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模式

2002年3月,基辛格在美全国记者俱乐部召开的庆祝中美“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的聚会上说：“人们常说,如果中国继续以目前的增长速度发展,中国也将成为超级大国。”基辛格认为：“这是我们的命运,历史并未说明世界上永远只能有一个超级大国。而美国并不能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成在某些方面类似今日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33]

当然,中国并没有试图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只是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能够得到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接纳、欢迎与尊重。中国也不是非要如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预言的那样,试图让“太阳重新从东方升起”；中国衷心地祝愿在一个彼此宽容的世界上到处都能沐浴温暖的阳光。

由此,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博弈为我们研究大国关系调整的一般性原理提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典型案例。

一般而言,大国关系决定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形态和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因而成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部国际关系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大国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国际关系基本格局与国际秩序基本规则的形成、维持、调整与再形成的历史。

在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无疑是影响甚至决定国际关系基本格局及国际行为基本规则的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中美之间十余年来的冲突与合作表明,积极推动中美关系中不合理层面的变革,同时有力维护中美关系——相应地也是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基本课题。

迄今为止的大国关系史表明：国家间综合国力发展不平衡,决定了大国关系必然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新兴大国总是试图取得与其综合国力相符合的地位,从而导致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列宁就曾经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进行过经典的论述。

历史地研究国际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大国兴衰的画卷。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主宰18世纪欧洲外交和军事的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19世纪上升到世界权力顶峰的英国,随后地位不断上升的美国、俄国、日本,战后形成两极对立格局的美国和前苏联,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俄罗斯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还有重新恢复大国追求的日本、德国,正在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等等,都是这幅大国兴衰图中的重要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其调整对不同时期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基本形态及其调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些大国或兴或衰,一些大国甚至永远消失了。

导致大国关系变化的决定因素是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其中,经济因素带有根本性的意义。例如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重新崛起,使日本首先以经济大国的面目出现,继而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方向迈进。技术因素不可忽视。例如后起大国对新技术的掌握导致经济或军事实力的跳跃式发展,经济实力不强的印度对核技术的掌握形成对南亚地区乃至全球战略均势的重大影响即是一例。军事因素十分关键。例如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蒙古帝国,由于强大的军事战斗力而形成了对经济、文化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如当时更为发达的中国中原地带的压倒性优势,并进而形成了横跨亚欧的世界性霸权。同时,政治、外交、文化、社会等因素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例如经济、技术、军事等实力相对较弱的新中国由于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外交战略、策略运用得当产生了远远超过自身实力“份额”的世界性政治影响力。相反,前苏联由于国内政治斗争与大一统文化缺失导致的国家与社会解体则是此一领域的反证。费正清还说：“尽管中国疆土广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是更加源远流长。”^[34]此外,还有民族种族、宗教甚至包括气候、地理、领导人性格及其他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等等,导致综合国力的增强或削弱。在影响综合国力的诸因素之中,经济因素虽然是根本性的,但不一定是直接、同步地发生作用。综合国力增强的国家必然要求改变现存的国际关系形态与国际秩序规则。而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维持现状(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强化现状）与变革现状的斗争就将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在大国关系出现标志性变化之前,大国综合国力的对比早就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大国关系的调整有战争与和平两种基本模式(由此还可派生出“冷战”与“冷和平”等次生模式）。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发展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在国际关系变革中谋求相对稳定,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

大国关系调整的实质是以权力(实力,国家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利益再分配。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各种对外行为中,冲突和摩擦经常被引发出来,发展到极点便会爆发战争。麦金德认为：“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直接地或间接地都是国家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结果。”^[35]

“历史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分水岭,为历史划出阶段。”^[36]而标志性战争在大国关系特征中常常就是这样的分水岭,它往往既是传统大国关系的终结者,又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缔造者。往往是在一次或一系列大的标志性战争之后,形成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但是,任何一种大国关系形态从其形成之日起便孕育着变动的因素。随着综合国力对比的消长,在传统大国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关系基本格局和国际秩序基本规则的规范和约束能力便日益减弱,战争和冲突不断发展,先从局部上,继而从整体上冲击和破坏传统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例如,欧洲30年战争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此后连绵的欧洲战争不断破坏着这一体系,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为标志,形成了1805年以后的维也纳体系,奠定了欧洲五大国的基本关系形态。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了以美、英、法、日等国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基本形态的大国分配全球利益的关系。但是,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战败国德国、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等各类性质不同的力量又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进行了不断的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大国关系的又一次调整。战后世界形成了以美英苏等主要战胜国利益分配为基础的雅尔塔体系,这一体系更由于随后展开的美苏争霸而突出了大国两极对立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雅尔塔体系逐步解体,大国关系在迄今已经大约15年的后冷战时代进入了一个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展开激烈争夺的再调整时期。

随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调整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特征,从而为实现国际关系变革中的相对稳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另一方面,传统形态的竞争、冲突仍然存在并不断发展,使大国关系调整并不能排除战争方式的可能。“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了和谐的错觉,它很快就被证明确实是错觉。世界变得不同于20世纪初了,但并不一定是更加和平”。^[37]历史的课题是,大国如何正确把握时代潮流,进行正确的决策,并采取正确的行动,真正把人类引向一个和平的未来。原因如下：

◇一方面,与历史上总是以战争打破传统大国关系形态不同,战后大国关系的解体最终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的。柏林墙的倒塌而非大国间的第一声枪响成为传统大国关系解体的标志。“冷战”而非“热战”既是战后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又是战后大国关系的终结者。决定、影响战后半个世纪大国关系的美苏对峙的结束是由于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而非美苏之间的直接战争。另一方面,大国关系的“和平演变”又决非一个完全和平的进程,在东南欧、中亚、中东、东南亚、非洲、拉美,伴随而来的内战、民族冲突、代理人战争、局部战争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一方面,新兴大国,包括发达的日本、德国与发展中的中国、印度等都尚未在军事上以及其他领域里对传统大国(主要是美国）形成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另一方面,各新兴国家对军事实力的追求与军事发展的进程和潜力已经让传统大国充满疑虑,在若干敏感的地区已经对地区战略均势构成了明显的影响,地区性的军备竞赛也隐然成型并不断发展。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革命的巨大推动,使大国之间在经济发展中,包括生产、贸易、金融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资本的利益已经超越国界,战争已很难成为大国间进行全球利益调整的手段,甚至可能成为全球共同利益的破坏者。另一方面,大国在资源、市场、技术、资本等领域的激烈竞争常常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从历史上看,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不必然地有利于避免战争,甚至有可能促使依赖性较强的一方发动战争。在利益的面前,战争仍然是重要的选择。日本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对东亚大陆的入侵以及美国通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对中东的控制等都是典型案例。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中看,“商业自由主义”无条件地认为贸易促进和平、经济依赖性有利于避免战争,这种观点都是缺乏根据的。

◇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若干局部战争的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人权的进一步关注,以及世界和平、民主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使大国国内抑制战争的因素和力量继续增长。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又成为后冷战时代全球主流思潮中的一个鲜明的特色。甚至共同的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背景也并不能必然地可以防止战争。

◇一方面,国际安全机制进一步健全,国际磋商、对话渠道和方式进一步畅通、便捷,处理危机的手段、经验进一步丰富。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战争的破坏性、战争与攻击手段的多样性、便捷性以及危机爆发的偶然性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程度。

◇一方面,“核武器的问世以及它具有的将任何交锋变成相互摧毁的内在威胁,的确最终制止了在大国力量对比缓慢变动中诉诸武器冲突的习惯性做法”。另一方面,“相互害怕核武器也只可能确保未来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发生在大国之间）继续保持在常规战争范围内,即使如此,由于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这些冲突也将是可怕的流血冲突”。^[38]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调整存在着和平与战争两种可能性；日趋成熟、理智的人类社会通过正确行动,最终实现国际关系变革中的“软着陆”,既是应当的,也是可能的。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核心的问题在于有关大国对于大国的本质以及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达成有别于最终导致冲突的传统观念的共识。这一共识是,新型大国的本质应是承担国际责任,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应是“大国合作、分担责任、分享利益”。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才可能既推动当今世界不合理国际关系的变革,同时有力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传统大国的本质是国际霸权与国际控制,决定、影响其国际地位的是霸权的强弱。新型大国的本质是国际责任,决定、影响其国际地位的是责任的大小。由此出发,传统大国关系的调整常常意味着争霸与战争,新型大国关系的调整则可能更多地意味着国际协调与分担责任；传统大国地位的获得损害经济增长、消耗和毁灭人类财富,新型大国地位的获得则可望增进人类福利。因此,无论是理论推导还是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调整的实践,都需要更加突出国际责任这一概念,引导、推动大国地位和影响力的实现过程成为协调与分担国际责任的过程。

在这样的理论模型下,我们假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大国,将逐步承担起与其他大国共同维护全球及地区稳定、积极参与全球共同事务与共同问题的解决的责任,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的责任、维护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利的责任、推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的责任,此外还有相应地渐进变革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责任等等。我们同样假定美国作为“目前惟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应当改变“冷战思维”和试图实现“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式的大国追求,承认一系列新兴大国逐步崛起的事实并尊重他们的权利,与他们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缩小南北差距,协调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不应试图建立一个什么“以美国为政治仲裁者”的世界秩序。^[39]如此美国也才能够真正赢得其以前的所有传统大国从未得到过的尊重与光荣。此外我们还要假定：其他大国同样放弃通过争霸战争谋取世界霸权或者地区霸权的企图,特别是正在重新恢复大国自信与追求的德国和日本,更应当牢记历史教训,避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以承担更大的经济、政治责任、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方式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大国应与德国、日本等一道,分别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提供地区性安全机制并进而对全球安全做出安排,使德、日等新兴大国相信自己的利益能够在这样的安排中得到充分的保证,从而没有必要以更积极的军事手段参与世界事务。面临着较大经济困扰的俄罗斯、印度更应当放弃军事立国的思想,以自身更快的发展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贡献树立自己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强调国际责任而非国际霸权,要求大国更加重视联合国的作用以及其他多边、双边国际机制的作用,努力防止暴力和威胁,通过对话、谈判等方式协调各国的立场,分担各国的责任,分配各国的利益。当前,特别是在国际安全领域,要特别突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作用,尤其要反对一个大国或少数大国通过单方面行动解决国际问题的企图。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更有可能在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演变中实现“大国合作、分担责任、分享利益”的新型关系,21世纪的世界也才更有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说过,“除非美国和苏联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否则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40]对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来说,无疑也是如此。当然,上述模式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定。在风云变幻的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对比、全球目标、博弈策略、内外环境等诸多因素都在发生并将进一步发生不可忽略的变化。在历史性的变革中能否维持大国关系的稳定,“大国合作、分担责任、分享利益”的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最终形成,将接受中国与美国这对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大国关系的实践的验证。

“许多世纪以来,人类只有一种通用语言,那就是武力”。^[41]按布热津斯基的说法,20世纪更因为其空前规模的流血而成为“大死亡的世纪”^[42]。《圣经》云“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虽然只是人类美好的理想,但我们仍然要衷心地祝愿21世纪的世界能够逐步走出战争与冲突的梦靥。

【注释】

[1]石原慎太郎、江藤淳：《敢坚决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2]《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03页。

[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4]美新署华盛顿1997年12月15日英文电。

[5]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22页。

[6]《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178页。

[7]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S.1994－1995：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 Washington D.C.：Brassey’s Press,1994,p7—13.

[8]刘靖华：《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页。(www.daowen.com)

[9]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

[10]理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11]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13]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14]理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4—35页。

[15]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

[16]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17]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

[18]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

[19]这一理论举例说近200年来的经验事实就证明“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

[20]参见郑安光《民主和平论及其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21]新华社华盛顿l997年1月28日电。

[22]王缉思：《中美可以避免新冷战》,《环球时报》,2001年6月22日。

[23]参见李少军《中美关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困境》,《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5—6期。

[2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

[25]时殷弘：“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可有的和应有的对策”,《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卷,第3期,2000年。

[26]迈克尔·沙勒：《20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3页。

[27]同上书,第101页。

[28]周柏林：《关于新世纪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

[29]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敢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74、28页。

[30]同上书,第76页。

[31]杨成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透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32]理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

[33]法新社华盛顿2002年3月7日电。

[34]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页。

[3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603页。

[36]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3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38]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603页。

[39]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40]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页。

[41]费德里科·马约尔：《冷战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42]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