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四”的“文化政治”

夏中义在《思想家的凸显与淡出——略论李泽厚新时期学思历程》一文中写道：“其名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几乎就是解读1980年思想史的必读文本。”^[27]就这个文本的影响来看，这种说法是不为过的。这篇以“五四”和“启蒙”为关键词的文本，虽然表面看来是对历史的评价和对“五四”的重新定位，其实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评价和定位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政治的逻辑，也就是在诉诸历史的同时，其实也极具针对性地指向了对现实的改造和道路的选择，一些被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所排斥掉的历史可能性，借助“五四”的东风，而重新复活。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两个层面上，打开了80年代的文化逻辑，第一，将“五四”作为80年代文化建设的一个起点，这一点，与周扬1979年在《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表述是一致的；第二，用“启蒙”取代“救亡”，从而打开了“文化现代化”的可能。

众所周知，随着1976年“文革”的结束，邓小平的复出，中国社会便步入了以政治术语所命名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因此一开始就带有对“十七年”和“文革”的反思与自我矫正的特征，对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看，我们姑且将此种反思和自我矫正称为“社会主义自我革新”。在这种“社会主义自我革新”的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文化空间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各种力量博弈的一个结果，一方面从“文革”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带着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中国道路”问题的设想，其实都试图在新时期建构一个他们所认同的历史道路。另一方面，相对狭窄的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空间”为这种历史道路的展开所设置的条件，也带有着很大的限制性。

“五四”作为一个重大的突破口，因此也就成为知识分子突围的一个关键点。正如舒衡哲的研究所表明的：

五四运动远没有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相反，它被中国几代的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当做民族活力的象征。当这些领袖和知识分子说到“五四”的“未竟”遗产时，他们实际上是要更彻底地实现文化启蒙的目标。^[28]

顾昕在梳理中国当代启蒙的历史图景时也指出了，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直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的整个历史行程当中：

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直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主题之一。林林总总的五四编史学模式不断问世，到一九八九年达到高潮。^[29](www.daowen.com)

这种大规模的“五四”的重评，固然是20世纪80年代的内在逻辑使然，但我们应注意到的是，李泽厚等人所讲述的“五四”与政治化的“五四”大不相同，与林毓生的从传统的角度对“五四”的批判也大不相同。因此，伴随着对“五四”的重评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五四之争”。信奉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守的是“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控；信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五四”的启蒙意义，但反对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五四”割裂传统，全盘西化的历史结果进行了批判，等等，这些讨论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五四之争”的不同面向。但是从争论的实际内容来看，这里的“五四”恰恰都经历了一个“寓言化”的变形，争论中的“五四”并不是当年的“五四”了，它已被寄予了太多的现实关怀和理想抱负，从而达到对当代社会的改造与重建。诚如舒衡哲所说：“每代新人都因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抱负，为‘五四’启蒙运动创造了不同的意象，这种把历史做成批判现实的镜子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寓言化’。在这个意义上，寓言是指为了有明确目的来教育当代的记忆重建。”^[30]

1986年，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发表于当年创刊的《走向未来》杂志上，在文章的结尾，李泽厚的“寓言化”的“五四”的思路极为明显地显示出启蒙的“文化政治”的特征：

陈独秀在1915年和1916年创刊发行《新青年》，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启蒙号角，毛泽东曾很高声赞誉过陈独秀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直至晚年，陈独秀从国民党监狱内出来独居四川江津时，也仍在思索民主问题，今天是1986年，离1916年整七十年，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二十年，离“四人帮”垮台也已十年，愿以此文来纪念这些重要的年头和这位了不起的“总司令”。^[31]

在这种叙述语调中，“五四”作为一种未竟的事业以一种显微的方式提出来，它既包含了对20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遗嘱的修改，也包含对当下的政治文化建设的指点。“文革”的十年，整个社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进入混乱的秩序当中，“文革”结束后的十年，“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之下，文化建设一直还只是搁置的事业。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清楚地显示出，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设计的中国道路，在政治制度建设和文化方面基本是在“十七年”的框架之中。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其实正是在这一层面展开的。这种“文化政治”的思路是典型的“五四”思路，“文化政治的逻辑，即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贯通与重合，其一致性、一体性或同一性，它带来了由新文化、新价值、新人所创造的、与自己的本质相适应的生活形式和国家形式”^[32]。李泽厚对此种思路有着清醒的认识：

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33]

今天回过头来看，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则清晰地显示出这一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