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思想史意义上”的李泽厚与“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80年代现学

无论对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持有怎样的态度和立场，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关于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格局、性质和历史边界的界定，都和那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运动有关。从1977年到1989年，经过12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由老、中、青三代学者齐力完成了对历史的改写和对现代文学知识化的学科塑造，这个过程保持着一贯的连续性和不断拓展的开拓性，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和纲领，但实际上“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和“文学现代化”的标准和主张始终主导着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的历史书写和对文学的认知、解释与概念化，因而也正是这一运动塑造了“现代文学”的品格和历史特征。对于我们而言，如何来理解这一事实，似乎比对其加以批评、指责更加重要，基于“左派”的立场来指责，“为什么拒绝左翼文学在历史上的地位”之类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来作出准确的理解和判断。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茱迪·史柯拉在谈及如何处理政治观念史时，所提出的主张，对我们理解这一事实有着较好的帮助：

众所周知，在每一个时代重新撰写历史都要满足它自己的目的，政治观念史也不例外。然而，显现在脑海中的这些变革的精确性质则需要调查研究。因为这些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同时也可以引导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自身的知性状况。^[1]

茱迪·史柯拉在处理历史问题时，具有良好的平衡历史各种元素的能力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她在解读詹姆士·哈林顿的思想时所运用的方法论可以作为我们探究历史的路径之一，因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重新撰写历史的运动具有怎样的历史诉求和目的？这种变革和“重写”所针对的是怎样的历史“遗留物”？它是何种意义上，依据何种方法论来进行具体的操作和书写的？这种操作和书写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格局或是塑造了一种怎样的文学现实？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容易的，它要求对历史的各种面向进行全面考察，以及在这些历史面向中建立具有当下性的历史逻辑，就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这个论题而言，它不仅要对80年代的历史逻辑、文化空间的构建方式、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现代化改革的历史效应与影响作出细致的梳理与回答，而且要关照80年代与“文革”、“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五四”的关系，总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在历史的图景当中，呈现这一问题本身。

如果我们从今天已经定型化、知识化和学科化的现代文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文学首先呈现出的是一种概念化的存在，“五四”、“反封建”、“启蒙”、“现代化”、“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审美模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一系列概念构建了这一学科的基本面目。支撑这些概念的观念原则，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是从传统断裂出来的“现代化”历史观念，这一观念构建了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和历史分期的标准；另一个是与政治化文学标准相对立的文学审美观念，这一观念成为文学经典的筛选依据。毋庸置疑，这些观念的生成过程与当代历史处于一种复杂的缠绕和纠结的关系之中，离开“思想解放”运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五四之争”、“新启蒙”运动、“文化热”、“美学热”、“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历史事件，来谈论这一事实只会陷入理论的盲视之中，因此，在历史的图景中对这些观念的考察是非常必要的。

茱迪·史柯拉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如何在纷纭、复杂、多变的历史关系中寻找历史的平衡点，以通过这历史平衡点来透析历史的生成、演变与发展，而这种透析本身则是从当下的历史图景出发，来关照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以及我们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处身于什么样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等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逻辑当中，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基本上是在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几个关节点上展开的，比如，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与80年代的转换关系，李泽厚的历史阐释框架与现代文学的历史边界的设定，李泽厚在“告别革命”的视角下所阐释的现代化主题与现代文学的启蒙论的关系，等等，这个历史平衡点将成为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出发点，从而展示这一学科是如何在80年代被构建起来的，它包含着怎样的“当代性”，塑造了怎样的80年代的文化逻辑，以及我们将面对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可能性。

在这篇绪论当中，笔者将对李泽厚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关系给以简要的解释并对研究文献给以梳理与解读，在这一基础上笔者将对全文的行文逻辑、叙述框架、章节结构作出说明，这些解释和说明将分成三个部分展开。

一

首先，给以解释的是，“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这一标题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我们知道，李泽厚并不是现代文学的研究专家，以李泽厚的视角来重新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肯定无法概括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全部特征和历史症候，因而这个标题中所列出的专有名词都是在特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它的着重点在于，在历史的变迁、转换、生成、演变、发展的历史图景中去探究80年代现代文学的意义。

因而这里的李泽厚是作为“思想史意义”上的李泽厚，其思想体系恰恰涵盖了80年代思想发展的路线，从1979年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80年的《美学论集》，1981年的《美的历程》，1985年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到1987年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8年的《华夏美学》，到1989年的《美学四讲》等书所触及和展开的论题，构成了80年代的思想主流。2004年，李泽厚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思想史的意义》的文章，对20世纪的革命话语及其历史衍生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与消退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并在这一进程中论述“思想史”在革命话语的更迭与演化中的历史意义：

由于传统“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暂不讨论），现代“思想”便以孙中山讲的“思想—信仰—行动”的模式，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挑战，引领中国历史前行。思想以及思想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以及牟宗三）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等。而这又恰好与中国重“经学”（“经”为四部之首，五经四书为士子首要典籍），即重“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衔接。^[2]

李泽厚将现代思想史的意义与传统儒家思想的“经学”对接，除了表明思想史的“思想”意义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强调在“思想—信仰—行动”的模式下其改造世界和改造社会的历史功能，“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挑战，引领中国历史前行”。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涉及的关于美学、西方哲学、中国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可以在这一意义上得到理解，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获得了巨大的历史效应和影响，正如汪晖所言：“思想史研究是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介入当代进程的重要方式之一，李泽厚关于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史论’是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3]如果将李泽厚的表述逻辑抽离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李泽厚本人的著作构成了80年代“思想—信仰—行动”模式的历史动力。对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思想、信仰、行动的首要问题，就在于如何解决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遗嘱，如何处理革命思想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对人们的“管制”，从而在革命世界之外重新构建“生活世界”的空间。这些问题的落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格局中来看，则是通过对革命集体话语中的主体进行剥离，构建具有“个人性”的主体来实现的，这是一条贯穿50年代到80年代的“思想史”线索。^[4]

李泽厚的思想历程恰好可根据这条线索的历史关节点进行粗略的划分，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美学大讨论”时期，1964年的《人类起源提纲》时期，“文革”中的“康德哲学研究”时期和80年代的“主体实践哲学”时期。这四个时期也恰好对应社会主义实践内部的自我革新的历史阶段，“美学大讨论”的背景是“双百”方针时期；1964年通过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探讨，从而提出实践主体的时期，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内部反思有着关联，周扬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对“异化”问题进行检讨时，曾提到1964年他向毛主席汇报过这一问题，毛主席是支持的；而“康德书”的写作也正好是“文革”全面自我否定时期，按照李泽厚的自述：“很早就对康德哲学有兴趣，但从未打算研究论述它。一九七二年明港干校后期，略有时间读书，悄悄将携带身边的《纯粹理性批判》又反复看了几遍，觉得可以提出某些看法。同年秋，干校归后，‘四人帮’凶焰日张，文化园地，一无可为。姚文元上台，我没法搞美学；强迫推销‘儒法斗争’，又没法搞中国思想史。只好远远避开，埋头写作此书，中亦略抒愤懑焉。……一九七六年地震前后，全书始勉力完稿。”^[5]“主体性实践哲学”时期则对应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时期和经济改革时期。这四个时期的思想发展所构成的“思想史”效应，对80年代的文化发展和现代文学研究起到了直接冲击的作用。在“十七年”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摆在从“十七年”和“文革”进入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极为攸关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无疑是最为现实也最为具体的问题，“文革”的悲惨终局所暴露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问题，以及关于如何在“人道主义”的视角下反思这段历史，使得中国道路的问题成为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十七年”和“文革”的思维和制度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的。李泽厚在“十七年”和“文革”的“思想—信仰—行动”模式之外重构了另外一条历史道路，也就是在“五四”与“西方”的视角下，构建了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所要寻找与试图构建的。

其次，是这个标题中的“八十年代”的含义与大众媒体和知识精英所构建出来“怀旧的”、“理想化的”、“自我英雄化的”带有空间场域特征的80年代不同，它是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从1980年到1989年的时间跨度，同时它表明了一种历史文化逻辑，因此，我将80年代定义为“作为过渡的八十年代”^[6]。在这段历史中，20世纪80年代作为连接“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进程的历史联结点，呈现出的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为两个时代的转换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和动力。1989年之后，福山坚定而乐观地宣布“历史的终结”，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梅格纳德·德赛也在这一意义上将20世纪称为“短20世纪”（1914—1989），“告别革命”与“革命时代的终结”一时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李泽厚便抛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画上了句号。这是80年代文化内在逻辑的结果，但对许多当事人来说，确是始料未及。作为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王晓明的反思多少可以让我们一窥当时的历史情境：

八十年代中期，当现代文学研究界热气腾腾，人们普遍相信自己把准了文学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的时候，恐怕谁也不会想到，十五年后，我们会遭遇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现实吧：苏联解体，东欧和蒙古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倒塌，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中国却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新一轮“市场经济改革”，经济持续增长；“冷战”由此结束，资本主义经济乘势膨胀，“美国模式”似乎成了“现代化”的唯一典范，中国也开始加入WTO，日益深入地浸入全球经济之湖。^[7]

的确，在80年代的思想界或是文学研究界以为真理在握，试图开创历史新局面的时候，绝没有料到其历史预期与历史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历史的转折点往往会改变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抉择和思想方向，在当代史上的几个历史转折点则见证了这一点，1949年的知识分子的“左转”，“文革”之后的“右转”以及1989年之后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左”立场，已经为我们显示出了这段历史的发展逻辑。“作为过渡的八十年代”则试图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动和转换中重新勾画这一历史图景。但这一事实和历史图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为例，我们看到围绕“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模式，所产生的历史逻辑背后则是按照一系列社会思潮所建立起来的，“人道主义思潮”、“现代化思潮”、“文化热思潮”，等等，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评价中对这一关系有所涉及，“从创作实践来看，文学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肯定，又是分别体现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之中，所谓‘伤痕文学’，首先就是揭露人的精神与肉体在‘文革’期间遭受的创伤；所谓‘反思文学’，首先就是关于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伤痕文学’对历史创伤的揭露正是以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为依托的”^[8]。这种评价和结论，在“作为过渡的八十年代”的另一重历史逻辑当中，则暴露出其文学史写作的“历史限度”，也就是说，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动和转换中对这一历史图景的勾画，则是试图摆脱那种不加反思的“有限历史”态度，从而以“历史化”的视角来回顾这段历史生成、发展的过程。

第三，我们要回到“八十年代现代文学”这个表述之中。“现代文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使用，其内涵包含有三个层面意思：一是，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文学，它在大学里被广泛地传授和讲解，其特征是知识化与概念化；二是，作为“文学经典”的现代文学，“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的序列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广泛阅读和模仿；三是，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在80年代的历史脉络中生成，并参与到这一历史脉络本身的发展与变化中，同时依据这一生成、发展、变化所具有的“当代性”内涵来构建现代文学自身的文学机制和历史观念，也就是说这个现代文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所构建的现代文学，它与80年代社会和思想的变化和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社会文化和思潮变革的一部分。王晓明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一文中的表述，最能表明这一点：

许多最近二十年间激动过现代文学研究界，甚至直接引领过它的变化方向的概念，譬如“异化”、“主体性”、“纯文学”、“先锋性”、“个人写作”，以及在背后支撑它们的那些理论和思想倾向，譬如对“现代化”的《河殇》式的向往，对“语言”本体论的意义的突出的强调，对“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唾弃，“民族—国家”、“市民社会”的理论，中国版的“后现代”理论，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传统/现代”之类的思路了，似乎都一一显出了它们的天真、粗糙、片面乃至虚幻。倘说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现代文学研究常常正是借了这些概念和理论的推助而发力疾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也好，“重写文学史”也好，背后都分明晃着它们的巨大的影子。^[9]

因而，“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构成了这篇文章论述的一个重点，它要求在80年代的历史文化逻辑中展开对现代文学的身世、身份、历史观念和文学机制的论述。从80年代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从1977年《人民日报》编辑部组织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座谈会^[10]开始到1983年的“重评”阶段为第一阶段，从1983年的现代性的标准的提出到1989年的“重写文学史”以及《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出版等为第二阶段——其主要的关键词，如“文学现代化”、“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观念的生成与演化，支撑着“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内涵和语义逻辑。

在这样一条线索上，在“作为过渡的八十年代”的语境中，我们看到李泽厚为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思想支持和对历史框架的描述。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为例，以“世界文学”、“现代化启蒙”、“改造民族灵魂”、“悲凉”为基调的现代美感特征为关键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其背后所关联和所努力的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问题。这与李泽厚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所展示的六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历程”是一致的。虽然两者的论述对象有些差异，前者更为集中描述的是文学的总体特征，后者则偏重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心态史，但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两者在叙述框架上是非常接近的，即都跳出了“革命政治史”的叙述，而采用了“二十世纪”的整体观念和王富仁所说的“思想革命史”的叙述，来完成对“革命”所排斥的“资产阶级”部分的正名。通读两篇文章，我们会发现两者在叙述策略、表现的主题等方面都有着相似性。这里面有两个方面需要重点解释：第一，尽管李泽厚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的发表时间较晚，但其论文的观点、论证思路、材料的使用都是来自他于1979年发表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而将此书中的《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论严复》、《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论孙中山的思想》等篇章和写于这之后的《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相对照来看，后者的主题、历史框架和其中的价值观念预设，几乎完全一致。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作为深受李泽厚影响的第三代学者，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等人正是借用了李泽厚的思想史论述，才得以使现代文学真正摆脱了1949年以来的被压抑状态，从而构建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地位。第二，与梅格纳德·德赛等人以构建“短20世纪”来反思革命的世纪终结的理论相反的是^[11]，李泽厚、钱理群等人的“二十世纪论”所倡导的是一种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漫长的二十世纪”，也就是从晚清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下的历史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概念中，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五四”的文化革命与80年代的历史实践构成了互相呼应的历史互动，从而达到对革命史的消解。这两点恰恰构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前提和其得以完成的思想动力。

旷新年在论及“重写文学史”思潮时，注意到了这一思潮背后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诸种推动力，以及“重写”与其所着力解决的“历史遗留物”构成的巨大历史张力，所造成的历史效应：

重写历史的思潮不仅局限于文学领域，“重写文学史”不是简单地“把文学史还给文学”，事实上，“重写文学史”反而是政治、思想、文化诸变化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文学史的重写是由于外部的力量所引起的。李泽厚于1986年发表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构成了1980年代重写实践的纲领性文献。^[12]

从历史逻辑的线索上看，李泽厚作为诸种推动力之一，充当了“重写”与其解决的“历史遗留物”之间的爆破点和加速器。但他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一篇文章，考虑到李泽厚思想的完成与系统性，以及《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书对第三代学者的影响，同时考虑到，李泽厚的思想正是在与20世纪50—70年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意识形态进行“对话”，并对其加以“批判”的立场上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爆破点和加速器则是在“对话”和“批判”的语境中借用和完成的。无论是钱理群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还是“重写文学史”对李泽厚的借用，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1949年以来的现代文学的被压抑的历史。这段历史虽然经过1977年到1985年的“拨乱反正”和“历史重评”的矫正与“自我合法化”，但其实并未彻底得以改变，这一压抑的历史也就构成了我所说的“对话”和“批判”的语境另外的重要一环。我们看到，从“重评”到“重写”的历史飞跃，除了历史势能的推动之外，借用李泽厚的思想资源对作为党史的一部分的文学史的解构，则成为这一飞跃的关键。

二

目前学术界对李泽厚和八十年代文学两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不小的规模和积累了为数众多的文献、成果，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历史逻辑中对两者关系的梳理、透析与阐释的研究，则更加稀少，即便是对李泽厚与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的关系作阐释的研究者，大多也只是点到为止，缺少深入的挖掘和历史化的分析。下面笔者将围绕李泽厚、80年代现代文学以及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的关系，三个方面重要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介绍。

对李泽厚的研究多偏重其美学思想的阐释和解读，其中赵士林的《对“美学热”的重新审视》是这方面的代表文章，该文将李泽厚参与的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作为一个连续的历史逻辑来考察，梳理了李泽厚哲学的发展线索和哲学系统的构建过程，作者认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所引发的“美学热”是第二次西学东渐的先锋，为后来的“文化热”运动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和支持，因此，从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到学术文化的重建历程，李泽厚担当了“文化领域的精神导师与思想领袖的角色”。韩毓海的《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一文，认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对80年代的文化逻辑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者在“主体性实践哲学”、“文学性主体理论”和“意义的生产与交换”的文化逻辑中，将“主体性实践哲学”定位为对80年代人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的特定理解，其作用在于“把我们过去政治化的人，一变而成了‘实践着’的自我，而这个实践着的自我，特别是指推动科技现代化进程的高级知识劳动者，主要的代表就是‘科技’的知识分子”^[13]。丁耘的《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通过对“主体性”这一概念的发展变化，勾画了以李泽厚的康德解释为原点的三十年思想发展历程。该文认为李泽厚的康德意义上的启蒙主体，在新时期构建一个比“人”更有意蕴的概念——主体性，在这一概念之下所要完成的文化建设是：“如何论证并建设现代社会？在这个现代化过程如何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主体性’概念还触及了一个当时不那么显著的问题：在那个新旧交替、剧烈变革的大时代，如何确定个人的生活意义？”^[14]也就是说，正是在“主体性”和“现代化”的命题下确立了“现代”、“传统”、“安身立命”这三个问题域，从而开启了甘阳、苏国勋等人的借助新康德主义的“文化批判”思路，这一思路被90年代的海德格尔的“此在”哲学所接替，也就是从主体到“此在”的人的转换，也导致了李泽厚—康德的启蒙主体性消融在海德格尔的“此在”之中。进入新世纪之后，“此在”则被施特劳斯和施密特的“政治人”所接替，这一系列的转换，也就是从“人”到“主体性”到“此在”和“政治人”的转换构成了三十年思想史发展的线索，而李泽厚则处于这一线索的核心地位。另外需要重点提及的关于李泽厚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顾昕的专著《黑格尔主义的幽灵与中国知识分子——李泽厚研究》，概述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李泽厚的思想和问题预设的“宏大叙事”、“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和“目的论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性的梳理与阐释。在顾昕看来，尽管李泽厚等当代知识分子在意愿上试图摆脱黑格尔的思想框架，但实际上在思维模式层面仍受制于这些思想成规的摆布。顾昕认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实际上是一种颠倒的“黑格尔主义”，即将黑格尔的“精神”、“理念”颠倒为“物质性”的、“客观性”的实践，并认为这种缺乏反思性的思想预设，其实只会得出一个目的论的乌托邦社会构想。

关于80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主要的著作有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编纂史》、黄修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和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三本书的共同特点是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梳理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关注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性过程。其中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编纂史》第七章“思想解放和学科的恢复”，第八章“汹涌而起的编史热潮（一）——文体史编纂的众多收获”，第九章“汹涌而起的编史热潮（二）——全面开花的各类新文学史的编纂”，三部分着力论述在“拨乱反正”的思潮下，现代文学从自身的合法化正名逐步走向独立的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其关键的特征是，成熟而合理的文学史的书写，作者重点论述了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钱理群、温儒敏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由于其出发点是“详析各种新文学史阐释体系对形成、建造文学史的影响，提出正确处理编纂中的主客体关系，求建自己的编纂哲学”，因而其对历史的评价与阐释是较为准确和合乎历史事实的。黄修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下册，按照时间的线索，梳理和描述了从1977年到1989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该书的特点是较为注重从历史文献和历史事件的发展线索来梳理和理解这段历史的生成，对“拨乱反正”下的“历史重评”、“五四观念的论争”、“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的启蒙论”等重要论题给出了解释和描述，但因其缺少必要的切入角度和问题意识，所以在整体上显得不够深入。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对80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该著作的第九章“现代文学作为80年代的‘显学’”和第十章“‘重写文学史’和90年代的学术进展”。在这些章节中作者分别研究了80年代初的“重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的“整体观”以及上海的“重写文学史”事件。由贺桂梅所写作的《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研究这一时期文学史现象的重要论文，该论文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谱系、知识诉求、文学想象，放置于学科/政治、20世纪现代化“时间表”、“中国”/“全球化想象”的多重语境中来关照其中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独特性症候。

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的“五四”——我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兼谈其“当下性”的问题》和《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两篇文章都论及了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的关系，两者略有重叠。在《重返八十年代的“五四”——我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兼谈其“当下性”的问题》一文中，程光炜认为以“五四”为原点所构建的现代文学，是在80年代的一系列文化语境中构建起来的，其中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对80年代现代文学构建其“五四”观念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原因在于李泽厚从“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上批判了“救亡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把1919年的“五四”改造成80年代的“五四”，“为当时文学史的历史解释建构了一个‘断裂论’的叙述模式。即‘80年代’与‘十七年’和‘文革’的‘断裂’，‘文学’与‘革命’的‘断裂’，‘学术’与‘非学术’的‘断裂’，等等。这种‘断裂论’，对‘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钱理群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总体判断中明确地见到，它实际也深深嵌入到整个‘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中”^[15]。在另一篇文章《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中，程光炜的观点与上文大致相同，即认为现代文学所构建的全部历史逻辑是建立在“救亡与启蒙”说为中心的新启蒙论的基础上，唯一不同的是，程光炜在这篇文章中强调这一历史过程是由赵园、钱理群等第三代学人完成的。旷新年对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的关系也多有论及，其代表观点主要体现在《寻找“当代文学”》这篇文章中。旷新年认为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构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具体实践的纲领性文献。该文认为“启蒙与救亡”所凸显的“现代化”和“思想启蒙”的价值观成为解释中国现代历史的关键概念，这种价值观以对“救亡”的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来达到对革命话语和价值观的颠覆和解构，也就是说“‘拨乱反正’和‘学科的重建’并非简单地延续‘文化大革命’前的模式，而是以‘启蒙/救亡’的论述方式，对文学史进行了新一轮的改写。这也正是‘重写文学史’的含义”^[16]。在这一含义之上也构建了当代文学的另一轮历史的叙事。

三

在参照以往的研究文献和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李泽厚与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的论述，试图在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对这一课题的新的研究，从材料的挖掘和理论、方法的准备方面来讲，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全文的叙述：(www.daowen.com)

一、在80年代的历史文化逻辑中考察李泽厚与80年代文学的关系。正如笔者在前面论述过的，这一历史文化逻辑的发展线索与20世纪50—80年代的诸种历史推动力和历史势能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势必要涉及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考察，以及对作为联结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和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语境中国家实践的80年代的考察。在这些考察中来检测李泽厚所奠定的80年代的历史文化逻辑，是在何种意义上发挥历史效应和作用的，同时，“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80年代文学的整体面目，将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得到澄清与阐释。

二、在80年代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线索中来考察李泽厚与80年代文学的关系。以老、中、青三代学者为主体所共同完成的现代文学建制和历史的定型化，是经过了一个不断的自我调整、转换思路、开拓新局面的历史发展的，20世纪50—70年代“被压抑的现代文学史”构成了这一历史发展的前提，“被压抑的现代文学史”与革命话语、阶级话语、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叙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建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缠绕关系，由于这一段历史的存在，也就塑造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共同所要面对的历史对手和“历史遗留物”。如果没有这一前提的存在，李泽厚与80年代文学的关系将无从谈起。

三、在具体的历史对接点上来论述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的关系。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发生的具体和直接的关联是在1985年前后，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内部面临着“开创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困扰，这种困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落实王瑶等人提出的“文学的现代化”标准，这一标准在什么样的历史框架中展开；二是，方法论的困扰，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知识训练和理论修养的匮乏的焦虑，使得如何采用不同于“党史”叙述思路的方法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问题，加之1985年兴起的“方法热”更使得方法的问题变得重要。在这种困扰中，李泽厚的学说和“思想史”思路则直接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是对李泽厚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翻版”和借用，李泽厚的思想对在这之后展开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也有着具体操作上的影响，即其思想成为其具体实践的纲领性文献。

这三方面的事实所构成的“问题域”，要求本文在历史语境的衍生、发展、变迁中来落实，因而，对具体事件、概念、问题思路的“认识性装置”的起源性考察则成为一种必要，在历史的逻辑中这种“知识考古学”的思路必要一种“解释学”的方法和茱迪·史柯拉所说的整体历史的方法，后者要求“对它自身和变化的解释都表示关起，这类变化发生于一个既定的时间框架内，并且仍在继续”^[17]。因此，在整体历史构成主义的历史观念下的“知识考古学”和“解释学”的方法论，成为进入本文“问题域”的研究路径。这些“问题域”与“方法论”自然也就规划了本文的叙述结构和框架。

本文将分为四章来展开，针对每章所处理的具体问题的不同，每一章可以被视为独立的部分，但在处理问题的前后逻辑上，四章之间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第一章：“启蒙与救亡”与80年代的文化逻辑。在这章中，围绕着“启蒙与救亡”的80年代的文化意识形态话语，展开对80年代的文化空间构建、“五四之争”、80年代的“文化主体”、“现代文学”运动的“文化政治”等一系列文化事件的考察与阐释，从而对李泽厚与80年代文学在80年代的文化逻辑中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关系以及这段历史的生成逻辑给以理解和梳理。本章将分为三部分展开，“李泽厚与八十年代的道路”、“‘启蒙与救亡’的‘文化政治’逻辑”、“‘现代文学’运动的‘文化政治’”，在具体的论述上，“作为过渡的八十年代”和“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的概念支撑起这三部分前后相继的叙事逻辑。

第二章：阴影下的历史重写：从“美学大讨论”到“思想史论”。这章重点以李泽厚为线索来探究20世纪50—80年代的历史逻辑，从而对李泽厚这个80年代的“思想基石”，以及这块基石所诞生的历史土壤加以厘清和明晰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解决这样几个重要的问题：这条线索是如何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断裂出来的？李泽厚与80年代的文化逻辑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在此种关系中这种文化逻辑是如何发生历史效应的？在李泽厚的视角下，80年代现代文学构成了这种历史逻辑怎样的一环？本章将以李泽厚思想的发展线索为依据，也就是对从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为开端到1989年之间他的思想发展线索展开讨论。

第三章：“被压抑的现代文学”与“历史重评”。这章构成了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联合的一个基础和前提，也就是阐明，两者面对怎样的“历史遗留物”和解决怎样的历史对手才得以达成一种历史的默契。在阐释现代文学与革命话语、阶级话语、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叙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建之间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缠绕关系的基础上，透析这一历史默契的诸种机缘和面向。

第四章：李泽厚与现代化视角下的现代文学书写。这章则在具体的历史对接点上，主要是李泽厚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关系上，来论述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在历史主题、历史框架、预设的价值观念的关系，涉及对具体事件、历史主体、概念的起源等一系列话题的考察与实证。

在以上四章的基础上，本文将以“结语”的形式对本文中的整体逻辑、问题域进行总结，并对在这段历史中所衍生的关于这段历史态度的争论和我们自身的历史处境作反思。

【注释】

[1]［美］茱迪·史柯拉著，左高山等译：《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225页。

[2]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读书》，2004年第5期。

[3]汪晖：《在历史中思考——张曦、阳敏访谈》，见《别求新生——汪晖访谈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5页。在汪晖的访谈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这一思想史模式对20世纪90年代文化思想的影响。

[4]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线索，是理解中国当代思想状况和文化逻辑的关键，汪晖在《中国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一文中，对此没有正面的阐释和解析，而是将历史的探讨直接落实在1989年的历史变更上，这里的问题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如果不再对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进行“问题化”的前提下，是非常武断的，对于“新左派”而言，则表现为其政治图景的描画很难对现实作出适宜的决策。2007年，汪晖在纽约大学东亚系的课堂，回答研究生的提问时，曾被问及这一问题“您刚才讲到，80年代是20世纪的尾声，那么从50年代到80年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发展线索呢？”在事过十年之后，我们发现汪晖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足够的研究和认知，“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我没有深入研究，只能以后再讨论了”。（汪晖：《理论、实践与历史诠释——答纽约大学东亚系研究生问》，见《别求新生——汪晖访谈录》，第56页。）笔者个人认为，无论是对于理解中国当代思想界的状况，还是文学或文学研究，这都是一条无法避开的线索。

[5]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书评》后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6]对这一历史逻辑的命名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研究的数据资料和结论的支持，如社会学家孙立平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经济结构的对比分析，得出了较为明确的结论，他将这一社会转型称为“断裂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以看做是80年代的延续，而另外一些则意味着重要的转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社会转型的一个新阶段。”（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页。）

[7]王晓明：《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见《思想与文学之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8]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

[9]王晓明：《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见《思想与文学之间》，第120—121页。

[10]1977年11月20日，在党中央对“四人帮”进行清算的局势下，《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了茅盾、冰心、张光年、贺敬之、刘白羽等参加了批判“文艺黑线专政”的座谈会，对1966年江青等人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批判。12月7日，张光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驳“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清算。12月28日，《人民文学》也召开了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这次会议以文艺界的清算为重点。至此，这种极端的阶级斗争论对文学研究的干扰被清除。

[11]关于“短20世纪”以及“革命终结”理论的论述，参见梅格纳德·德赛著，汪澄清译，郑一明校：《马克思的复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刊于《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13]韩毓海：《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对我时代的影响》，刊于《绿叶》，2008年第5期。

[14]丁耘：《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刊于《读书》，2008年第11期。

[15]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的“五四”——我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兼谈其“当下性”的问题》，刊于《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

[16]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刊于《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17]［美］茱迪·史柯拉著，左高山等译：《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