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法治建设的伟大进程

江天桥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我国法治伟大进程的六十年。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进步。

废除旧法统是建设新法制的前提。国民党旧法统植根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体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摧毁国民党旧法统，就是废除以国民党《六法全书》为代表的一切反动法律。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为废除一切旧法律而斗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把“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重要内容提出。1940年2月，他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进一步指出：“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同年5月，他又提出，共产党人“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将“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现时期的具体纲领提出。1949年初，针对蒋介石提出的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等作为和谈条件的声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文章，对蒋介石的法权要求进行政治上的逐条批驳，指出蒋介石是要“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这个“法统”倘若“中断”了，“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被捉拿治罪”。1月14日，《中共中央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将“废除伪宪法”和“废除伪法统”，作为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之两项，其实质就是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法统，彻底废除国民党政府所制定的一切法律。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深刻阐明了新旧法律制度的根本区别，指出了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反动本质和摧毁其旧法统的必要性。

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样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正如张友渔先生所说的：“解放初，我们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六法全书’代表国民党的法统，不废除这个法统，我们就不能确立自己的革命法制”。

废除旧法统后，马上开始了构建新法制的工作。1950年5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施。《婚姻法》的公布实施使无数受压迫的妇女获得了自由和新生，标志着几千年来压迫妇女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被彻底废除。《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根基，也从根本上触动了旧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在全社会逐步建立起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风气发生巨大转变。

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颁布，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根本大法，是中国宪法史和宪政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它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并且在起草中吸收了国际经验。它的制定，确立了新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模式，规划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格局，我国的民主宪政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构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但是，在“文革”时期，我国的法治进程遭受重大挫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可以概括为五个主义：一是法律虚无主义——认为法律可有可无认为政策可以代替法律。二是法学教条主义——把领导人的话句句当真理；将领袖人物的语录编辑和注解，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三是法律经验主义——否认理论的价值，拒绝借鉴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遗产与成果。四是法律工具主义——否认法律的伦理价值，仅仅将其视为工具；认为法律束手束脚，往往以政策和长官意志替代法律。五是法律实用主义——强调法律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不能正确处理法律和政治的关系，不尊重法律应有的尊严和权威。

1978年后，鉴于“文革”动乱带来的灾难，中国开始反思社会的治理机制，寻求新的路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历史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1979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不仅对1978年宪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大会还创纪录地一次审议、通过了7部重要的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部法律。至此，我国立法开始进入快车道。随后的几年中，《民事诉讼法》(试行)、《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相继出台。(www.daowen.com)

1996年，随着法制的逐步健全，依法治国理念也深入人心。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下来，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等方面扎实推进。胡锦涛在讲话中就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二是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三是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确保法律正确实施。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四是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自1950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到现在的一千多部法律，包括近300个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800多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还有28000多件规章、7000多个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健全。至此，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除立法外，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当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不少方面还有待制定、健全、完善。在有些方面还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形，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迫切需要的侵权责任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以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所需要的行政收费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政务信息公开法等，都还没有制定出来。另外，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一些新领域如与网络有关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在法律层面还存在空白。此外，由于人权原则入宪以及人民民主的不断扩大，一些基本法律陆续暴露出某些不足，需要进行修改，如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亟须完善。个别部门、单位、个人不依法办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待改善。

参考文献：

1.李步云.中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展望.载于法学.2007年9期

2.曹康泰.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载于求是.2009年第14期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