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知识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时间:2024-08-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何铁军易绍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印证了党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勇敢前行的步伐。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何铁军 易绍林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同时,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又不断地丰富这些理论原则并不断进行创新,从而为党获得思想上的成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然而,正如事物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样,党的理论与实践总是在经历过许多挫折甚至失败后才能不断向前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印证了党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勇敢前行的步伐。

一、从中共一大到四大:探索初期的逐步发展

自党成立伊始,一直到192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时期,党对理论的探索和工作的部署,在大的方向是正确的,都基本认识到了各个阶段党的根本任务和斗争方向,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但这一时期的党又是不成熟的党,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的会议中可以看出,每次会议都有各自的缺陷与不足,甚至出现过一些对形势错误的分析和估计。

党的中共一大提出了党的政治纲领与奋斗目标——“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即消灭阶级”、“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并联合第三国际”,同时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与当时国内其他政党之间的本质区别,并用行动证明了她的确是为广大工人、农民以及一切其他革命阶级全心全意服务的新型政党。在中共一大的纲领上,规定了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兵组织起来,以实行社会革命。除此之外,在此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还规定了党在日常工作中的基本任务,比如说组织工会、宣传阶级斗争精神、建立工人学校、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等等。这些原则目标给党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制度基础。然而,由于党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实际斗争,对中国的国情还不够了解,也不懂得如何去分析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而当时在中国的经济成分中,资本主义发展很弱小,并且受到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立即认识清楚,这些问题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才在党内逐渐明朗化。尽管中共一大有上述不足,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明确了工农联合阵线的奋斗目标。会议通过的宣言比较完整系统地阐明了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且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方法——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民主革命,这种方法同以前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有了初步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但这时的党对当时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如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认为革命的领导权应该由资产阶级掌握,党的思想还陷入在以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模式中,导致不能分清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不懂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领导。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提出的所谓“二次革命论”。陈独秀等党内领导人认为,中国当时的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还很薄弱而无力领导革命。这导致了他们在国民革命后期,把革命的领导权无形当中交给了资产阶级,一切服从于资产阶级的领导和需要。中共二大后,党组织了多次工人大罢工,这些罢工虽然在后期由于反动势力的百般阻挠和镇压而陷入了低潮,但总体上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工人群众通过这些有组织的罢工,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增强了自身的战斗能力,成为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并初步形成了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

党在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确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中共三大客观地估计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革命立场以及国民党内部改组的可能性,并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进行与国民党联合下的国民大革命。这次会议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增强了自身的战斗力,也极大地影响了国民党,推动了它的革新,并且广泛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所以也增强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这也是国民革命前期和中期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加入国民党时也强调了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独立性的重要原则,同时也认识到宣传与组织工农群众是党的特殊义务,党应当把引导工农参加国民革命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中共三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没能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权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相反,它认为国民党才是革命的中心力量,才是革命的领袖。这样一来,在领导权上的问题,中共三大仍然没有引起重视,这导致了党在国民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大革命最终归于失败。

在大革命轰轰烈烈进行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取得了不少成果,提出了无产阶级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两个重大问题,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必须有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最终胜利,认识到了应该团结“左派”,打击“右派”。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中,农民是工人的同盟军,指出了农民阶级的重要地位,并开始注意到国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分化的事实。大会强调了在反抗封建军阀政治的同时,也要反抗封建经济关系,这说明当时党已经认识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消灭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封建的上层建筑才没有其生存的根基,才能实现现代化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这时的党已经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但中共四大也有不足之处:它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实现领导权的具体方式,一旦资产阶级背信弃义,把领导权独揽于自己,党又缺乏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和准备。仍然对国民党内部的复杂成分认识不足,对军队即武装问题也提及甚少,以致后来在国民党新军阀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时,不能组织强大的武装力量进行反抗来保护自己。

二、中共五大:一次令人失望的会议

1927年,国民革命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屠杀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已经到了濒临失败的危险境地。然而就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中共五大召开了。但令人失望的是:中共五大的召开,对于正确解决时局问题没能起多大作用,相反,这次会议对当时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分析,做出了偏离事实的决议,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的步伐。在中共五大上,关于“深入”与“浅出”之争,东征讨蒋和北伐讨奉之争的问题,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决策上已经对事实的认识严重歪曲,对形势的分析过于主观。主张继续北伐讨奉,不敢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正面对抗,害怕它的力量。同时对武汉国民政府抱有极大的幻想,担心实行土地革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而陷于孤军奋战。大会虽然认识到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因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最终遭到破裂,但却笼统地认为无产阶级应该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去反对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而这时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已经严重蜕化并趋向反革命了,党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害怕同上层小资产阶级斗争,害怕破坏了统一战线,也不敢果断地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工农群众起来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种以退让求团结的举措只能使敌人更加有恃无恐,更加凶残地破坏革命和统一战线。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空口号,认为工农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到来,所以应该以土地革命和民主政权的纲领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大会虽然提出过土地革命的要求,但却是把小资产阶级的同意与否作为是否执行土地革命的前提条件,使得这方面的要求化为泡影。虽然这次会议批评了党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没有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没有指出改正错误的方法及今后的注意事项,依然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总书记

中共五大在总体上是一次较为失败的会议。它没能在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时候担当起挽救时局的任务,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多方受敌,使反革命势力有机可乘联合扼杀革命力量。在敌人向自己进攻的时候,不能很好地组织力量去反抗。这些都是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而造成的恶果,给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中共六大:在关键时刻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被屈服,而是继续举起了革命的大旗。在革命陷入低潮的形势下,党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在党内思想严重混乱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的认识是正确的。大会认为当时的中国仍然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引起现阶段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认识到中国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过去的失败而退去了,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仍然超过革命的力量。阐明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人民群众,并且指出了当时最重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认为它们都会导致党脱离人民群众。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前期在党内一度存在着“左”倾冒险主义,它再次使党的思想陷入混乱。所以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反对“左”倾,这对党在以后的实践中产生了积极作用。(www.daowen.com)

中共六大也存在着当时难以完全克服的缺点。首先,它把“城市中心论”放在第一位,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企图以占领城市的方式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却是:城市的敌人守备力量强大,难以攻克,而与之相对应的广大农村则是敌人力量薄弱的环节。大会没能认清当时的国情,没有认识到农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其次,在中共五大上形成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营垒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继续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否定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不去团结中间阶层以反对反动势力,对中间阶层一味地孤立,这样,党就不能很好地组织起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这也是这次会议一个严重不足的地方。

中共六大制定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共六大以后,经过全党的努力,中国革命在遭受严重挫折和失败之后,很快又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四、中共七大:党的革命经验与教训的全面总结

在经过三年的国民革命、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八年的抗日战争后,中国共产党已经锻炼成了一个成熟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形势下,党中央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确立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工作方针,总结了自党成立以来二十四年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经验,同时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纲领和策略。大会提出了新形势下的任务: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并进一步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会议也系统地批评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倾向,并向全党宣传了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使全党思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在党群关系方面,七大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是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严格要求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把民主与集中统一起来,把高度组织性纪律性与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结合在一起。

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和重要作用的大会,在党的革命和建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共七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续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努力奋斗。

五、民主革命时期历次代表大会的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启示:

首先,善于及时总结斗争经验,对革命形势作出合乎实际的科学分析,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对革命形势做出的观察和分析符合客观情况时,党就能将革命更进一步地向前推进。如果做出的估计或决策不符合客观的革命形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就会遭到损失,致使革命停滞甚至倒退。虽然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错误和挫折在所难免。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党尤其是领导者注意调查研究,善于集中党内同志的智慧,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犯了错误也比较容易得到纠正。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党前进的灵魂。共产党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但这不等于会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就能指导革命,光实践不总结就能提高,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行不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过探索,都不同程度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集中全党智慧,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样是我党理论创新的成果,是新时期我党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再次,形成各个层次的骨干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实现党的路线的组织保证。还在大革命时期,许多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革命组织才能,涌现出一大批革命活动家,但未能形成骨干和坚强的领导核心。特别是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五大,没能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为全党指明出路,却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此后出现的几次“左”倾错误,也与缺乏成熟而坚强的领导核心分不开。直到党的“七大”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了久经考验的对各方面工作有领导经验的、对党的事业有重大贡献的、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威望、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同志。同历届党代会相比,这是最民主的一次党代会,也是最完善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从而保证了“七大”路线的完满实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我们应该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时,党的组织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搞好干部队伍建设,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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