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核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及对中国外交作出的贡献

薛　磊　刘金菊　吴海昌

客观地分析判断国际形势是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并根据不同的国际形势制定不同的外交政策。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中共领导核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及对中国外交所作的贡献做一论述，以就教与各位同行。

一、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及对中国外交作出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杰出的外交家。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时，不仅善于进行矛盾分析，而且善于从不断分化组合的国际政治力量中，揭示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基本力量，形成对外工作的战略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苏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估计，认为“苏美必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冷静地观察，从分析战后世界矛盾的全局入手，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他认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了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与苏联之间迟早将达成“妥协”，且美、英、法与苏联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摆脱几个大国之间妥协格局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抓住时机，放手发展，将中国革命推向前进。

此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他针对当时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的传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一战略，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1974年，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对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战略意义，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和战略上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世界上已经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两极世界格局初显雏形。如何应对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和美国的敌视政策，是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最现实而又最紧迫的一大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冷静分析和认真研究当时国际环境的基础上，果断确立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是指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交往中，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站在维护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侵略、颠覆和干涉的对外政策。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深刻指明：“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一边倒”是新中国在冷战初期处理同两大阵营关系和为自己在世界格局中定位而做出的重要战略抉择。“一边倒”对外政策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时也不应排除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在“一边倒”外交政策指导下，我党把发展同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放在我国对外关系的首位。1949年底和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访苏联，经过双方多次商谈，废除了旧有的损害中国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了新的平等互惠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定。中苏间的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此后，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不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双边交流日益密切，中苏两国的这种关系也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运用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我国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新中国所采取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的政策，使新中国站住了脚跟，巩固了国内局势，维护了国家主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到了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十年中的外交格局，决定了中国在此时期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美苏争霸加剧升级，国际大环境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提出了“一条线”的对外政策。

具体讲，“一条线”是指从中国出发，经过日本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再经过中东到欧洲，最后到美国，结成广泛的国际反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其重点是联美抗苏，确保中国国家安全。

根据“一条线”的对外政策，中国迅速捕获美国不断发出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采取积极行动，调整对美政策，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被打破。1968年11月，为回应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发出同中国和好的信号，毛泽东亲自批准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1971年4月，周恩来以小球带动大球，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同年7月，在中美双方精心安排下，基辛格实现首次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亲自来华访问，经过双方领导人直接会谈，两国共同发表了《联合公报》，此后中美交往的大门打开了。中美的接近带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1972年9月，中日建交，1978年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一条线”的对外政策是中国70年代初的一次重大外交战略调整，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这一目标在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下基本得以实现。由于中美战略上的相互需要，双边关系大为改善，这在当时国际上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一条线”的对外政策的实施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使中国外交在实现预期目标基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世界人民需要和平。毛泽东在创建新中国独立自主新型外交的过程中，冷静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的客观现状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从而为当代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要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的战略观点。他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时，非常注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尼领导人的谈话中，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1956年，他在《同兄弟国家团结一致，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一文中，又再次强调：“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的。”

关于世界大战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毛泽东还提出了世界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和平可能得到维持的观点，他认为：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决心，同时也为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并正确地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及时制定和调整对外政策。毛泽东关于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方针的论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及对中国外交作出的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把毛泽东外交思想同当前我国具体外交实践结合起来，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和政策，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新成就，对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国际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邓小平首先对世界主题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进而对当代世界的国际形势作出了如下科学判断：(1)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争取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是可能的。(2)当代世界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两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迫切希望。(3)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4)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世界政治日趋多极化。

依据对当代国际形势的新认识，我国对外交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即改变过去“一条线”转而实行具有时代特征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应当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他一再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邓小平还第一个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推动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同以往相比，我国在新时期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有两项重要发展：

一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确定和实施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并努力使二者相辅相成。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历史时谈到：“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得到了坚定的贯彻和不断的扩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和独立自主的地位。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同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国，中国一向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提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现代化建设总任务的确定，以及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为我国根据这一准则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为此，邓小平不仅反复强调“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而且还多次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一准则，并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从而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既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努力争取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合作。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倡导确立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进一步拓宽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一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二是提出处理国家关系应把国家的利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原则策略。邓小平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以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而至于别的国家实行什么制度，选择哪种意识形态我们管不了。无论其国家的社会制度怎样，意识形态如何，我们都要同它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邓小平的上述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纠正了一度出现的“以苏划线”、“以美划线”的偏向，突破了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中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观念，为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二，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邓小平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我国政府明确地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及我国政府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既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又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当今世界建立新秩序的斗争指明了方向，这无疑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www.daowen.com)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外交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同西欧、东欧国家的关系得到了不断改善。而且对于东欧国家，邓小平代表中共主动承认了过去对“东欧各国各党所处的特殊环境理解得不够”的缺点，为双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扫除了障碍，使我国与东欧各国各党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同周边国家关系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缓解了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中国的扩大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中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是这一时期取得的最大的外交成就。中美两国经过长时间的交涉、谈判和斗争，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并互派大使。从此，中美两国关系走上了较为稳定和全面发展的道路。同时，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了中美在“一条线”战略下的距离，而使双方关系适应于八十年代新冷战时期的客观要求。中苏关系方面，中国始终坚持中苏和解的外交原则，强烈要求苏联消除影响双边恢复正常关系的三大障碍，并明确表明中国决不会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后，经过两国外交人员十多轮的艰辛谈判，三大障碍相继消除。1989年5月双方实现了最高级会晤，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中苏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对苏、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定位体现了我国新“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精神实质。定位后的中国对苏、对美双边关系既非结盟又非对抗，而是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平等互利。同期，经过一系列努力，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赞赏，同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逐年增加，至今已达一百五十多个。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加强。

总之，我国的对外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摆脱“左”的影响，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终于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奠定坚实基础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而使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则是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三、江泽民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及对中国外交作出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重大变化。从1989年的东欧巨变开始，以1991年的苏联解体为标志，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两极格局彻底终结，“冷战”结束了。此后，国际上的多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处于新旧格局转换的多变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冷战后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外交思想，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制定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伙伴”外交政策。依照“伙伴”外交政策，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互不对抗为前提，以不结盟、不针对他国为要求，以建立“伙伴关系”为表现形式，深入发展中国与其他一切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双边关系。

为了适应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国际形势，中国首先致力于与大国和发达国家构建新型外交关系框架，“伙伴”外交迅即展开，并取得丰硕成果。1996年4月，中俄建立了平等互信基础上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5月，中法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0月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2月中加就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1998年10月中英也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12月中日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至此，中国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里同几乎所有大国和发达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相同性质的伙伴关系，中国在多极化的世界中不断拓宽自己的外交活动空间，中国的大国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和巩固。

第三世界中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在致力于同各大国建立“伙伴”外交关系时，也积极探寻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新型“伙伴”外交关系，如中国同西亚、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合作取得长足发展之际，先后同巴西、埃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墨西哥就建立跨世纪的中墨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中国新时期“伙伴”外交政策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由于中国“伙伴”外交政策与某些国家的一极格局、三足鼎立战略有着较大冲突，因此它在实践中也多次受到挑战。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伙伴关系受到质疑，并发生了实质上的倒退或者一定程度的破裂。中日之间，也多次因历史认识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不断受到冲击，刚刚建立起的和平友好合作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伙伴”外交政策是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抓机遇、迎挑战所做出的必然外交抉择，它从根本上顺应了东西冷战后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这不仅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它是新形势下“独立自主”外交的延伸与发展。它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代替冲突，使中国在外交实践中赢得更多的主动，维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尊严。理论上，它还极大丰富了我党一贯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当前“伙伴”外交政策正处于向纵深发展阶段，它的重要性和意义将在未来的外交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检验。

四、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世界”思想，引领中国外交新时代

“和谐世界”无疑是近来中国外交的一个最响亮的关键词。自2005年以来，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阐述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它折射出中国外交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推动中国外交进入新时代。

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对构建和谐世界的看法。2005年1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说，“和谐世界”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中国外交一个新的内涵就是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胡锦涛主席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是对中国构建和谐世界这一主张的最新诠释。

第一，坚持包容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世界。中国最高领导人向全世界阐述了中国对于构建未来和谐世界的看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胡主席说：我们应当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当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总之，只有坚持包容精神，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才能实现和谐社会。关于“和谐世界”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中国文明中有许多值得认真汲取并发扬光大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其中之一。胡主席在这里提出的包容思想，就是“和而不同”的思想的延伸。“合作”、“双赢”等现代语汇走上历史舞台。上世纪90年代后，不满足于双边往来的中国开始参与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10+ 1”、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经济和政治组织中。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即是一次重要的跨越，大大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第二，倡导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和平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联合国的诞生就是为了争取实现持久和平，为了“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和平成为一个最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联合国不断壮大，从成立之时的51个扩展到了今天的191个，表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但是60年过去了，如何实现和平，如何实现共同安全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冷战结束十多年后，战争的硝烟并未彻底消除。各种争端与纷争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层出不穷。单边主义时有发生，联合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集体安全机制的权威也不时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维护国家主权就至关重要。要实现和平就需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要坚持多边主义，通过协商与对话解决国际争端。

第三，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就是让全世界都来关注如何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应当如何共同建立人类未来美好世界这一重要主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尽自己的可能，积极开展南南合作，援助和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现合作共赢。中国的发展，不是世界的威胁，而是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的机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好朋友、真朋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将不断增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并加强与它们的全面合作，共同努力，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推动南南合作的典范。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大量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目前发展中国家总体债务高达2.2万亿美元，沉重的债务负担长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联合国千年大会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GDP的0.7％援助发展中国家。然而，除了极少数西欧、北欧小国外，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达到联合国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但使本国2.5亿人口实现了脱贫，而且积极援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不断加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世界更加需要和平与繁荣，而建立和谐世界就是通向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和保障。中国是“和谐世界”论的创造者，也必将是和谐世界的主要实践者。现在中国外交的“关键是怎样把中国的发展变成更大的合作空间”。虽然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十余年将仍然是中国的机遇期，要把握这样的机遇，既需要和平稳定，也需要继续从互利合作中获取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资源和市场。从长远看，中国需要形成有影响的真正“中国创造”的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理念，争取使更多的国家能在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上的认同，从而增加中国与各国的合作面。

胡锦涛主席在联大的讲话中说，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就是说，中国将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从1949年至今60余年的岁月里，中国大约每隔十年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调整一次对外政策，尽管每个阶段我国对外政策的选择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每次对外政策的调整都是依据我党对国际环境的判断而进行的，坚持了实事求是基础上的主客观统一；二是每个阶段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或目的是一致的，即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回顾我党60年来外交政策的发展与中国外交60年的光辉历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外交思想，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