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过渡的八十年代”

1997年，学者汪晖在《天涯》杂志发表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打破了知识界平静的局面，在这篇文章中，汪晖以现代性的后果为思考的原点，对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最终导致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分野，被右派学者所讨伐和驱赶的中国“左翼传统”，又重新回到了思想史的脉络之中。他在开篇中写道：

1989，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没有如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瓦解，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1]

对于这一问题的提出，作者自云：“1993年以来，知识界已经开始了许多讨论，许多重要的问题正在被过分情绪化的批判所遮盖。我因此试图勾勒一个看待问题的视野，让那些有价值的讨论凸现出来。”^[2]这种“凸现”的意义，在于将20世纪80年代“问题化”和“历史化”。事实上汪晖所作的判断，无疑是重复了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所作出的结论，但“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判断，对于中国当代社会而言，确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社会学家孙立平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说明：

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新的社会。我们过去老是使用改革前、改革后、改革以来这样的概念，似乎改革以来我们是朝着一个共同的趋势在走。这样一种概念框架实际上会使得我们对中国社会一些极其重要的变化丧失敏感。90年代中期以来，我觉得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形成，而且这个社会正在定型化，我用“断裂的社会”来概括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特征。^[3]

因而，无论是“断裂的社会”的概括，还是“两个世界变成一个世界”的判断，实际上都在这样一些关键词中纠缠：“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80年代的现代化道路”以及90年代以后中国陷入的“官僚—资本市场逻辑的社会结构”。而三个带有宏大叙事特征的关键词本身的纠缠，则恰好在于它们讲述了一段我们今天仍身在其中的历史，这段历史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人，以及我们处身于什么样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等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不管是重新讲述那些年代的文学故事或是政治变迁还是文化运动，都无法绕过对这段纠结的历史的清理和再解读，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段历史中，20世纪80年代作为连接“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进程的历史联结点，呈现出的最为明显的特征是，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年代，为两个时代的转换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和动力。这在“当代文学”的转变过程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显：(www.daowen.com)

此前的“当代文学”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或“左翼文学”；此后的“当代文学”则可叫它“多元化的新世纪文学”。而80年代文学，正处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向“多元化的新世纪文学”的转变期，具有值得研究的承传性、过渡性和置换型相混杂的历史特点。^[4]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作为“当代文学”的变声期，从“左翼文学”向“多元化的新世纪文学”的转变，固然存在着多条线索和各种通道，但其内在变革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合力，一个是借助对“文革”的反思，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从而对“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给以颠倒，在这个基础上确立“纯文学”的文学意识形态；另一个方面是借助西方的现代化资源，包括文学文本和思想方法论的。两者在20世纪80年代所着力解决的历史对应物和遗留物，也正是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与先锋文学的转换，无一不是借助这样一个动力。

具体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特定事件，比如说最初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最早有朱光潜先生的著名文章发表在1978年第3期的《文艺研究》上，这篇名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性美和共同美》的文章，对以资产阶级名义所压抑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共同美的问题给予了正名与辩解，朱光潜先生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出发，试图调节“阶级论”与“人性论”的冲突，他写道：“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他证明人的本身力量应该尽量发挥，他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马克思正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5]而我们看到这样的论述，正是从20世纪50—70年代自身的逻辑裂隙中分裂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汪晖曾准确地指出：

“80年代”是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革形式展开的世纪革命的尾声，它的灵感源泉主要是来自它所批判的时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等被视为典型的“80年代的论题”，其实没有一个不是来自50、60和70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6]

这种从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中分裂出来的论题和逻辑，从原来的被压抑、批判和消解的状态，转换为20世纪80年代的自我正名、“解放”，最后成为8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并不是汪晖所描述的那样顺利。单单从知识分子和80年代文化空间的重建的关系来看，这个过程的发生、发展与转换，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和艰难的阶段，它是几代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这里，不妨套用一下李泽厚先生对知识分子代际的描述，“不难区分的是，作为80年代主体的知识分子应为：大革命的一代、解放的一代（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周扬、李何林、唐等属于“大革命的一代”，李泽厚、王若水、刘宾雁等人属于“解放的一代”，金观涛、甘阳、刘小枫等则属于“红卫兵的一代”。这些人成为80年代思想和文化潮流的主体和领军人物，在这些潮流之外的“五四一代”，如朱光潜、茅盾、巴金、丁玲、夏衍等人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看到，正是有着这几代带着不同历史印记和时代记忆的知识分子群体，才有了80年代的文化变革的历程和历史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80年代的抉择，不仅关联着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史，而且牵扯着近百年中国变革的历史记忆，80年代“重回五四”和“启蒙”的思想立论，也只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才能得以真正的理解和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