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背景下的对华政策

这是网上曾经广为流传的一则笑话：

话说总统布什及国务卿鲍威尔、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看完中国影片《英雄》后各谈观感。拉姆斯菲尔德盛赞“秦国就是美国,赵国就是伊拉克”,秦国攻城时箭矢如雨相当于美国的导弹攻击……鲍威尔则认为“刺秦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袭击”,提出要“组成一个强大的反恐联盟”……

布什立起身,模仿《英雄》里秦王的台词道：“海湾地区连年战乱,百姓受苦,惟有美国才能停止战乱。萨达姆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人比便不再是痛苦。伊拉克与美国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没想到最了解我的竟是中国的张艺谋！布什我孤独一人,忍受多少责难,多少暗算,无人能懂我之心,与我心意相通……张艺谋知道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以大胸怀包容一切,那便是不杀,便是和平。……伊拉克战争一定要打,在星条旗下伊拉克人民便不再有痛苦了。”

说着布什摆弄起一个地球仪,又道：“一个‘民主’竟有十九种说法,又互不相认,极为不便,等我灭了伊拉克之后,再灭其他诸国,必将这些杂七杂八的‘民主’统统废掉,只留一种,岂不痛快！”

布什大手向前一挥：“我要率美利坚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说完那布什朝办公室墙上的扁额看去。只见那扁额上写着两个大字：“天下”。

这是一则内涵十分丰富的预言！

最根本的,它讲明了美国一统天下的“远大追求”。用我们的话说,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世界霸权。用美国的话说,就是要实现和维护美国在全球的“有力而可靠的领导地位”。对于这个不少中国人还认为有些言过其实的事实,美国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反倒更为坦然。他们甚至主张,美国不如干脆承认自己是一个帝国,其原因在于反正自战后以来“美国便在全世界承担庞大的责任义务”。1990年9月,布什总统在联合国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概念。美国在这场堪称“后冷战时代第一战”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以此“终于治愈了越南战争的创伤”。此后,“美国全球责任范围又在扩张”。一些学者因而发问：美国是否真地会演变成类似于罗马和大英帝国那样的一个帝国？

这则预言恰好回答了这样的问题。答案：既“是”也“不是”。因为,美国的确在追求全球性霸权,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帝国。在第6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今天的美国不但有强制别人服从的“硬力量”,而且有影响、引导别人服从的“软力量”；美国不仅要征服别国的土地,而且,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是试图用美国式的文化、制度来改造整个世界——“美国是一个发现自己负有把全球都变成和美国空间完全一样的使命的国家”。^[1]在美国人看来,世界都像美国那样的话,也就变得美好了。当然,美国崇尚武力,在历史上发动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争。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他们之所以进行战争,也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或者说给各国提供彼此都能受益的秩序(“战争的最高境界……那便是不杀,便是和平”）。所以美国人将自己的“帝国”称作什么“仁慈的帝国”,将自己追求的霸权定义为什么“良性的霸权”,将自己的文明定性为奈保尔所说的“普世文明”,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看作是西方文化被广泛接受的过程。

美国这种用美国式的文化、制度一统天下的心态有别于历史上的罗马和大英帝国,倒是十分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或许是编造者以及电影细节的巧合,布什最后凝望的扁额上的两个大字居然正好就是“天下”！

传统上中国对周边的影响力更多不是来自于武力的征服,而是来自于文化的教化,即,使“化外”之人最终接受中华文明的“教化”。“中华”更多是指一种统一的“先进文化”。传统的中国当然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而事实上,传统中国也长期确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仰慕“先进的生产力”到接受“先进文化”而至于政治上的服从,是中国作为国家不断扩大以及作为一种文明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基本模式。中华文化不是地域的、民族或种族的,而是普世的政治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西方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10亿左右的欧洲人和美洲人分别生活在50多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中；而10亿多中国人则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中”^[2]——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多的民族、种族,并存着那么多的宗教或准宗教信仰,在历史上还经历了那么多的分分合合。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井冈山道路通天下”式的狂热,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适用于全人类中2/3的人民。这其中既有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成分,也有中国传统“天下”思想的影子。所以,卢西恩·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3]连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也承认,“帝国精神似乎不是中国历史或政策的核心”。^[4]

但自清朝末年以降,中国即已经丧失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开始向“保存族萃”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转化。康有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的上清帝书中说,“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5]攻守易势之态十分明显。甚至一度有日本人自称为“中华”——在他们眼里,日本似乎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了“先进文化”的代表。此外,朝鲜、越南在历史上中原衰微之际都出现过自称为“中华”的情况。

美国的“文攻武卫”使美国式的新帝国主义兼有了传统帝国主义和中国式“天下”的双重特征。美国人认为,早自1913年威尔逊就任美国总统始,美国对外政策就进入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因为威尔逊“提倡一种超越美国自我利益、谋求人类善意的外交”。^[6]此后,尽管不同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各有其特点,但是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其线索始终延续。在20世纪90年代初布什政府提出的冷战后“世界新秩序”构想中,美国90年代的基本利益与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治经济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盛行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美国的理想“不但能生存,而且还能开花结果”。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人对“民主制度”一统天下的未来同样十分乐观,甚至认为因意识形态而引发人类争斗的历史行将“终结”。由此出发,克林顿政府提出“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扩展战略”。1994年发表的《参与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维护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作为出发点,并认为“安全、经济和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支柱。其中,“促进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全世界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制度”。报告特别强调,“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加入这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共同体”。^[7]在2005年小布什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一篇20分钟的讲话竟42次提到“自由”,“反恐”主题明显被“民主自由”所取代。

在今天的世界,真正的大国“必有某种独特的经验和力量持久地影响着时代,也就是说它必须提供一种可供遵循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制度两个方面”。^[8]在美国人看来,“如果我们只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斗争,我们就不是一个非常令人自豪的超级大国。”^[9]尼克松更明确地声称：“我们有资格去领导吗？除非我们拥有超越和平、超越我们的安全、超越我们的富裕的价值观念,否则,我们就不能领导。……今天,美国必须再一次证明,我们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有道德、讲原则的国家,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10]

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发展看,美国在历史上似乎第一次如此之近地接近着这一目标。“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11]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时代,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西方迎来了推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全球化、建立一个更类似于自己的世界的大好时机。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将自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历史的终结”。福山浪漫地声称,“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12]布什总统则在其199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声称：“美国在这一切的努力中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在世界各国中,惟有美利坚合众国既具有道义上的声望,又具有支持这一声望的物质力量。”(www.daowen.com)

的确,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军事实力均已到达鼎盛时期(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美国约占30%；其国防开支比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总额还要多1倍）,其市场经济模式引领着全球性的制度变革,其“民主”与“人权”的旗帜使其甚至在“道德”上都似乎处于“强势地位”,而其处理和解决全球事务的制度、体系、程序等所谓的“国际机制”也在不断推广之中——“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前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13]在尼克松看来,美国还“具有领导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经历”以及“作为诚实的中间人行事的信誉”。^[14]

在冷战后的实际政治中,美国在海湾战争、波黑行动、海地行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历次对外行动中连连以极小的代价赢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使得美国更倾向于在全球采取进攻的态势。俄罗斯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全球影响力仍在继续相对下降。特别是俄罗斯自前苏联瓦解为十几个主权国家之后,其经济排名甚至落后于韩国、西班牙和巴西等国之后,实力已不同于当年。日本和德国似乎正在争取重新获得世界级大国的自信,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受到诸多掣肘。作为一个欧洲国家整体的欧盟出现了巨大的潜力,但前景仍不明朗。在一些美国人看来,惟一的例外似乎是中国。在美国实现其“伟大理想”的进程中,中国经济的起飞、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扩大,甚至在世界军事舞台上的日趋活跃便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还是作为新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新秩序的推动者,还是作为当今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当然最为关注那些实力相对强大的或者是上升势头较快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关系可能成为决定或影响下一个全球大国关系形态的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于中国的定位出现了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1992年春末,哈里·哈丁率先提出了“非敌非友论”的观点。他在《脆弱的关系：1971以来的美国和中国》一书中说：“美国的政策应当基于这样的认识：两国的利益既不完全一致,也不完全冲突,而是部分一致,部分对抗。中国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敌手,而是美国必须与之对话、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用力气与之讨价还价的国家。”^[1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开始大行其道。例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似乎就十分悲观。他说：“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16]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也认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巨大的、不断繁荣的国家可能在其边界之外显示力量”,中国作为“具有文化优越感和在历史上曾遭受世界上其他国家痛苦对待的国家,是难以安于现状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和世界秩序的其他部分形成挑战”。此外,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认为：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敌人还是朋友,还在变化之中；而“如果把中国视作敌人对待,那么它就会变成敌人”；“如何对待中国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从后冷战时代的实践来看,美国的主流看法是：全球性强国至少应该包括占有绝对优势的军事能力、引领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能力以及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上的世界性影响力等；在可见的未来,中国还不会成为这样的全球性强国。但另一方面,美国也认为,中国综合国力增长迅速,军事现代化不断推进,其古老的文明与独特的现代化模式相结合正在产生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中国已经或迟早会对美国的地缘和战略利益构成重大挑战,从而成为美国领导21世纪的重大阻力。

从这种认识出发,美国认为,要进一步确立和维持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必须防止欧亚大陆出现新的“权力中心”,不允许别的国家超过美国的力量、挑战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在2002年9月27日布什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其第8部分《制定与其他主要全球权力中心的合作性行动日程》已经明确将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并列为第二类所谓“全球其他权力中心”(第一类国家是作为美国盟国的欧洲与亚洲国家）。而要达到此一目的,美国认为应当像当年对付苏联一样,在其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中刻意防范、牵制乃至于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自1947年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政策主张至今已近60年,但“遏制”政策似乎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7月31日的一篇文章,其题目即为《我们为什么要遏制中国？》。美国对华政策领域一些重要的官员也明确地谈到“遏制政策”的可能。

在后冷战时代初期,由于前苏联威胁的解除,美国曾一度认为自己进入了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并一度准备收缩海外军事力量。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相继凸显后,再加上双方在经济利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对抗,以及中美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发展,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的一面便日渐突出。特别是小布什政府认为,在后冷战时代,一系列世界性的大国正在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博弈。美国要想进一步实现和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就必须遏制任何威胁美国利益或者可能威胁美国利益的挑战者,包括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即使在“反恐战争”需要中国合作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压力也并没有减轻。中美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更趋复杂。可以预计,这样的思维和政策趋向具有长期性质,不会因为具体的事件以及政治党派和政治人物的更迭而有根本的改变。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博弈并非完全是势不两立、不可调和的“零和游戏”。同样是在充满矛盾的上述各个领域,中美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其互补的、可以相互调和、妥协的一面十分明显。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说,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没有美中战略协调作为美国参与欧亚事务的东部支柱,美国就不可能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没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美国就不可能有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因此,对美国来说,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在被吸收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框架之后,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17]反过来说,按照美国人的说法,美国在亚太的防务关系网虽是冷战时留下的,但经过调整可以为本地区所有国家带来好处,是亚太和平的重要支柱；中国同样可以在美国式的安全架构中受益。更何况,中美两国还有着超出亚太地区以外的更广泛的安全关系。此外,在经济贸易、科技、教育、环保等领域,中美也存在合作、协调的一面。

从客观的角度看,后冷战时代中国的强大、稳定、开放和繁荣及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已是既成事实。美国坚持冷战思维、对华实施遏制政策已经达不到美国试图实现的目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与中国发生对抗美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除非美国决心承受这样的代价。美国承认,除了与中国接触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论中美关系是顺利还是恶化,两国政府除了对话以外,没有其他替代办法。今天,让中国与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包括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及融入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不可回避的也是最现实的选择。美中两国可以共同努力谋求共同利益,也可以相互敌对,玩一场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损的游戏。前者使中美两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繁荣得到最大的促进。后者则充满风险,而且似乎也并不可行。所以,不少美国人认识到,“与中国为敌不符合美国利益”。

进一步分析,美国也认为,“设想同重新崛起而又越来越民主的中国建立亲密的关系并非不可能”。^[18]而按照后冷战时代颇受西方国家青睐的“民主和平论”的观点：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19]；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20]这一理论的必然结论就是,“民主国家”越多,和平的可能就越大；美国应当不断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推进“民主”和“自由”的事业,以达到其“使敌国不成为大国,使大国不成为敌国”的战略目标。尽管“民主”是否必然导致“和平”、一国国内政治体制是否与其对外政策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但这一理论的确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订。

可见,美国既存在遏制中国的动因,同样存在维持美中关系的总体稳定的动因。从应对中国的方式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存在“接触”(engagement）与“遏制”(containment）两种选择的争论。“接触”政策认为“美国应同中国接触,以便能在取得一致的领域同中国合作,在意见不一致的领域表明并坚持美国的观点,以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21]甚至改变中国的国内政治,促使中国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接触”政策毕竟在客观上降低了中美爆发直接对抗以及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要补充说明的是,“民主和平论”既可以推导出“接触”论,同样可以推导出相反的结论。正如美国美中安全检讨委员会撰写的《美中安全检讨报告》所言：“如果中国富裕而不自由,那美国可能会面对一个可能对我们的民主观念不友善的富裕强国,并且与我们直接竞争在亚洲和亚洲之外所发挥的影响。”事实上,早在战后时期如乔治·凯南这样的战略家那里,判断苏联的对外政策就不是根据其领导人的意愿,而是来自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这是乔治·凯南在其著名的“八千字电报”和“X”文章中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样的判断继而导致他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战略,从而进一步直接导致了美苏冷战的形成。在这样的思路下,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实现“民主”,美国同样就可能一天不能感到“安全”。而1989年政治风波及此后中美之间的一系列交锋使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并不那么容易“驾驭”,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许多美国分析家原来以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改革,将造成政治制度的重大变化,向往现代化的中国青年一代也会在政治上‘亲西方’。但是,这些幻想都在一一破灭”。在1999年5月的“炸馆事件”、2001年4月的“撞机事件”中,“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激情,是美国许多观察家所始料不及的,也加深了美国朝野对中美矛盾的深刻性和长期性的认识。美国通过增加接触促使中国演变的手段没有奏效,就转而更多地采用从外部施压的强硬手段”。^[22]

其结果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十足的两面性。按照2002年布什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观点：一方面,美国承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促进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之出现”,表示美国与中国已经在反恐、朝鲜问题、经贸等利益重叠的领域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特别是肯定了“9·11”事件后的中美关系；另一方面,美国也强调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人权、不扩散以及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等领域的深刻分歧,特别是认为中国“能够威胁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邻国”,同时攻击中国在政治上“走在过时的道路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9·11”事件虽然一度使中美关系“再次正常化”,但是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判断,“反恐战争”也没有改变东亚地区的国际战略态势,恐怖主义势力等非国家行为体对美国的“威胁”也并没有取代某些“国家行为体”被美国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威胁。为防止其他国家挑战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美国的武装力量将足够强大以阻止任何潜在的敌人追求超越美国军事力量或者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力量的目标”,这仍然是美国东亚及全球战略的主轴。

上述这种充满两面性的对华政策被称作“congagement”,即既“接触”、又“遏制”,通过“接触”减少冲突,通过“遏制”防止冲突。^[23]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出现过对中国“遏制而不予孤立”的说法(1966年3月13日美国副总统汉弗莱的电视讲话）。从后冷战时代总的情况看,美国对华“接触”的趋势仍在发展；但是其“遏制”的一面同样十分明显,在特定的危机时期甚至直接危及“接触”战略；从未来形势的演变看,也不能排除中美之间爆发冲突和对抗的可能,美国也的确在认真地准备着“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