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主创新中的“三个引领”问题

曾华东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了，我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从这些变化中来窥测中国发展的前瞻，建设创新型国家是首要事务。而建设创新型国家主要依赖的自主技术创新，据说，技术创新理论最先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公元1883～1950)提出，以后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传播。按照熊比特的观点，创新就是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了新的组合。熊比特关于技术创新的基本观点表述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首先以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然后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活动；进而进入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

其实，“创新”本身并非最早由熊比特提出。恩格斯在他的十八世纪《英国状况》一书中，当谈到英国工业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时就指出：“财产的统治必然要首先反对国家，瓦解国家，或者，既然财产没有国家又不行，那么至少也要挖空它的基础。与工业革命同时，亚当·斯密开始从事这种挖空基础的工作，他在1776年发表自己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而创新了财政学。他把政治、党派、宗教，即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因此他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致富是国家的目的。”这里，恩格斯说亚当·斯密“创新了财政学”，虽然有讽刺的意味，并进而批判了他的“国富论”观点，但“创新”本身的意蕴恩格斯是肯定的。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业化时还指出“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恩格斯这里说“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是英国工业化的“第一个结果”，也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本质，既然这样，所谓亚当·斯密“创新了财政学”也就不足为荣耀，但“创新”二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恩格斯说的“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中的“新创造”实际上是“创新”的具体化，只不过它被资产阶级的“利益霸占了”。因此，我们今天说“创新”并且是“自主创新”，我们也是要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与英国工业化“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不同的是，我们应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因为中国是人民的中国。胡锦涛总书记在他作的《十七大报告》中谈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这一项时说道：“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总书记的这段话应该是我们认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价值定位，也是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归。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党的理论创新为引领

建设创新型国家倚仗自主创新及其能力的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来自何方?余以为至少来自三个方面。首先，这种能力来自于党赋予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党的理论创新中获取力量的源泉和勇气。换言之，党的理论都可以进行创新，还有什么不可以创新?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各类“创新”要以“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这就规定了在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创新前提下去进行“各方面创新”。如何以党的理论创新为引领?或者说，如何坚持党的理论创新进而是自主创新，是摆在我们每位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到今天，就是坚持了党的理论创新并指导实践的结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发生在中国现当代革命过程中党的理论创新。今天，党中央又把它们统统汇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是又一次坚持了党的理论创新。党的理论创新是我们从事一切工作获取前进力量的源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也应从中获取前进的动力和启迪。否则，我们将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生偏离。

以党的理论创新为引领，还是说坚持党的执政地位为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倚重，去进行各方面的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开篇郑重提到：“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其中着重强调了科学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自主创新及其能力的提高是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应看成是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进一步落实和贯彻执行。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进一步落实和贯彻执行要求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换言之，我们讲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党的理论创新为引领”就是进一步落实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七大精神条件下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尤其是理论工作者立场坚定、尊重科学，为全社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培养基。当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既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也是科技工作者的任务，而更多的是科技工作者的任务。这里面不免有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相互融突，只有贯彻好几个“以……为引领”，才能使二者的融突更为和谐进行。

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科学理论创新和尊重科学为引领

所谓尊重科学为引领，就是尊重基础科学的建树和科学观念、科学理论的创新并重，以保证党的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进行。陈佳洱院士撰文谈自主创新时指出“自主创新有三层含义，一是强调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二是强调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产业；三是强调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三者都与基础科学的水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里，陈佳洱院士把自主创新三层含义与基础科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给我们揭示了什么呢?基础科学是以自然现象和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科学。基础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六门基础学科及其分支学科、边缘学科。边缘科学有物理化学、化学物理、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地球化学、地球生物等。研究成果涵盖整个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对技术科学和生产技术起指导作用。因此，可以说，尊重科学具体言之就是尊重基础科学、科学观念、科学理论的形成等等。

在今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融突越来越频繁，坚持以科学理论创新为引领实则是坚持以党的理论创新为引领的延伸，二者具有严密的相关性和一致性。换言之，科学理论的创新和党的理论创新，都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首先，科学理论的创新以科学观念的变革为前提，然后是创新能力的提高。我们很难想象，袁隆平院士不在水稻育种的“雄性不孕”上取得科学观念的突破，他的水稻育种就不能取得今天巨大的育种技术和骄人成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出现，就结束不了牛顿经典力学二百多年的权威地位，人类就不敢奢望突破大气层而获得太空技术。但是，违背科学原理、只能是南辕北辙。《吕氏春秋》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公孙绰的医生告诉别人说：“我能把死人救活。”别人就问他用什么高明的办法。他胸有成竹地说：“我本来就能治好半身瘫痪的病，现在只要加倍地下药，不就可以把整个人从死里救活了吗?”(原文：“鲁人有公孙绰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问其故，对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吕氏春秋》紧接着加了个评论“物固有可以为小，不可以为大，可以为半，不可以为全者也”。这个评论可以说给我们道明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但决不等于部分之和。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总是有机的，决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可是，现代人不懂得“小”、“大”的分辨及各种事物分辨的情形有多少啊，原因就在于社会浮躁。而要克服浮躁，就要尊重、再尊重科学。

《自主创新三种实现形式的内涵、特点、相互关系及推进对策》一文提到“所谓原始创新是指通过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探索事物的现象、结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或者运用科学理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关键的科学技术问题的过程，其成果表征为重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理论创新以及实验方法和仪器的发明等”。这是说，原始创新强调创新的始发性，科学理论在其中发挥至为关键的作用，而且“原始性创新是根本性创新、最能体现人类智慧的创新，是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和关键，是科学技术自主发展的基点，不仅可以推动技术本身跨越式进步，而且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原始创新的多少最能体现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原始性创新的根本性就在于：它和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直接打通，换言之，自主创新能力获得与否，在于原始性创新；原始性创新获得与否，在于科学理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何。尊重科学原理与发挥科学理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人为本和以创新机制为引领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说到底是提高人和社会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我们提出以人为本和创新机制相结合。恩格斯似乎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当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才辈出时，这位创立《自然辩证法》的人类导师热情充沛地赞叹：“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www.daowen.com)

这里，恩格斯没有说“创新机制”和“以人为本”，说得最多的则是“巨人”、“时代”，在恩格斯的“需要+产生——巨人——时代”的行列式中，分明说出的是人才和社会机制的关系。文艺复兴是冲破了几百年中世纪的黑暗而发出的人类灵性的曙光，没有这个“社会机制”，达·芬奇、马基雅弗利等人就不会喷薄而出。

自主创新对中国人而言，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人永远是实践的主体，自然而然也就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自主创新也要以人为本，并且这里的“以人为本”首先是突出实践的主体的地位。在自主创新实践中怎样做到以人为本，围绕自主创新主题，尊重人、理解人；以人为本的另一个方面应该是自主创新的成果为了人、服务人。由此而创设的社会机制，就能成为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方便法门。

以人为本思想是我们党摒弃了旧哲学人本思想中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缺陷，借鉴国际经验教训，针对当前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而提出来的。这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它和以人为本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科学发展观并不否认经济发展、GDP增长，它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GDP增长，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目的是以人的发展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相一致，使发展的结果与发展的目标相统一。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了，有晴空万里，也有风雨如晦，但共和国毕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相交织的自主创新热潮中，我们的国家有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就一定能步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自主创新不但需要提高能力，还需要“创新”的激情。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之中给我们叙述了“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但别忘了，在这个“时代”前面恩格斯用了两个修饰语——“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对“激情”人们多喜欢把它纳入非理性因素，实际上是大可不必一概排斥，它可以进入人文理性、也可以进入工具理性的行列。“激情”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曾把强大的国家比作《利维坦》^①。在他这部唯物主义的现代政治学开山之作《利维坦》中，霍布斯尽情地讴歌了“激情”对强大国家的作用。在我们努力把我国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时候，重温过去发生的一切一切，我们仿佛听到了我们共和国隆隆的脚步声。我们禁不住要说，社会毕竟发展了，历史毕竟进步了。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3

4.吕氏春秋.上海书店.1986

5.陈佳洱.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夯实自主创新根基.载于世界科学.2006年第1期

6.朱孔来.自主创新三种实现形式的内涵、特点、相互关系及推进对策.载于山东经济.第3期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用这个名字意在用它来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维坦》是现代政治学开出霍布斯的一要关于国家政治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