”和“文革”进入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极为攸关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无疑是最为现实也最为具体的问题，“文革”的悲惨终局所暴露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问题，以及关于如何在“人道主义”的视角下反思这段历史，使得中国道路的问题成为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十七年”和“文革”的思维和制度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的。当时有几种具体的道路设想，如周扬、王若水等人的改良的马克思主义，李泽厚、王元化等人的理性启蒙主义，庞朴、林毓生等人的文化保守主义，等等。有意思的是，这几条道路的设计都是通过“五四寓言化”来完成历史叙事的。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五四之争”背后恰恰是“寓言化”背后的中国道路问题的论争。而“五四”作为80年代文化空间重建的一个开端和起点，也是在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的两个逻辑下被仪式化的，第一，作为文化事件和社会运动的“五四”，通过高度政治化的方式被充分的象征化和符号化^[42]，这种象征化和符号化以一种历史进步主义的方式，将其定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并在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这一谱系中，被放入较为初级的阶段，这种历史的进化论逻辑对“五四”的改造，其实恰恰将“五四”自身所提出的目标“民主”、“科学”、“启蒙”以及这些理念所许诺的另一种现代化方案给搁置起来。第二，通过激活“五四”来释放出其中的现代化允诺。李泽厚自己也承认，“八十年代主要继承的还是五四的一些东西”^[43]。

这样看来，80年代的“五四之争”其实是源于种种“寓言化”背后所隐藏的两个“五四”与两种现代化方案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两种“五四”构成80年代“五四之争”的两极，丁守和、沙建孙、金冲及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属于“左”的一极，李泽厚则位于这两极的另一端，而这两极中间则是为数较多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王元化、周扬等人，这一派在情感立场上更倾向于后者。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两种“五四”的一种就是将其放入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这一谱系中，而另一种“五四”是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这一线索里，前者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斗争为主线，在政治上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为向导；后者主要是在政治上实现君主立宪或是民主共和的谋划下，来实现民族国家的图强和现代化。“五四之争”所对应的这两种两极结构，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其实是一致的，因而与“十七年”的一元结构大不相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就处于这样一个二元的结构里，非左即右，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占有着一定份额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因而一旦任何一方偏向激进都会激起另一方的反抗，这样也就使得80年代的二元结构是摇摆在左右之间的二元结构。这也向我们昭示了“五四之争”的另一个面向，也就是这二元结构的情感立场、价值立场、信仰立场以及支撑这些的思想资源，其实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展开的，不同的是李泽厚是通过青年马克思而回到康德，而“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丁耘在以李泽厚为中心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中国思想的脉络时，认为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施特劳斯是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他们对中国这三十年的文化走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有四位西方思想家产生了超越单一领域的广泛影响。他们是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施特劳斯”^[44]。丁耘的判断是不错的，与20世纪90年代的“此在”的人和新世纪的“政治的人”不同的是，八十年代的“人”的概念完全是19世纪启蒙哲学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则是借助青年马克思和康德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经验中剥离出来的。(www.daowen.com)

因而，20世纪80年代的“五四之争”固然都带有本质化的特征，即双方都急于给予“五四”以定性化的判断，从而来确认一个“真实”的“五四”，但是因为这里的“五四”肩负着对新时期定位的使命，也就说是这种“五四”的寓言化也必然制造出一个不同于1919年的“五四”。这个“五四”也就包括了三种新时期特有的面向：第一，对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评，从而来重新探索中国道路的问题。第二，重新诠释马克思，从而使“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如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进入了80年代的中国文化空间。第三，重新论证“历史的观念”，使得新时期从创制共产主义历史的运动摆脱出来，从而进入“历史的终结”的“世界历史”。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中，最终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事实：

80年代末，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看来似乎接受了发达工业化的逻辑。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开始承认市场经济和经济决策权下放的必要性，也承认积极参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同时，随着知识精英的出现，已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更大的社会两极化。东欧国家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后都已回归到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间上或速度上各国不尽相同。苏联在全面实行市场经济时似乎比较勉强，但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国内进行了政治改革，终于也走上了通往自由经济改革之路。^[45]

与福山的客观性描述比较，中国学者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回顾，则带有较强烈的震惊体验和无可奈何的意味。^[46]

这些事实和它所带来的结果，都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地追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在今天，当“左”与“右”的分界线不再那么清晰的时候，当公正与正义的标准日益沦为一种书面用语的时候，德里达写作了《马克思的幽灵》，他所面对的正是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拆除这些事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和福山、科耶夫等人的“历史终结论”，他在访谈中说，他是想为全世界的“左派”提供精神资源和精神支持。对于我们来说，怎样重新面对徘徊着的“马克思的幽灵”左翼传统和“左派”政治遗产，怎样重新讲述20世纪80年代“左派的遗嘱”被修改的历史，怎样在“世界”的概念和世界的历史下，重新讲述一个“中国的故事”，将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