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城市化转型中现代都市人际理解困境

陈志兴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深刻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现代工业社会一同出现的是，农民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乡村和辛勤劳作的土地，开始大量向现代城市迁移，成为了现代化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员。作为工业化的伴生物，城市化也正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使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人际关系、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深刻的转型。城市化进程使人们走出了以往那种封闭的农业生活圈子，进入到更为开放的工业化大都市，加速了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人员之间的往来和流动，为人们之间的接触、交往提供了便利。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让原本陌生的人变得亲近和熟悉，反而使现代都市正在成为一个陌生人的世界。

一、城市化的转型与遭遇陌生人

农业社会属于熟人社会，人们依靠血缘亲情和地缘关系的纽带紧密结合在一起。熟人社会，也称为“熟悉的社会”，这一原创性的概念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来的。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乡土性决定了人员的流动性较小，“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传统社会不但人员的向外流动性较少，而且各乡村间的相互往来也比较疏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熟人社会，各人都把自我作为社会关系的中心，视与自我的熟悉度作为衡量彼此关系的重要标尺，酌情运用不同的礼仪规则。和与自我越熟悉的人之间，彼此的心理距离越小，关系自然也就越好；反之，和与自我熟悉度越差的人，彼此的心理距离就越大，关系就越疏远。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传统大量的伦理习俗和规则中涉及陌生人的条文就相当少，因此传统社会关于“熟人的伦理”比较发达，而关于“陌生人的伦理”则处于缺失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这为城市化转型中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带来一定的障碍。将传统农业社会称为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并不意味着传统农业社会不会出现陌生人，而是指无论从陌生人的数量、现身的时间和空间以及对待陌生人的方式上，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城市化社会都有着根本的不同。

与农业社会不同的是，城市化导致了传统熟人社会的逐渐解体，陌生人社会随着城市生活一同出现。城市化对人们生活的重大转变是陌生人大量涌现，陌生关系不再只是暂时的刺激物，而是已经变成现代城市生活的一种永恒条件。美国著名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在《美国法简史》中详尽地论述了现代社会的陌生性本质，他指出：“在当代世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我们搬进陌生人——我们希望是精巧地——建造的房子。……我们被机器束缚着，因此我们的生活也掌握在那些制造和运转机器的陌生人手中”。陌生人作为现代城市生活的必备条件，是由工业社会广泛而密集的社会分工决定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劳动分工仅仅局限在家庭这个小单位里。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方式决定了他们工作生活的地域性，他们只需要与家庭、宗族内的成员进行和睦相处就能很好地生活，而根本无需与陌生人进行大量接触。随着城市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人们生活要想固守在熟人圈子里已经不再可能，“现代生活意味着与陌生人一起生活”。

城市生活不仅依靠大量存在的自然意义上的陌生人，而且也无时无刻不在制造陌生人，它随时随地把自然意义上的熟人转化为陌生人。现代社会已经无法容忍熟人关系的人情法则对经济活动的束缚，时时要求打破熟人圈子中的惯性、惰性和封闭性，它在何种程度上瓦解了熟人圈子，也就在同等程度上拥有了社会活力。城市生活大量制造着陌生人，是与城市空间的陌生人预设分不开的。陌生人预设在现代都市人每天经过的街道和居住的社区等城市空间中得到很充分的体现。街道是现代城市的主要公共区域，“将城市比作一个身体的话，那么，街道就是这个城市的血管”。在现代都市，街道仅仅是供人们快速流动的通道，鲍曼曾引用理查德·西尼特的话将街道描述为一个“经过而不是使用的”、“通过而不在其中”的区域。城市街道是人们从一个地方快速通往另一个地方的场所，它的功用是促进人员迅速流动和刺激人们进行消费，而不是增进人们的互动和交流。为了保护城市的公共空间，将陌生人限制在各自的地域上，防止彼此之间的伤害发生，城市街道是不欢迎人们长时间停留下来，到处猎奇式“闲逛”的。既然现代街道已经不欢迎“闲逛”，过去适合“闲逛者”四周乱转的带拱廊的街道也随之消逝了，因为“带拱廊的街道是(要人)在其中的空间，不仅仅是通过的空间”。残存下来的带拱廊的街道已经不具有街道的实际功能，变成了供人们旅游和怀旧的场所。城市街道的快速流动性是基于城市空间的陌生人预设，同时也大量制造着陌生人。随着人们在街道上快速移动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陌生人之间除了利益交换以外的接触越来越匮乏，他们在精神层面的深层次交流和汇合更是没有可能。这样一来，人们彼此之间的陌生人地位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进一步巩固。

现代都市人不仅每天要在街道上接触到许多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而且他们现在的邻居也变成了“家门口的陌生人”。由于住房制度的改革，人们不再享受到过去的单位福利分房待遇，开始购买商品房居住。来自不同工作单位的居民居住在同一个社区，他们彼此并不相识，而且为了使日常生活免受人情关系的约束，获得传统社区所没有的自由，他们也不愿意与同一小区的居民进行接触，更谈不上任何深层次的精神交流。现代社会也为人们所渴望的自由而封闭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把过去需要同一社区居民团结互助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了各个分工明确的专业团体。既然彼此没有经济利益上的来往和生活上的互助要求，也就没有交往接触的必要。因此，同一个屋檐下的小区居民尽管物理距离近在咫尺，心灵之间的距离却“远隔天涯”，彼此都是对方“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源自在同一个小区低头不见抬头见，“陌生”是由于彼此互不接触，形同陌路。这就陷入了一个逻辑怪圈，越熟悉的人彼此越陌生。

因此，在现代城市中，遭遇陌生人已经成为每个都市人日常生活中都难以避免的事情。那么，什么是“遭遇”呢?在著名的德国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看来，存在主义意义上的遭遇意味着陌生的事物突然降临，人们生活原有的连续性为之中断，在某种情况下甚至给人们的宁静生活带来危机，导致相关人的生活发生重大的改变。并非生活中所有的陌生事物都能算作遭遇，“只有少数重大的特定的经验可以称作遭遇，它们闯入人的生活，突然地、往往令人痛苦地中断人们的活动，使之转向一个新的方向。这主要涉及与他人的遭遇，他们命中注定要进入人们的生活(在教育领域与教育者的遭遇)。……遭遇无论如何只是一种非连续的形式，它以粗暴的方式突然地中断通常是连续性的生活过程，并给其一个新的方向”。对照这一概念，我们发现，现代社会遇上陌生人，用“遭遇”一词来形容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大量的陌生人突然出现在人们的周围，原有的充满浓浓亲情的熟人圈子被打破，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也被中断。陌生人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危险和威胁，与陌生人的关系处理不好甚至会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新的转向，可以说，陌生人是现代“生活天生的微恙中最令人痛苦的一部分”(鲍曼语)。

二、陌生人信任危机造成现代都市人交往的阻隔和疏离

在任何时候，人都是一种共生性的存在，生活就是与他者共存。在传统社会，他者是人们熟悉的人，也是“其他像我们一样的存在物”。人们与他者之间处于一种自然状态的共在关系，这是一种完整的对称关系，熟人社会的人们彼此知根知底，毫无秘密和隐私可言。在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彼此相互理解也自然而然，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可达到。这种相互理解是建立在由人际关系的对称性和对他者知识的充分性所带来的信任感之上的。在熟人社会，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普遍感情纽带把人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进行生产和生活，共同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习俗形成人们共同生活的背景知识，共同的背景知识使得人们对他者的了解是充分而对称的。因为生活中的他者——亲戚和朋友都是跟自己一样的人，信任他者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信任自己。谈到亲缘关系中的信任机制时，吉登斯认为：“信任的第一类情境是亲缘关系，在大多数前现代制度下，它是社会关系‘群’(bundles)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得以组织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模式。……总体来说，亲缘关系所提供的，是一系列可信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既在原则上也(常常)在实践上建构起了组织信任关系的中介。”由此可见，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是一种身份型的信任，彼此的信任和理解都是建立在双方的熟人身份之上。身份型信任是完整的、具有总体性的信任，没有中间形态和暧昧情状。对于他者，人们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这一切皆决定于对方的身份和彼此的关系。传统社会的身份型信任是本体性安全的焦点，也有助于本体性安全的形成。吉登斯认为，本体性安全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本体性安全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它对信任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仅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而且在心理上信任与本体性安全也彼此密切相关”。

但是，在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中，这种本体性安全逐渐被消解掉了。鲍曼认为，在生活世界中，人们与他者关系的远近并不是由空间距离来决定的，而是通过知识的多寡程度来衡量。与陌生人打交道令人痛苦之处在于：我们对他者的各种情况一无所知，而且双方也刻意保持彼此这种陌生人的地位，不打算向对方开放自己，除非为了利益交换的需要以外并不愿意与对方进行交往。交往的隔离和心灵的封闭导致陌生感的强化，陌生人之间没有机会倾听他者的心声，这样的话，他者最终也就变成了“别人”。“本来他人应该是个与我有着亲密的心灵关系的他者，可是既然现在我不需要倾听他人的心声，他人就不再是‘他者’(the other)了，而是被削弱地重新定义为‘别人’(the else)。这个理论后果相当严重，因为‘他者与我’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定义的关系，他者是我与之交心的人，他者与我互为知心，互为精神支持和思想资源，他者的心事(heart)就是我所关心和尊重的，是我的生活意义的最重要部分；而他人一旦变成‘别人’，他的独特心事就不再重要……”成为“别人”的所有陌生人的面孔对“我”来说就越来越模糊，最后被退隐成一块没有面孔的、黑色的“幕布”，可以视而不见。陌生人在“我”面前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是一块没有血肉的功能“碎片”，是实现利益交换和满足“我”之物质需要的工具。鲍曼认为，对陌生人知识的缺乏和身份的困惑，影响到人们对陌生人进行分类以及决定对待陌生人应该采取何种方法，陌生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必然难以形成。对陌生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陌生人的知识贫乏和信息不充分相关，这一观点在吉登斯对信任的论述中也可以找到印证。吉登斯认为：“信任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缺场有关。对于一个行动持续可见而且思维过程具有透明度的人，或者对于一个完全知晓怎样运行的系统，不存在对他或它是否信任的问题。……寻求信任的首要条件不是缺乏权力而是缺乏完整的信息。”这使现代人面临着两难境地：陌生人大量地出现在生活世界界限内部，而且驻留下来拒绝走开；对于人们来说，陌生人既不是偶然现身的、如果有必要可以随时驱逐的游客和敌人，但是他们也不是可以与之友好相处、相濡以沫的邻居。因此，陌生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危险，遭遇陌生人是现代城市人最感痛苦然而又不得不迎头面对的一件事情。既然“现代生活意味着与陌生人一起生活；而与陌生人一起生活总是一种不稳定的、失去勇气的、测试的生活”，那么，风险性生存就成为陌生人社会人们生存的一种基本样态。

由于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和遭遇陌生人的危险性，陌生人彼此并不存在前现代社会的身份型信任。“陌生人还没有理由去信任，也没有理由被信任，由于他们共有的行为虚无假设，他们互不了解，因此在彼此遇见时是小心翼翼、互不信任的态度”。既然陌生人之间丧失了往昔的信任，而又必须连续地相伴生活，那么，如何做到在知识贫乏、身份不确定和彼此不信任的情况下与陌生人一起生活，自然就变得非常重要和紧迫了。为了和陌生人一起过一种可能有危险的生活，现代人发明了一整套娴熟的策略和技巧。当不需要与陌生人进行交往的时候，与陌生人邂逅相遇，现代人采取霍夫曼称之为“世俗的不经意”策略来消除彼此之间的敌意和危险。“世俗的不经意”是指两个行人在大街上相遇，当彼此走近时，每个人都急速地扫视一下对方的面孔，向对方投下偷偷地一瞥，但当他们擦肩而过时却又都转移目光，举目遥看前方。吉登斯认为，世俗的不经意是在公众场合与陌生人相遇时当面承诺的最基本类型，是陌生人信任的一般先决条件，“这短短一瞥，表示承认对方不仅是一主体行动者，而且也可能会彼此相识”。应该说，吉登斯的解释多少还带有前现代社会对待陌生人方式的浪漫情愫，在人口流动不大的小城市可能存在他说的当面承诺的情况，但是在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的大都市，有多少陌生人之间还有彼此相识的机会呢?世俗的不经意恰恰是对陌生人危险的一种巧妙而又刻意的疏远技巧，是对彼此亲近的一种含蓄拒绝策略。

当现代人不得不与陌生人进行经济利益交换等交往，以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时，由于双方没有信任，而不信任就意味着危险，现代人因此发明了契约型信任。契约型信任依靠契约把陌生人联结在一起，通过缔结契约来消除陌生人的危险，制造和维系陌生人交往所必需的信任。“契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契约本身就是不信任的结果，也是不信任的标志。”与身份型信任依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等情感纽带来维系不同，契约型信任是基于理性的算计和利益筹划，消解了身份信任的人格内容。在契约型信任中，人们信任的并不是契约方这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系列没有情感的“冰冷”的条文以及条文背后保证条文得以落实的制度性承诺。契约型信任是建立在信赖制度性承诺的可靠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契约方)的“道德品质”(良好动机)的信赖之上。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契约型信任是信任的异化形态，反映了现代社会陌生人之间本体性安全的缺失。它只是陌生人交往的“权宜之计”，为的是规避与陌生人交往所可能遇到的风险，或者把这些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信任一旦变成一种供人们权衡、利用的工具和策略，就丧失了信任应有的性质，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暂时建立起来的信任顷刻之间就会坍塌，使人们陷入破坏性的信任危机状态。

三、现代都市人孤独、焦虑的生存状态与人际理解的缺失

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和与陌生人一起生活的危险，导致现代人彼此陌生感的强化和心灵隔阂的加深，结果是现代人在享受从未有过的自由同时也体验到难以言说的孤独感。与传统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全面性和持久性相比，现代都市人的人际关系日益呈现片面性与短暂性的态势。片面、短暂的人际关系给现代人带来无与伦比的自由，同时也给他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孤独感。孤独与单独之间尽管表现有些相同，其实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伽达默尔对单独和孤独做了明确的区分：“单独同孤独是完全不同的事物。孤独是一种受伤害的体验，而单独则是一种放弃。相对于孤独，人们是受苦；相对于单独，人们则是寻求。”也就是说，虽然单独也表现为一个人脱离朋友独处，暂时脱离其他人的亲近，但是单独的人不一定感受到孤独。单独有时是人们的有意寻求，正如经常走在德国海德堡“哲学家之路”上散步的许多哲学教授那样。当然，人们走哲学家之路真正寻求的并不是单独，而是为了长时间地思考某些问题并且不受其他人的干扰。与单独不同，“孤独是一种受伤害的形式，说某人感到孤独等于说明某人已经受到伤害。在孤独的体验中自然包含着由于单独而造成的痛苦，但是单独事实上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并非仅仅是哲学家，任何一个认真思索单独这种体验的人都会发现，关于单独其实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因素。单独并非总是一种痛苦”。由此可见，现代都市人都能感受到的孤独并不是他们有意寻求的，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令人痛苦的受伤害的体验。身处陌生人的洪流中，由于缺乏内在的精神交流和沟通，现代人也会感觉到一定的孤独感和无力感，这表明孤独已经成为现代都市人自我异化的标志。“所谓标志，就是人们可以由此得出某些结论的东西，例如可以由此而得知某人患何种疾病的征兆等等。标志的逻辑结构是：使某种东西公开化，由此而使人能发现某种隐藏的、危险的东西。”通过日常生活世界中都能体味到的孤独，现代都市人自我异化的存在状态得以公开化，不可见的、隐秘的东西得以“现身”。

与孤独感如影随形的，是现代人焦虑感的增加。现代都市人尘封心灵的大门，拒绝陌生人的接近，导致的是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离散，社会团结感的衰弱以及人们社会支持感的缺失。紧密的人际关系和有力的社会支持对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增进人际间的相互理解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陌生人社会，社会支持系统发生了结构的紊乱和功能的弱化，原有的建立在熟人社会人情法则基础上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在迅速的瓦解并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支持系统尚处于自发的萌芽阶段，还未完全建立起来，这使得人们的社会支持感逐渐缺失，构成现代人普遍焦虑的一个根源。社会支持感的丧失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职业和学业竞争使得业缘人际关系日趋淡漠和疏远，削弱了过去来自同事和同学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原有的来自家庭的心理支持也已大大减弱。在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人际关系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也在逐渐渗透进现代家庭内部。传统“四代同堂”家庭结构的解体，“丁克”家庭、单亲家庭的出现，亲子两代人的疏离，夫妻感情的淡漠等等，都使作为“人的心灵港湾”的家庭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人们曾经能从家庭那里得到的强有力的心理支持和帮助正在弱化。随着社会支持感的逐渐丧失，人们内心的焦虑感和无助感也在一点点地强化。这样一来，焦虑就从人们面对需要的一种正常的心理应激机制，转变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孤独和焦虑就好像一对孪生兄弟，表征着现代人的人际隔离和自我异化。(www.daowen.com)

现代都市人的孤独和焦虑还与现代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青少年过分夸大陌生人的危险有关。由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陌生性，为了保护青少年免遭各种不法侵害，家长和学校都越来越重视对青少年的安全教育。加强青少年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必有的，但是以往的教育存在过分夸大陌生人危险的倾向。“不要与陌生人说话”、“远离陌生人”已经成为家长和学校教育孩子必须谨守的“信条”，甚至成为个别学校的校训。这种因噎废食的教育策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抨击，夸大陌生人危险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危害正在日益地显露出来。有教师把这种教育称之为“小人教育”，认为这种教育在短期内可能让孩子的安全有了保障，但从长远来看，它让孩子失去的要比他们得到的多得多。孩子们“失去的是对大千世界的热情信任、积极参与和豁达投入；失去了奉献真善美的机会和冲动；失去了融入社会、改造社会、献身社会的公益心。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由学校倡导的精神保守和‘社会怀疑’、‘陌生人妖魔化’，会残忍切断社会良性精神源泉的‘青少年源头’，社会优秀精神资源会逐渐流失，被乌烟瘴气的‘小人气息’笼罩，社会真善美如何能得到推陈出新和发展呢?”过分夸大陌生人的危险，使儿童长期在熟人的“无菌”状态下生活，将有可能导致他们长大以后适应城市生活面临诸多困难，给他们的人际交往和理解带来很大的障碍。首先，“夸大陌生人的危险，将儿童与陌生人隔离开来，使儿童无法与陌生人接触、交往，其必然结果是无法形成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从保护儿童不受威胁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将所有陌生人都当作危险，使儿童没有能力和智慧区分真正的危险人物，在遇到威胁或者陌生环境时往往无所适从，更容易上当受骗”。其次，过分夸大陌生人的危险，增加了青少年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使他们不敢走出家门去锻炼和发展自己的能力。青少年偏安家庭一隅，既强化了家长对青少年的控制，也阻止了青少年对外部生活世界的主动探索和体验，助长了他们对家长的依赖感，使青少年的独立人格难以建构起来。长期的室内生活也有利于青少年过度沉浸在电视和网络等电子媒介营造的虚拟世界之中，将会给他们的现实人际交往和身心健康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再次，过分夸大陌生人的危险，助长了青少年对美好善良人性的怀疑和不信任，导致青少年对他人的道德责任退隐和同情心丧失。“对陌生人的远离与回避，使孩子失去了与生活中大多数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失去了与他人的接近。但‘责任，这栋所有道德行为的建筑物，拔起于与他人接近的地基之上’。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接近意味着责任，距离和隔离则意味着责任的飘零。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将陌生人视为危险的存在，没有与他们面对面接近的机会，哪里有对他人的同情和责任?”

在陌生人社会，对陌生人的不信任，使现代都市人躲进了自我狭小、封闭的生活圈，成为了一个个丧失了深层次交往的原子式个体。原子式个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构造了一层无形的隔膜，对他人不再亲近，导致人与人之间原本存在的关爱和理解逐渐远去，成为现代都市人需要努力寻求才能获得的罕见之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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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德胜.夸大陌生人危险的危险.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07(Z2)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