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写在前面”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过：“随着中国社会这十几年的巨变，这个群体也经历了堪称戏剧化的调整、分化、流变，以致人们今天已不大容易辨认得出一个能够被称为‘八十年代人’的群体了。”[8]“文革”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的确很容易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就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日常生活内容的革命叙事，而转入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强国叙事，这样的一个共识，自然也就塑造了8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随着现代化目标的一致性的丧失，知识分子群体的调整、分化和流变也在所难免。但是笔者想说明的是，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群体，在经历了“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的革新之路后，也构建了一个80年代的文化空间，在此空间之内，小说、诗歌、文学研究、电影、建筑艺术、美术、批评等都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这种发展则是以一种“去政治化”的面目展开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离心的方式。
布迪厄有过对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的精彩分析，他在开始时就提出了一个有些耸人听闻的结论：“《情感教育》这部著作虽被人成千上万次地评论过，却无疑没有被真正读过。”[9]布迪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部作品所包含的关于社会空间和文化场域从未得到过分析和解读，小说中围绕着阿尔努家和唐布罗斯家展开的空间的交叉点，一边是“艺术与政治”，另一边是“政治与商业”，标示出了文化空间的“确切位置”和运行机制。80年代的文化空间的“离心”运动，一边是对过去的政治建构的反思，另一边是对现代化方案的规划，恰恰也标示出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场域和知识空间的运行机制。甘阳在总结8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运动时，曾非常坚定地说道：
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看来，对“文革”及其历史根源的批判反省如果仍然仅仅停留在社会政治批判的层次上，那么这种批判本身就仍然是一种非批判的意识，因为它实际上仍然落入旧的藩篱之中而不得出。根本的问题乃是要彻底打破“泛政治化大一统”本身，使各文化领域逐渐摆脱政治的过分羁绊，真正取得自身的相对独立性。[10]
甘阳的思路，无疑是非常典型的80年代的思路，这种典型性在于它几乎构成了几代知识分子不言而喻的梦想和目标，正如甘阳所宣称的，“彻底打破‘泛政治化大一统’本身”这种“非政治化”的解构思路，在当时则表现为“美学热”、“人道主义讨论”、“文化热”、“国学热”和“纯文学”、“纯艺术”等一系列文化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展开，而支撑这些事件发生、发展和展开的背后，则是这些知识分子群体所力图实现或者构想的文化逻辑和现代化的想象，这些逻辑和想象在事件的错综复杂的脉络中展开，构成了80年代一路走来的“思路”。从今天看来，这条思路也确确实实改变了当代中国走向和精神结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世界都与此密切相关，它也构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会如此？在这样的历史和逻辑中，我们应如何展开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研究的理解？这条思路所具有的“洞见”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令我们盲目的“盲视”？
现在，在将这条思路具体而有效地展开之前，首先要对8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作一个简要的描述。2006年出版了两本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80年代回溯的书，一本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查建英编著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另一本由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后者属于旧作重印，两本书都提供了一种可供考察的知识分子的视角。甘阳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的访问时，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给出了一个较为感性的描述：
要完整地谈整个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第一个要谈的应该是李泽厚，他对文革后最初几届大学生有笼罩性影响，八十年代写得最漂亮的书也首推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此外，刘再复、王蒙等都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级人物。比他们年龄更大些的许多老先生也非常活跃，例如金克木在《读书》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很有影响，当时老中青的关系都非常好。另外，比知青更小的一代也已经开始冒头，例如张旭东以及作家中的余华、格非等。不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知青一代成为主力军，除了年龄，主要因素可能是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制度，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是1984和85年左右，例如“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员主要是北大等毕业的研究生组成。这批知青出身的研究生从1977到1984年期间有机会把全部时间用于读书思考，所以理论准备相对比较充分。[11]
这种以1985年为分界点，将80年代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的做法，其实是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热”的新启蒙运动，但是如果单单从对80年代的影响而言，甘阳的区分的可取之处在于，以代际的坐标，来表示几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文化空间中的位置和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的建设，不是任何一代知识分子所独立完成的，这种建设的复杂性在于，它是由几代知识分子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协作来完成的。正像笔者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朱光潜、茅盾、巴金、丁玲、夏衍等“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是对后代的扶持和协助；周扬、李何林、唐、金克木等“大革命一代”最先作出了思想的清理和建设的工作；李泽厚、王若水、刘宾雁等“解放的一代”和金观涛、甘阳、刘小枫等“红卫兵的一代”，这两代知识分子，则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文化构想和设计方案。
另一方面，从思想的阵营角度来看，汪晖所描绘和分析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为我们提供了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图谱的另一个面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分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体到8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主义知识群体再到八十年代后期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由“新启蒙”阵营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构成了这个图谱的主体。在汪晖看来，也正是这些从20世纪50—70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共同构建了80年代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的面貌完全不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化空间的结构和面貌，它与其构成了一种背离和离心的态势，从而促成了经济、文化、政治和日常生活结构的全面转轨。(www.daowen.com)
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与政治最为紧密、数量最为庞大，对现实具有较为直接的改变能力的，当属“三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三种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因而对80年代的影响也非常巨大。
一种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其主要的特征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12]这一种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作为“改革派”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存在的，在经济领域推行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经济，在意识形态方面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都与这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种是“发展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反现代性的现代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最具有反思力量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发展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具有反现代性的特征，它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经济的领域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1978年开始了延续至今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从思想层面上说，对先前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1）理想主义的公有制及其平均分配制度导致了效率的低下；（2）专制作风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迫害。因此，在对历史进行清算和总结的同时，以寻求效率为轴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从农村公有制的解体和土地承包制的实行开始，逐步地发展为城市工业的承包制和股份制的实行，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之中”[13]。这一支力量几乎支配着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走向，从政治、经济的变革到日常生活结构的变迁，因而，20世纪80年代最有力量的民间思想大多都与其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另外一种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支力量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面对“文革”中流行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主张，他们怀疑这已经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反思也是要求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周扬和王若水等人，主要说来“是1978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其主要的特征是用人道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并以这种改造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革前的主导意识形态，从而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运动提供理论上的依据”[14]。其主要的思想来源是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和沙夫等人和马克思早年的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支力量对知识分子群体影响重大，尤其是对后来兴起的“新启蒙”运动。
上述“三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强的官方特征，而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的则是“新启蒙主义”运动，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启蒙”知识分子以“现代化”的名义聚集起来，并发动了继清末民初之后最大的翻译运动[15]，从而主导了1985年之后的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按照王晓明的描述：“据统计，1978—1987年间，仅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就达5，000余种，大约是这之前30年的10倍。而其他方面，例如文学翻译的情形，也大致相同。”[16]这场影响巨大的翻译运动彻底将一个“西方”置入当代中国，这套“‘西方知识谱系’为八十年代中国学术提供的，不仅是用以表述自身状态的思想资源和知识表达方式，同时更是一个借重构‘西方’来重构本国‘学术文化’的理想化镜像”[17]。在这种“重构”的西方镜像当中，也就塑造了20世纪80年代道路的曲折转向，也就是终结“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开始以“现代化”来命名的道路。
“新启蒙”的翻译运动，虽然是依靠官方的出版和研究机构，但在实际的运作上是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是一种具有民间性质的运动，例如“走向未来丛书”的运作，是编委会负责制，并且对丛书的选题、策划和出版具有绝对的支配权[18]，因而“新启蒙”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也具有显著的激进色彩，正如汪晖所评价的：“在整个8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有活力的是中国的‘新启蒙主义’思潮；最初，‘新启蒙主义’思潮是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活动的，但是，在80年代初期发生的针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后，‘新启蒙主义’思想运动逐渐地转变为一种知识分子要求激进的社会改革运动，也越来越具有民间的、反正统的和西方化的倾向。”[19]这种“反正统”和“西化”的思想立场，主要是以“文化现代化”的名义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封建的”传统文化的反叛和对抗，借用许纪霖的描述就是：“尽管新启蒙运动所包含的西方思潮在内容上十分庞杂，然而启蒙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将这些思潮都理解为与（中国）传统对应的（西方）现代话语，因此获得了某种模糊的共同思想预设。他们像‘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对外来思潮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气度，对各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都有兴趣，都有一种混沌的、模糊的大致了解。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以‘现代’的名义，被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接受下来，尚未呈现其内在的紧张性。”[20]“新启蒙”对“西方”所持有的态度，是前面的三种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西方价值的大面积传输，也就深深地动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但由于这种“西化”所呈现的相互矛盾的各种面向，也就造成了“新启蒙”运动内部充满了裂隙和紧张性，这使得它在1988年前后就开始迅速地分化。
从以上对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刻画和描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化意志”的幽灵在左右着文化空间的格局，同时也在左右着“八十年代思路”的展开，而这种“现代化意志”所处理的历史对应物，正是20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遗留物，在对这些历史遗留物批判和解构的基础上，才得以将这种“现代化意志”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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